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改变国家现状，但令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最后还一败涂地，不但大小官员都反对，就连百姓也集体上访闹事。

　　而倔强的王安石还是坚持改革，他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当事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在他看来老百姓暂时利益受损是为日后利益增加。

　　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新旧党争的危害变得更大。神宗时期新党执政，旧党靠边。高太后垂帘听政时，为了掌控权力，扶持旧党排挤新党。等小皇帝哲宗继位后又大力清扫高太后的势力，引进新党。等到宋哲宗去世之后，向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又上台。等向太后去世，宋徽宗亲政，新党又当台。

　　王安石的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太过激进。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法宝，儒家讲究谦让、中庸，如果太激进，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提出过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狂言。

　　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

　　不能沿着制度改造、制度创新的方式来解读中国史，毕竟古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多元、更复杂，它在制度上往往会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因中层羸弱，执行力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这才是历代王朝面临的真问题，至于发展、变革之类，既然外部没有真正的挑战者，大概不会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没什么意义，王安石变法的价值也绝不在制度创新上。

　　总之，更愿相信古人的看法，王安石变法应对北宋灭亡负很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