清末国家内忧外患，官场更为混乱不堪。时人以“猪圈”比拟官场，蠢猪比喻官员：“中国当道大员，向来沉卧不醒，不啻食粟之猪。除眠食外无所事事。其办事也，又如水中之虾，有人捕之，则奋身一跃，悠然而逝。且所跃又近，而其势甚小，以后不复再跃，须复有捕之者，乃不得不跃耳。”意思是这些当官的就是只知道吃和睡大觉的蠢猪。如果让他们办点事，求爹爹拜奶奶，结果他们就象一些河里的虾，有人来捉了，才动一下。动又动不远，以后也不动。除非又有人来捉，才不得不再动一下。

　　北京是“首善之区”，结果崇文门税关的弊端极多，“老馆虐，新馆酷，官吏下役，常征收额外之税，种种横暴不胜枚举。观其自奉，盛蓄仆从，口厌膏粱，大厦高楼，一时赫耀，非由剥削加重，何以得此暴富哉!”只要是拿到了这个差事，没有不几天起高楼、有多套房产的。要说钱从哪里来，靠工资?鬼才相信。

　　一方面国家大量加税，另一方面却是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了官员的腰包。以盐课为例，“所收之款，侵蚀更甚。解入国库者不过十兆两，盖仅实收之数成耳。其余巨款又为办盐务上下人等私肥己囊矣”。盐税所收的绝大部分都成了相关官员的提款机。

　　官员的冗滥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尊奉君主，多设官吏，以为饰观，朝廷之上，滥竽充数者，不知凡几，此实历代相沿之旧例也。清朝起于满洲，抚有中国，一循旧例，又以开创之初，满人虽立战功，而不能通达政事，遂并用汉人，故冗官滥员，较昔尤众”。

　　也就是说，为了保持爱新觉罗家族的私利，朝廷大肆设官、封官，提拨一些并没有什么功劳的一小撮人(满族人)，这些被提拨的一小撮人又完全干不了活。朝廷只好又大量提拨汉人，进一步加剧了官员人数的泛滥。指望这些人，真是国家的悲哀。当然，欺负老百姓，他们都很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