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缓慢迁徙,逐渐形成现在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在不同的苗族支系中,其服饰差异很大,从纹饰、色彩、款式到制作工艺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1]。由于没有文字,苗族女性通过自己的审美意识将本民族的历史变迁、传统故事以及宗教习俗等信息织入服饰,其中蕴含着古老丰厚、光彩夺目的民族文化信息。苗族的服饰不仅具有生活的实用性,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是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曾有人将其评价为“中国服饰史的活化石”和“穿在身上的史诗”。本文以我国苗族服饰期刊论文与苗族服饰专著两个方面从文献计量学角度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关于我国苗族服饰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现状,进一步促进苗族服饰的研究,推动民族文化繁荣。

    1学术期刊的论文分析

    1.1论文的来源与分析

    笔者于2010年进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苗族服饰”为关键词;范围:全部期刊;匹配词:模糊;时间从最早1911年至2009年开始搜索,共检得相关文献528篇,经过遴选,剔除不相关的文献,对收入的347篇关于苗族服饰的研究论文进行归纳整理,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苗族服饰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1989年。其间共发表论文13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3.7%。最早是1959年裴学度发表在期刊《装饰》上的《贵阳花溪苗族挑花》一文,文章以黑白照片展示了贵阳花溪、乌当一带的苗族服饰特点,并提及如此丰富的民族艺木应该作较系统的资料收集与科学研究。之后是1980年马正荣在期刊《装饰》上发表的《记贵州苗族刺绣、蜡染在日本展出》一文,说明这时期的苗族服饰已引起世界的关注。该阶段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论文质量高,有10篇分别发表在核心期刊上[2],占该阶段发文总量的78%之多。第二阶段:1990~1999年。其间共发表论文87篇(年平均发表论文8.7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说明研究苗族服饰的情况逐渐好转,已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三阶段:2000~2009年。这十年间共发表论文247篇(年平均发表论文量增加到24.7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71.3%,论文发表与日俱增,达到高峰期,已占据全部文献的绝大部分。研究表明,苗族服饰的研究论文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发文量相差234篇,占总发文量的67%。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民族研究受到高度重视,苗族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苗族服饰研究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逐渐广泛,从最初十年间的理论研究、服饰描述、刺绣蜡染等研究扩展到图案纹饰、技术应用、宗教信仰以及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和传承与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1.2论文的期刊分布与分析

    统计发现:关于苗族服饰研究的347篇论文分别在145种期刊上发表。其中有105篇论文刊发在29种核心期刊上[2],占总论文数量的1/3;其它则散见于《新美术》、《文化交流》以及各大学学报等66种刊物上。另外,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的刊物有50种,其载文量达233篇。苗族服饰研究的论文发表较分散且不均衡,相对刊载苗族服饰研究的论文由多至少排序如下:《贵州民族研究》、《装饰》、《民族艺术研究》、《民族论坛》、《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民族艺术》、《美术大观》《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凯里学院学报》、《饰》、《中国民族》等13种期刊,占所统计论文总数的54.7%,累计载文量129篇,约占总量的1/3。说明这些刊物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同时说明苗族服饰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研究领域和艺术研究领域,也散见于文学、教育等刊物。

    1.3论文的主题分布与分析

    通过对期刊论文的主题分布统计,关于苗族服饰研究的主题分布主要表现在服饰文化变迁和支系类型等理论研究、图案纹样与装饰艺术、刺绣蜡染、银饰头饰、戏剧舞蹈、旅游开发、宗教信仰、审美价值、工艺技术、传承与保护以及对现代艺术的影响等方面。不少学者还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挖掘苗族服饰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作为纹饰绣在服饰上的文字符号也在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其中苗族服饰的遗失、传承与保护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该主题在2003年开始出现,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表明苗族服饰的流失、传承与保护等问题成为研究热点而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2论著分析

    通过进入国家数字图书馆、贵州数字图书馆、读秀学术搜索等学术网站输入“苗族服饰”进行图书搜索,共搜得相关专著21册。逐一查阅发现,较早出现的论著是1964年5月出版的《贵州台江苗族的服饰》(中科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出版),之后历经***。从1976~1980年出版的均为手绘图集,反映这一时期的苗装研究属起步阶段。1989年由民族文化宫编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苗族服饰》以大量彩色照片,部分采用了杨通河的手绘图画作品,图文并茂,第一次系统地展示了苗族服饰的魅力,引起各界学者、收藏家及文化研究者对苗装研究的兴趣,无疑对苗装研究和收藏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苗装的分类体例方面对苗装研究的影响十分深远[1]。随着20世纪80年代苗族服饰研究热潮的掀起,相关论著层出不穷。进入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苗族服饰文化》(杨正文著)最具代表性,这是一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描写和论述苗族服饰的学术专著,这部特色鲜明的著作填补了我国民族学界对民族物质文化领域研究的一个空白[3]。2000年以后苗族服饰研究进入高峰阶段,出版相关论著12本,占总论著的57%,与同时期发表的期刊文献比例(71.4%)相近。范围从最初的服饰描述、刺绣蜡染等研究逐渐深入到图案纹饰、宗教信仰、技术应用以及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和传承与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3结语

    通过对国内苗族服饰研究的学术论文及论著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还发现,苗族服饰研究者的地区分布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属研究活跃区。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著名苗族服饰研究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苗族学者杨正文教授。在《苗族服饰文化》一书中,杨教授首先梳理了前人对苗族服饰类型划分的研究,认为其他专著只是简单地根据方言区、款式和风格的差异来划分,忽视了服饰的性别、年龄以及穿着功能上的区别。他依据服饰结构、装饰部位及穿着方式等形成的风格,把苗族女装科学地分为14型77式。此外,杨教授还著有《鸟纹羽衣苗族服饰及制作技艺考察》、《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资源保护研究》等专著;其论文《凯里市营盘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黔东南苗族传统服饰及工艺市场化状况调查》分别发表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上,均属核心期刊。可见杨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由民族服饰研究转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边缘化和文化遗失是民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4]。贵州民族文化宫研究馆员、民族文物考古专家席克定著《苗族妇女服装研究》首次用考古学方法对苗族服饰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苗族妇女服饰保存较为完整,“贯首装”和“对襟装”的各个款式都是在宋、明时期演变而成,“大襟装”各款式是在清代演变而成,由于长期不断的迁徙,使苗族妇女服饰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类型特征,并发挥着内部婚姻集团标记的社会功能[5]。中国艺术研究院人类学研究中心安丽哲所著《符号·性别·遗产苗族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认为苗族服饰上的纹样被称为“穿在身上的文字”,如何解读这些历史传承中的“文字”?是该书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作者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对贵州梭戛长角苗的服饰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还参与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国家重点课题。先后发表了《陇戛长角苗妇女的服饰文化》、《苗族服饰纹样的生活化解构》、《苗族服饰纹样的符号解读和文化功能》、《民族服饰文化遗产应如何保护?—苗族服饰调查带来的思考》等学术论文。

    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外来力量的强制保护,最后保护下来的只能是无生命的僵死物质形式,只有提倡“文化自觉”才真正符合传统文化健康发展的规律[6]。正如杨正文教授认为:聚焦于苗族服饰研究不能不把苗族妇女的生活作为视点,苗族妇女不仅是苗族服饰的制造者,而且是苗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继承者[1]。因此,如何继承自己的传统又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