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服饰是古代中原华夏(古代汉族)甚为重视的文化内容,因此,在汉文史料记载中,也往往以衣冠服饰的差异来划分族群。服饰、发式是一个民族习俗中最显明的表征之一。从服饰和发式来看,上古时期,“披毡、椎结,是彝族男子装扮的主要特征”。[1]随着历史的发展,彝族各部的迁徙分化,彝族男子传统服饰出现了地方性和支系性差异。本文从汉文史籍中梳理并窥探古代彝族男子传统装束形象,并梳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变情况。

    一椎髻和披毡

    古代彝族男子椎髻最早被汉族注意到。在《史记》中司马迁说彝族先民西南夷“皆椎结”,彝族成为“椎结之民”。“椎髻”又称“椎结”,意为将头发结成椎形的髻。古代彝族男子的椎形髻位于额顶,头上发髻突出一撮如角状前突。彝族先民的椎髻习俗至今仍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中延续。

    古滇国的统治民族古滇族是在古代彝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滇国时期,彝族先民就着椎髻、披毡之习。对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考古发现的研究,也证实了彝族男子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普遍有椎髻、披毡之习。冯汉骥先生认为,乘马的滇族男子,肩上所披之毡有如当代彝族。在他所分析的7组人物形象中:A组自成一类;E、D两组为“编发”类;BCEG为“椎髻”类,和滇族关系非常之密切,为今彝族先民。椎髻之民在古滇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与滇王为同姓,是十分近似的族类。滇王未得到他们的同意以前,不敢单独降汉。[2]此外,方国喻研究认为,汉代前期古滇国“滇族男子乘马时所披的披风,绝类现在彝族所披的毡。”[3]马长寿也从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研究认为,“‘滇族’的形成,亦可能是在彝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4]在历史学研究中,大多学者根据古代彝族独特的传统服饰打扮来判别族属。

    从汉文史料可知,汉代彝族既有编发,又有椎髻。《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西南夷……此皆椎结”。此外,《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与椎髻之民做铁器生意致富的一个汉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史记》中的记载也可以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从晋宁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所铸刻的众多人物的发式和服饰来看,发式有“编发”者,也有“椎髻”者,这与汉代彝族先民既有“编发”,又有“椎髻”两种发式完全一致。[5]

    除了椎髻,古代彝族的披毡习俗也被他者注意到,并在史料中留下了遗迹。从此,椎髻和披毡往往同时出现,成为古代彝族的典型形象。披毡既可以挡风遮雨,又可以包裹身体御寒,因此,古代彝族,上至君王酋长,下至普通百姓,都披披毡。当然,披毡的种类多样,质地各异,上流阶层披质量上等的披毡,如南诏王异牟寻见唐使时就“披大虫皮(虎皮)”;广大民众披棉、麻和羊毛混合而织成的披毡;牧者披牛皮、羊皮披毡;贫者、耕者披绳草树叶编织成的披毡。

    古代彝族披毡质地良好,做工精美,富有特色,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成为一种较为高档的礼品和贡品。据史料记载,彝族披毡在宋代时与外界交易。周去非《岭外带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物。”贵州水西部的毗那常与邕州交易,其中所带披毡为必备之物。元代,披毡成为贡品,《元史·本纪》载:“大德元年(1297年),六月甲寅,罢亦溪不薛岁贡马及毡衣。”明朝洪武十三年(1350年),霭翠为征讨云南的明朝军队贡献了10000领披毡。[6]

    二汉代至元代,椎髻、披毡、佩刀、戴笠、跣足成为古代彝族男子典型的传统装束

    魏晋时期,汉文史料中彝族男子的形象开始成型固定,椎髻之人披披毡成为古代彝族男子的传统典型装束。1963年云南昭通后海子中寨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墓中西边壁画有夷汉部曲图,共三排:第一排13人,着汉装;第二排13人、第三排14人,装束均为“夷”,梳有天菩萨发髻,披毡,赤足,与今四川凉山州彝族装束相同,明显可知是彝族先民。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在清朝武力改土归流之前,彝族一直是昭通的世居主体民族。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曲头”,具体义未详。[7]“木耳”即用木制耳环穿耳。“环铁”即以铁环为手镯或项圈。“裹结”即头上挽髻而以布缠裹,“结”通“髻”,指椎髻,现今彝族的英雄结就是如此。

    唐代,从当时汉文史料中印证,彝族先民的椎髻、披毡之习已经非常普遍和盛行,且椎髻形式多样,并形成阶层差异。《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乌蛮,……男子椎髻。”樊绰撰《蛮书》记载:“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已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戴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从此可知,“蛮”成年男子一律披披毡,其服饰大体与汉族相同,但是头顶上的发髻却与汉族有较大差别。达官贵人喜欢用红色的绳子、布带等束住发髻,或将头发绾于脑后作髻,贵族戴头冠,其形状像一花筒,包裹住发髻。此时椎髻、披毡的习俗成为一种时尚,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亦不以为耻”。南诏国清平官及大将军等皆跣足,南诏国王室是彝族,南诏政权是彝白两族统治者的联合专政,因此,这一时期的彝族有跣足的习俗。

    宋代的汉文史料中进一步指出,椎髻、披毡之人为彝族远古传说中的文化共祖笃慕后裔。《宋史·叙州三路蛮传》中说:“石门蕃部,乌蛮仲牟由裔。俗椎髻,披毡佩刀,居住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宋代,在滇桂交界处一带有一个强大的彝族部落王国,称自杞国,该部彝族常到广西境内做马匹生意,任职邕州的吴儆在《论邕州化外诸国状》中称:“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性作了详细描述:“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概括出了该部彝族的装束是椎髻、披毡、戴笠、背弓、佩刀。

    元代,彝族又被称为罗罗,但仍沿用之前的称谓,汉文史料中记述了彝族男子椎髻、披毡的形象。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髭须,左右佩双刀,喜斗、轻死。……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雟皆此类也。”周致中纂集的《异域志》中说:“西南夷,国人椎发跣足,衣斑花布,披色毡,背刀带弩,其人勇悍,死而无悔,西戎皆畏之。”

    三明清两代,在保持椎髻、披毡的共性外,各支系有分化和发展

    在《史记》中,彝族先民属于西南夷。魏晋时称叟人、爨人,唐时称乌蛮,元时称罗罗,基本指的都是彝族先民。但是,明清以前,汉族对彝族的认识大多较为模糊和笼统。明清两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的汉文地方志,对彝族的介绍信息有所增多和深入。此时椎髻、披毡仍然是彝族男子的典型形象,但在此基础上,各地各支系有所分化发展。

    明时西南地区彝族的分布非常广泛,遍布滇川黔三省。《明史·土司传》说倮罗“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彝族男子传统装束,除了椎髻、披毡,还有以布缠裹椎形发髻,或在椎形发髻上戴竹制斗笠。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于景泰六年(1455年)完成刊印,为云南省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云南地方志,书中记载彝族时说:“罗罗,男子椎髻披毡,摘去须髯,以白布裹头,或黑毡缦竹笠戴之,名曰茨工,见长官贵人,脱帽悬于背,以为礼之敬也。”明嘉靖《寻甸府志》也说:“黑罗罗,头戴黑毡笠。”戴笠之习后来被彝族毕摩继承了下来,竹笠成为毕摩法帽,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四川凉山、贵州毕节、云南楚雄、大理、红河等地的彝族毕摩均如是装扮。

    清代是彝族传统服饰变化较大的一个时期,自此之后逐步形成了彝族服饰遗风同一,特点各异的风格。[8]彝族传统服饰文化正式形成“一体多元”的局面,“一体”是指具有稳定性、统一性、同源性的一面;“多元”是指在一体基础上发展的分化和流变。如男子传统椎髻头饰方面,居住在今云南红河州的部分彝族,还在发髻上插上骨簪作为饰物。康熙《广西府志》说“黑罗罗,挽髻插骨簪”。清乾隆《弥勒州志》说“黑罗罗,挽髻插骨簪”。今云南文山州马关县一带自称“桃花人”的彝族,当时其装束也是“披羊皮或披毡,前梳髻”,也是典型的彝族传统装扮。清道光年间贵州《大定府志》载,古代水西、乌撒彝族男子也与云南、四川的一样:椎髻、布帕裹头、披羊皮、戴斗笠,穿鞋。清代的《百苗图》,着意反映了彝族衣着习尚中的一些特点:一是披毡;二是梳成尖髻的天菩萨发式;三是分段的百皱褶长裙。[9]而前两个特点指的是彝族男子。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中记载了西南各地彝族男子的典型形象:头部,或椎髻、或在椎髻基础上缠头、或在椎髻的基础上戴笠帽;耳朵穿戴耳环;服饰,披毡;配饰:携弓弩或佩刀。清光绪年间《黔南苗蛮图说》中用彩绘方式描述了清末贵州彝族的形象也与上述大同小异。这些文献史料对了解古代彝族服饰文化,梳理其流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彝族男子椎髻、披毡、缠头、戴笠、戴耳环的习俗,在滇黔部分彝族地区一直延续至民主改革初,而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则一直延续至今。如民国23年(1934年)《宣威县志稿》中描述了当地彝族的几种穿戴形象:黑彝,“男椎髻,头缠皂布,左耳戴金银环,衣短衣,大领袖,著细腰带。”白彝传统发型服饰“悉如黑种(即黑彝),婚丧嫁娶亦同”。民主改革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滇黔多数彝族地区,彝族男子传统服饰文化日渐消失,所剩无几了。目前,相较之下凉山彝族保留和传承古代彝族男子传统服饰文化居多,故四川凉山彝族对当前展示、弘扬彝族传统服饰文化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四结语

    从汉文史料看,西南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男子形象无疑是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而女子传统服饰则各地各支系差异较大。族群是内部自我认同和外部他者认知共同交互构建起来的,椎髻、披毡、裹头、戴笠、戴耳环是古代汉族对彝族男子的共性认知。因此,除了通常认为的彝族文化共祖笃慕及六祖、家支宗法制度、毕摩文化、语言与文字(书同文)、支格阿龙等五大认同,古代彝族男子传统服饰也应成为彝族的第六大共同认同。

    综观所述,历史上彝族传统服饰文化呈现“一体多元”的局面:“一体”是以彝族男子为主体,以椎髻、披毡、裹头、戴耳环为民族主要特征,属于同源的一面,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统一性,是整个彝族的共性特征,成为一种共同文化认同;“多元”,是指各地各支系彝族传统服饰特别是女子服饰呈多元化、复杂化、本地化,属于流变一面。了解历史上彝族男子的装束形象,对了解、传承和创新彝族传统服饰文化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易谋远.彝族史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35.

    [2]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M]//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北京: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2-103.

    [3]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53.

    [4]马长寿.彝族古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4.

    [5]王天玺,张鑫昌.中国彝族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450.

    [6]王明贵,王继超.水西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89.

    [7]常璩.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M].刘琳,校注.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8]白兴发.彝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53.

    [9]杜微.百苗图汇考[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