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说的是宋宣公废除太子与夷，而立自己的弟弟子和，也就是后来的宋穆公。后世对让贤的评价往往很高，可是在宋宣公的让位事件中，史书却贬斥为宋国内乱之始，宋宣公的这个黑锅背得也是太大。

　　殷商以来，王室爵位多为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而且代代传承，可谓是殷商王族自觉意识上的墨守成规。因此《史记》载：”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宋宣公的理由冠冕堂皇。这种制度体系在殷商时代是名正言顺，更容易发展为“举贤避亲”。但在周王国时期，在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已经推行数代而后，宋国违背这种体系，就显得颇为异常。那么，这种理念是来自哪里呢?

　　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时期，有个三代老臣，名为正考父。这位老臣是宋国王族成员中的重要人物，在宋国朝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宋国是殷商后裔，自周王国建立以来，就保存着自成汤建立殷商以来的列祖列宗的颂词，以用于宗庙祭祀和歌舞，其中就有著名的《桑林之舞》。

　　《毛诗》载：”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这里的礼乐废坏说的其实很有可能是宋国的思想潮流发生转变，尤其是王室成员已经忘记了殷商以来的家族传承，导致宋国贵族的优越感渐渐丧失。宋国戴、武、宣三公在宋国君主史上，评价都还算比较中肯，不属于昏庸和迂腐之主。

　　周王国的文书典章管理相当森严，普通人是没有权力整理编撰的。《国语》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为什么要到周王宫的太师那里去整理殷商典章，这说明宋国王室所保存的殷商典章极有可能在三代之间已经支离破碎。宋国君主发现礼崩乐坏，归咎其根源，就是在于这些家族传承的东西遗失，也才会安排正考父前往周王宫，以整理殷商典章。

　　作为胜利者的周王室，对于宋国文化应该是不屑的。但是到宋国三代之时，不仅宋国呈现礼崩乐坏的趋势，周王国也已经丢掉了曾经兴盛的岐山疆域，而搬迁到了东边的河洛地区，天下诸侯四分五裂，周天子颜面尽失。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和管理制度，也便受到严峻挑战，对于宋国这种复兴传统文化的做法，周天子显然是支持的，这也就是正考父编撰殷商典章，得到王室贵族们的支持，并还能载录史书的根源。此时的殷商文化多半也已经进入周礼系统，宋国文化的话语权取得重大胜利。

　　这种文化的中兴，必然刺激着宋国君臣的热血，宋国全国也必对全面复兴和贯彻落实殷商王室的文化而坚持不懈，到宣公时期，正考父已经历三代君主，年岁渐老，而其所主导的“殷商典章全书”，多半已经完全成型，并成为宋国王室的必学科目，宋戴公如此教育宋武公，宋武公如此教育宋宣公，他们就是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对周王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和殷商的“举贤避亲”制度的选择中，宋宣公完全认定的是“举贤避亲”的优越性，也才会出现让位子和的事件。子和亦为宋武公的儿子，是宋宣公的亲兄弟，显然其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举贤避亲”，所以后来宋穆公子和临死之际，还是做出了让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