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干戈碰撞的电闪雷鸣中拉开帷幕的。大禹的儿子启，改变了过去禅让方式确定首领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奴隶制国家夏(约公元前21世纪一前16世纪)。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东夷部落的强烈不满，在首领伯益的领导下，起兵反抗，爆发了夷夏战争。后来，伯益战败身亡。启为了镇压东夷的反抗，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把他的军队集中在大乐的旷野里进行击刺练习(《山海经·海外西经》)。东夷族善于使用弓箭，有很多神箭手。古代神话中有名的英雄，曾经弯弓射落过九个太阳的羿就是他们后来的首领，在夏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羿率领着他的神箭手们又与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从此，战争就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武术的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兵器的演进、战术的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作战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军队由车兵和步兵组成，车兵是作战的主力。战车由两匹或四匹马拉着，车上有三名武士，站成一个“品”字形。位于中间突前位置的是驾车的御者，由善于驾驭战车的武士担任。站在左方的是射手，也是车长，拿弓搭箭，负责较远距离的杀伤；右侧的武士是击刺手，拿着长矛，等到与对方的战车相接时做近距离的搏杀。由于在车厢里作战，车上的武士们走动较少，披挂的铠甲也比较重。在战车后还尾随着一定数量的步兵。军队的骨干都是贵族子弟，士卒由自由民充任。在打仗时，奴隶也有从军的，但只能充当徒兵或服一些杂役，不在正式军队编制里。

　　古代的战车大而笨重，一辆车加上四匹马至少占地九平方米。车轮很大，直径大约有1.2—1.6米，但是车厢却很小，还不到半平方米。为了增加战车的稳定性，采用延长车轴的办法。由于车轴很长(近三米)，交战的双方战车相错时，至少要有1.6米的间距才不致于撞车。这样，车战中的兵器必须有相当的长度才能击到对方。于是，战车上配置的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都有令人吃惊的长度，其中酋矛20尺(约4.3米)，夷矛24尺(约5.25米) (《周礼·考工记》)。在后来出土的一些随车兵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戈、戟、矛的长度约是人身高的两倍多。

　　古代的这种车战促进了长兵器的运用。但是，由于兵器过长，又受到沉重的铠甲和窄小的车厢的限制，不可能发展出比较复杂的兵器使用技术。在这一时期，一般来说，谁的力量大，蛮劲足，就能打败对手。因此，这时武艺训练主要是力量训练。另外，车战还大大促进了箭术的发展。与长而笨重的矛戟相比，弓箭在车战中的作用变得非常突出。由于车辆比较笨重，难以运转灵活；四匹马驾车，也很难操纵自如，达到很高的速度；再加上一乘车有四马三人，目标很大，既可以射人，又可以射马，在双方阵列相接之前相当远的距离弓箭就可以发挥威力，杀伤敌人，使敌人仰马翻，阵脚大乱。但是由于射手是站在颠颠簸簸、摇摇摆摆的战车上举弓发射的，要射得既远又准，必须经过严格训练。于是，射箭训练成为商周时期(周代：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军事武艺训练中最重要的内容。上至天子，下至普通平民，无人不练习射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不论是祀天祭祖，还是诸侯来朝，欢宴群臣，都有各种形式的射箭比赛，叫做“礼射”。在这些射箭比赛中，天子和他的属下们在鼓乐的伴奏声中，按照复杂的仪式张弓射箭。乡野中的平民也有一年一度和两年一度的射箭活动，叫做“乡射”。西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也把射箭列为必学的“六艺”之一，要求贵族子弟从15岁就开始学习。射箭课要求很严格，既要射得有力量，又要准确，还要掌握五种不同的射法，即白矢(射透箭靶)、参连(三箭快速连续发射)、剡注(水平箭)、襄尺(射时手臂平稳不动)和井仪(四箭命中箭靶并且射成井字形)等(《周礼·地官·保氏》)。周朝社会尚武的风气很浓，谁家生了男孩，也要用射箭来表示祝福。成年男子如果不会射箭或射得太差是十分丢脸的事，宁愿以身体不适来推托，也不能说自己不会射箭。就是年纪已大的老者，每年元旦，还要到乡学与众人聚在一起，练习射箭，给青年人树个榜样(《礼记·王制》)。整个社会有浓厚的尚武之风。因为当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祭祀和战争了，就像西晋时能文能武的学者杜预在给春秋时的史书《左传》做注时说的“国之大事，在祀和戎”(《春秋经传集解》卷十三)。孔子也说过，如果不教老百姓军事技术，就等于抛弃他们。(《论语》卷十二)

　　与古代武术有密切关系的舞蹈在周代进一步发展，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区分。武舞实际上是一种使用武器的操练，主要在军队中练习。士兵们手拿着武器，排成整齐的队列，舞姿粗犷，气势磅礴(图1)。在周朝贵族子弟学习的六艺，即“礼、乐、射、御、数、书”中的“乐”就有武舞的内容，如15岁的男孩，就要学一种名称叫“象”的武舞。

　　图1 周武王演练武舞

　　气势逼人的武舞从商周开始用于驱鬼的“傩〔nuo挪〕”、“傩祭”、“傩舞”中，在宫廷里进行的“国傩”、“大傩”活动中，方相氏(大巫师)身上蒙着熊皮，头戴有四只眼睛的金光闪闪的面具，身着黑衣红裤，执戈扬盾，率领100个奴隶，威风凛凛地与谁也看不见的假想敌展开一系列的搏斗，“戈击四隅”，最后，将“方良”(魍魉)赶走(《周礼·更官》)。《后汉书·礼仪志》对汉代宫中的“大傩”也有同样的记载。

　　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一个激烈冲突的时期相连结的，这就是春秋战国(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在这一时期，各国之间互相争夺、兼并，战争非常频繁。在春秋200多年中，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就达到483次。战国时期，战争的激烈程度更是有增无已。西周末年，有侯国1800个，到春秋时剩下140个，到战国时只剩下七个大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七雄。

　　战争的形式在这时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由于周朝井田制的毁坏，以前平整如砥的道路系统已经不存在了。战争范围的扩大，使作战的地形越来越复杂，不适于战车行驰。公元前575年晋国和楚国在鄢〔yan淹〕陵进行的一次战斗中，晋厉公的战车陷入泥淖，狼狈不堪。到公元前541年晋国与狄人作战时干脆放弃战车，改为步战。威力强大的弓弩的出现，使笨重不灵的战车防不胜防。春秋战国时，弓箭的制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个善于造弓的蔡国人为齐景公造弓，前后花费了三年时间。他选用的材料有太山南坡柘[zhe这]树、骍[xin辛]牛角、麋鹿筋、河鱼胶，弓制成后可以射透七层战装。

　　神箭手们也大量出现，如楚国有一个叫养由基的射手，可以在百步之外射穿柳树树叶，百发百中(《战国策·西周》)。养由基的箭不仅准确，而且力量很大，可以穿透七札。(《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样，曾经盛极一时的以车战为主的战法让位给了以步战为主，骑战和车战为辅的协同作战方式。战争变得空前复杂起来，需要多种多样的战斗技术，这就促进了武艺的多样化。随着车战在战场上地位的降低，车兵笨重不灵的青铜甲胄和宽袍广袖的服装，不能适应更为灵活机动的作战需要，赵武灵王破除旧习俗，大胆向胡人学习，“胡服骑射”，以北方少数民族的紧身利落的服装取代了传统的服装。这一着装的革命，大大解放了武士们的格斗动作，对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战争的规模在春秋战国时进一步扩大。一次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经常是几十万、近百万。战国时总人口约为2000万左右，军队就有将近500万。在战国七雄中，秦、楚等大国都有百万雄师，其余的五国也都有几十万士卒。公元前206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的一次战争，仅赵军就死亡45万多人。这种大规模的战争要求有充足的兵源，于是鼓励人们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正如《墨子·尚贤下》所说的，给国中能射御之士以奖励和表扬，而惩罚和轻贱那些不能射御的人。使射御之士高兴，而不能射御之士畏惧。战国时魏国的重臣李悝〔kui亏〕(公元前455—前395年)，在当地方官的时候，为了鼓励老百姓习武学射，竟想出了一个绝招，在打官司时，凡是双方争执不下，难以决断的案子，就用射箭来判定，射中靶的一方胜诉。这一下，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练习射箭，天黑了也不休息，后来与秦兵交锋，果然大获全胜，魏国也跻身于战国七雄之中。(《韩非子·内储说上》)

　　就是读书人也常常有逼人的武风，最典型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次孔子与他的几位弟子在山野中漫游，问众弟子有什么志愿。子路回答说，他的愿望是，在国家有危难时，手持长戟，与龙虎之师踊跃奔腾，荡三军，灭强敌(《韩诗外传》卷七)。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冉有(公元前522—前489年)不仅有运筹帷幄、统兵打仗的帅才，曾于鲁哀公十一年率鲁国军队与齐国作战，打败了齐军，而且还有一身武勇，能在战斗中亲持长矛，冲锋陷阵。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对军旅的事这样熟悉，他回答说，是跟孔子学的。(《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武艺在普通老百姓中普及开来。在西周时，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能当兵，野人(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而在春秋战国时，各国都积极地采用各种措施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农民平时耕田种地，战时编成军队，上阵打仗，一年之中“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武艺高强的人得到国家重用。曾经是春秋霸主的齐桓公就下令让地方官推荐身强力壮、武艺出众的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而地方官隐瞒不报，就会受到处罚(《国语·齐语》)，并对战场上斩获敌人的将士予以重赏，因此，后来齐国人以精通格斗技术而天下闻名(《荀子·议兵》)。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还指出，身体强健的武勇之士，是让敌人日日担心、困顿衰竭的利器，应当大量地招纳这些人，磨砺他们，使他们为朝廷服务。(《荀子·王制》)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发展使得武器的质量大大提高。在春秋初期，铁的质量还很差，当时的兵器主要用青铜制成。青铜被誉为“美金”，而铁则被称为“恶金”，只适合做一些笨重的农具(《国语·齐语》)。但是，到了春秋末期，位于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已经可以制造铁剑了。当时有两个著名的制剑专家，一个叫欧冶子，一个叫干将，曾经为楚王造剑。他们选用茨山的矿石，冶炼成铁，锻制成三把铁剑，分别取名为龙渊、泰阿和工布(《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战国时铁制兵器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考古研究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兵器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青铜兵器，但已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兵器不仅种类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铁兵器有刀、枪、剑、戟、矛、匕首、箭镞、铠甲、兜鍪[mou谋，头的护具]等。战国初期的青铜剑，质地很脆，而且剑身很短，全长只有50厘米左右，因为长剑在格斗中很容易折断。战国中期的铁剑，由于质地坚韧，长度增加了一倍多，而且非常锋利，可以刺透坚固的盔甲(《史记·苏秦列传》)，战斗性能大大提高，成为近战格斗的重要武器。

　　车战向步战的转变，促进了短兵器战斗技术的发展。造工精良的铁剑的出现，为短兵相接提供了有效的武器。于是，携带方便、使用灵活的剑成为军队中的主要短兵器。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史籍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剑术家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报仇复国的越王勾践，曾请了一个埋名隐姓、生活在山林中的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传授剑术。这个越女不仅剑术极精，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她说，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祥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猛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剑术不仅在春秋战国的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表演艺术。战国时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击剑为生的剑客，这些人的行为举止、穿戴打扮都与常人不同。他们往往形容粗犷，不修胡须，头发蓬乱，帽子随随便便地扣在头上，穿着粗俗的短衣，目露凶光，不善言谈。不少国君都喜欢观看击剑，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在位)是其中最着迷的一个。他养了3000多这样的剑客，把国家大事放到一边，一连三年，以观看击剑来取乐。战国时的击剑是一项非常残酷的体育娱乐，与古罗马的角斗差不多，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赵惠文王的剑客们一年就有100多人在剑下伤亡(《庄子·说剑》)。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没有半点华而不实之处。在格斗时，往往先以假动作欺骗对手，等到对手开始动作，自己再动。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就疾如闪电，这样，虽然是后发制人，却往往抢在对手之前击中对手。(《庄子·说剑》)

　　步兵的近战格斗也促进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技术。在武器损坏或失落时，徒手的拼搏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文公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与楚成王搏斗，被楚成王压在下面。这虽然是一个梦，却反映了当时战斗中的实际状况。古代的徒手格斗有不同的名称，有“搏”、“相搏”、“角力”、“戏”、“批”、“手搏”等，是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之一。带兵打仗的将军们都有徒手格斗的本领。《春秋·僖公元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鲁国与莒[ju举]国打仗，鲁公子友率兵打败了莒军，擒获了莒军主将莒拿。战场上的胜利似乎未能使他完全得到满足，于是，公子友命令他的部下走开，自己与莒拿进行一对一的徒手搏斗。想不到莒拿手搏的技艺十分高超，公子友被他压在下面，急切之中，在部属的提醒下，公子友拔出名为“孟劳”的宝刀，刺死莒拿。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手搏不是闹着玩的，一方被压倒在地，手搏并没有结束，大概是有受伤、甚至丢失性命的危险，公子友才不顾自己的名誉，违背手搏的规定，拔出刀的。当时的徒手搏斗，常用一些击人要害、置人于死地的手法。这时的手搏实际上是摔跤、拳击、擒拿等各种徒手格斗方式的综合。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式的深刻变化，使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迅速丰富起来，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春秋时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这些兵书不仅讲怎样带兵、打仗、布阵这些纯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且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来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位于西部的秦国，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扫平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

　　推崇武力、靠打仗起家的秦王朝，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准备从秦始皇开始，千秋万代把皇帝当下去，永享太平，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下令严禁民间操戈习武，以防止六国的残余力量和老百姓起来造反。秦始皇命令将散落在民间的兵器收集起来，全部销毁，浇铸成12个每个重24万斤的巨大铜人。秦始皇的这种做法，限制了武艺在民间的发展。但是，却促使以前与军事结合十分紧密的一些武艺，如手搏、角力，逐渐脱离了实战，发展成一种娱乐活动，叫做“角抵戏”，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将“讲武之礼，罢为角抵”。秦二世胡亥就很喜欢在宫中观看这种徒手搏斗的“角抵戏”。战火快烧到家门口了，他还津津有味地在甘泉宫里欣赏角抵戏。

　　军事武艺娱乐化，是武术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秦朝虽然没有像秦始皇所期待的那样千秋万代存在下去，相反，只持续了短短的15年，但是它为武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秦朝这种徒手格斗、以娱乐为目的的角抵戏，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期被视为玩物丧志，不利于社稷国祚，被汉高祖刘邦禁止过。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繁荣，角抵戏越来越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不仅成为汉皇室贵族们在饭余酒后喜爱观赏的一种表演，而且也是向四方来宾显示国力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国力强盛，再加上武帝本人特别欣赏这种活动，角抵戏迅速发展，表演的节目不断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汉代角抵戏后来发展成为包括歌舞、音乐、杂技、魔术等众多节目的一种综合性文艺大会演。每逢节日和外国贵宾来朝，就举行这种表演。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天，汉武帝盛会招待外国来宾，为显示国力，不仅请来宾们参观国家藏储的奇珍异宝，以“酒池肉林”款待，还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角抵戏表演，方圆300里内的老百姓都赶来观赏，盛况空前，也是从这时开始，角抵戏的内容逐年增加，规模越来越大(《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武帝纪》)。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角抵戏因耗资巨大又曾被禁止过(《汉书·元帝纪》)。但是，不久便又恢复了。由于角抵戏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已经突破了“角抵”一词所能包含的范围，于是到了东汉(公元25—220年)人们就称它为“百戏”。在这种综合性的文艺大会演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仍然是徒手格斗的项目，如角抵，还有持兵器的表演，如“东海黄公”，就是很吸引人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取材于古时候的一个传说，东海郡(今山东剡城县)人氏黄公，年轻时擅长一些法术，有降龙伏虎的本事，经常身佩赤金刀，头扎绛色的绸带，表演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幻术。但是，后来，黄公年老体弱，再加上饮酒过度，功力大衰。秦朝末年，一只白虎在东海境内出现，黄公手提赤金刀前去杀虎，不料，法术失灵，反而丧身虎口。这个故事，成为汉代百戏中一个重要的表演内容，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提到过。在节目表演中，化了妆的黄公，在器乐的伴奏声中挥舞宝剑，表演与老虎周旋、格斗的各种动作。但是，由于这种表演追求的是吸引观众兴趣的观赏性，这一部分内容越来越脱离武艺，从而走上戏剧化的道路。

　　手持兵器的舞蹈在秦末汉初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军队中的一种娱乐。公元前206年项羽的谋士范增为了除掉与项羽争天下的刘邦，在项羽招待刘邦的酒宴上，示意手下的战将项庄在席间刺杀刘邦。于是，项庄就以舞剑助兴为名，持剑舞向刘邦，准备在舞剑中找机会行刺。这时，同情刘邦的另一个楚军将领项伯见势不妙，借口一个人独舞不如双人对舞好看，也急忙拔出剑，跳入场中与项庄对舞起来，暗中用身体保护刘邦(《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就作为成语流传了下来。这说明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用兵器舞练的一些套路动作，这种套路不仅可以单人演练，也可以双人表演。项庄和项伯都是行伍中的战将，因此，他们的舞剑很可能是把自己所熟悉的战斗动作串在一起来表演的。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也可以看到以对打形式出现的各种较为复杂的武艺动作，如：弓步扎枪、跃步前刺、歇步架剑、弓步格挡等等(图2)。

　　在秦朝时，北方的匈奴族已经十分强大，不时南下侵袭。秦始皇不得不花费极大的力量修建万里长城。到了汉代，匈奴更成了边境上的主要威胁。匈奴以骑兵为主，灵活机动，常常来无影去无踪。为了对付这种高度机动性的军队，汉朝也发展起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骑兵交战以砍斫为主，很少有刺的动作。而剑在砍斫上远不如刀来得便当，于是，环柄刀代替了剑，使得剑在战场上的使用价值大大下降。到了东汉末年，环柄刀几乎完全取代了剑，成为军中主要的短兵器。

　　剑在战场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击剑的风气在社会上风行开来，人人都喜欢击剑，喜欢佩带宝剑，剑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每人都在腰间挂一口宝剑(《晋书·舆服志》)。虽然从汉代起，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却一点儿不像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许多文人墨客与剑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祖上在赵地就曾以传授剑术而驰名；东方朔15岁就学习击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年轻时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击剑。汉武帝时，勃海郡博学多文的儒士隽不疑，应邀去见一个大官，看门人要他解下佩剑，隽不疑十分坚决地回答道，剑是君子用以自卫的武备，不能解(《汉书·隽不疑传》)。陈寿写道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专门讲击剑方法的文章，据《汉书》记载，这样的文章有38篇，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东汉末年，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击剑家，这些人游走四方，传授剑术。如在汉桓帝和汉灵帝年间(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阳城，一个叫王越的剑师就十分有名，教过不少徒弟。

　　图2 击刺画像砖

　　射箭在汉代的战争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长达百年的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涌现出大批的神箭手，留下许多神箭手的传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广射虎”。李广是汉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人称“飞将军”，有一身的好武艺，他身材高大，双臂颀长，天生是一个神射手的材料。李广对射箭有着特别的爱好，平时呐口少言，一有空不是在地上勾画战阵，就是练习射箭，经常以射箭比赛作为军旅的娱乐活动，练出了一身超群的射箭技艺。有一次，李广在夜间巡逻，看到草丛中蜷伏着一个黑影，以为是一只老虎，便张弓一箭射去，天亮后一看，原来是一块巨石，李广的箭，连同箭尾的羽毛都深深地射进这块石头(《汉书·李广苏建传》)。在夜间射得这样准确已十分不易，将箭射入坚硬的石头，更是需要超人的神力。由于射箭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西汉专门设立了掌管射箭训练的一种官职——“射声校尉”。这一时期论述射箭方法和理论的著作也出现了，如：《逢门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汉书·艺文志》)

　　三国(公元220—265年)、两晋(公元265—420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战乱一个接着一个，社会处于不断的动荡中。人们生死无常，社会地位变化迅速。今天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今日荣华富贵，明日就可能一贫如洗。这种社会状况对武术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特别是两晋时士族阶层及时行乐、腐化堕落的思想泛滥，使得文弱的风气流行开来，妨碍了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长期战乱的环境中，谁有军事实力，谁就能称王称霸，因此提高了武艺的重要性。再加上骁勇的北方各民族逐鹿中原，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丰富了武术文化，这又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三国时，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1—263年)、吴(公元222—280年)的三个开国雄主都有出众的武艺。曹操不仅自己膂力过人，弯弓能射飞鸟，下马能擒猛兽(《三国志·魏书》)，而且鼓励他的儿子们用心习武。曹操赠给他的四个儿子每人一把宝刀，要他们注意武艺练习。他的大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魏文帝曹丕，武技十分高明。曹丕从小就跟过许多老师学剑。后来跟剑术家王越的弟子史阿学，掌握了十分高明的剑术。在一次酒宴上，曹丕与部属们在一起饮酒闲谈，奋威将军邓展也在席间。曹丕早就听说邓展武艺高强，通晓各种兵器，还有空手夺刀的本领，于是就与邓展谈起了剑术。听了邓展的议论后，曹丕说：“我过去也喜欢剑术，而且得到过名师的指点，我认为邓将军的主张是不对的。”邓展不服，要求当下就比试比试。这时，正好大家正在吃甘蔗，就以甘蔗为剑，两个人下殿交起手来。曹丕的技艺果然高明，一连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观看的人哄堂大笑。邓展还是不服，曹丕故意说道：“我的剑法虽然很快，但是只能击中对方的手臂，难以击中对方的面部。”邓展不知是计，信以为真，要求再试一次。这一次，曹丕做出要深入击刺的姿势，邓展就向曹丕的中部袭来，不料，曹丕却敏捷地向后一撤闪过，举臂一挥，正中邓展的额头，大家都惊叹不已。(曹丕《典论·自序》)

　　蜀国的刘备，武艺虽没有他的五虎将那样高超，一副双刀却也用得相当精熟。吴国的孙权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一次打猎中，骑的马被老虎咬伤，勇武的孙权，毫无惧色，掷出双戟将虎杀死。(《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在习武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方先后有匈奴、羯[jie竭]、氐、羌、鲜卑等民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这些民族原来大都是游牧民族，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勇敢强悍。他们进入中原，与当地汉族融合在一起，也把自己崇尚武艺的风俗习惯带到了中原地区。因此，在北方，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出现了许多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如北齐(公元550—577年)有一员大将名叫斛[hu湖]律光，骑马射箭，百发百中。一天，斛律光在野外骑马，见空中有两只雁子飞过，便驱马飞驰追去，连发两箭，两只雁子应声落地。还有一次，他在野外打猎时，见一只鸟在云端盘旋，就拿起弓来，弯弓张弦，只见箭似流星，正中鸟的颈部，飘飘荡荡地坠落下来，才发现是一只大雕，于是斛律光有了“落雕都督”的美称(《北史·斛律金传》)。北朝不但男子习武，妇女也习武，著名的《木兰诗》就是在北朝后期出现的，这首长达300多字的民歌描述了一个刚强的少女木兰替年老体衰的父亲从军，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故事。北魏的一首诗也对一个能骑马善射箭的少女李雍容称赞不已：“李波小妹字雍容，褰[qian千]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魏书·李安世传》)

　　北朝还出现了“五兵角抵”(《魏书·乐志》)，这种角抵已不再是赤手空拳的踢、打、摔、拿，而是真刀真枪的对练，所谓“五兵”就是对打时使用的五种兵器，即戈、矛、戟、酋矛、夷矛。《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有两名武技高强的壮士，一是羽林马僧相，善于角抵，往空中掷戟，可掷得与百尺高的大树同高，而另一位是虎贲张车渠，一扬手也可将刀掷得高出楼顶一丈。皇帝常命令这二人对为角抵。

　　在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流传得极为迅速，北魏全国的佛寺达30000余所，和尚、尼姑200万人。对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少林寺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南朝各代继承了两晋萎靡的风气，文人、士大夫贪图享乐，轻视习武，社会在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南朝的后梁(公元502—557年)社会靡弱成风，尤为典型。一次，梁朝的使者出访北朝的北齐，提出要与北齐人比比武艺，梁人拿起两张三石的硬弓，一下子就拉开了，很有些得意。因为梁朝的士大夫们皆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头戴高帽，足踏高跟，出门必乘车，即便在城郭之内几步路，也不骑马，更不要说走路了，下车就有人搀扶，因此一个个“肤脆骨柔，体羸〔lei雷〕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和《勉学》)。没想到北齐的綦连猛一把攥起四张弓，用力一拉，弓弦尽断，梁人大惊失色，不得不服(《北史·綦连猛传》)。但也不是南朝所有的人都醉生梦死，不想重振武风，恢复中原。像“闻鸡起舞”的祖逖和刘琨就是两个胸怀大志的青年将领，立志收复中原，因此发奋练武。他们每天早晨一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习武，后来也确实做出了一番事业。

　　两晋南北朝，中国古代的导引养生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养生家葛洪(公元284—364年)提出了把肢体活动和练意行气等各派养生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练习的思想，这对后来中国武术形成自己内外兼修，形神兼顾的特点起了重要作用。所谓内外兼修就是既练内功，又练外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形神兼顾就是练习时既要照顾到身体方面，又要照顾到精神方面。葛洪本人也有一身的好武艺，他年轻时在一次战斗中，被骑兵追击，葛洪拈弓搭箭，连续射倒两人一马，逃离危险。葛洪还掌握了使用刀、戟、盾牌的秘法，后来又学了七尺杖术，有空手夺戟的绝技(《抱朴子·自叙》)。后来他退隐到罗浮山(现在的广东增城东)，研究炼丹术。南北朝时还出现了一本名叫《黄庭经》的书，对以后内家武术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个鼎盛时期是经过了东汉末年以来300多年的战乱取得的。长期的战争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发展。古代被称为“武经七书”的七部著名兵书中的《李卫公问对》，就是唐朝开国功臣李靖对军事斗争的总结。这部书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战争更是直接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高难的格斗技术，如，秦王李世民手下的一员大将尉迟恭不仅武艺高强，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还有一手绝活：在战场搏杀中不仅能巧妙地避开敌人的长槊刺击，而且善于空手夺槊。李世民的三弟李元吉听说后，不相信，要与尉迟恭亲自比试比试。李元吉善于使槊，正想借这个机会除掉他怀恨已久的尉迟恭，就手舞长槊，杀气腾腾地拍马猛刺过来。尉迟恭眼疾手快，拨马闪身让过，一个鹞子翻身乘势握住李元吉的槊杆，腰一扭，臂一拧，轻而易举地拿下了铁槊。就这样一连三次夺走长槊，李元吉羞得满面通红，心中不得不服。(《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特别是在开国后的100多年里，万象更新。两晋南北朝时期那种萎靡不振的文弱风气被一扫而光，整个社会充满了蒸蒸日上、朝气勃勃的阳刚之气。唐代的文人们不但用笔来歌颂兵刀弓马的军旅生活，写出了大量的边塞诗篇，而且非常喜爱武艺，一手握笔，一手提剑。被誉为“诗仙”的李白，15岁就喜爱击剑，25岁仗剑远游，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36岁时还“学剑来山东”。他不仅剑术高明，而且善骑马，能射箭。

　　唐朝初期，实行府兵制，农民平时种田，农闲时由兵府组织练兵，和平时期轮流到京城守卫或驻守边防，有战事时就应征出战，这种兵民合一的政策使武艺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开来。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武艺训练。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他登基当皇帝时对将士们说：“我不要你们为我修建供我赏玩游乐的园林，只要你们认真练习武艺。”(《旧唐书·太宗本纪》)唐代的军队以步骑混合的军种为主。军事武艺以枪术和射术为主，刀已经完全取代了剑成为军队的主要短兵器，出现了适于多种用途的各种类型的刀，如仪刀、障刀、横刀、陌刀等。于是刀术相应地发展起来。

　　唐朝女皇帝武则天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设置了武举制，就是通过考试选拔武官。在这以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只有文科，只有舞文弄墨的举人、状元。到这时，武艺高强之士也可以通过考试中举了。武举考试的项目有七项，以枪术、射术和力量测验为主，具体内容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

　　当然，通过武举制入选的武士，其地位远不能和通过文科考试中举的进士相比。但是它毕竟通过一些实战技能作为考试内容，促进了军队武艺的规范化，同时给习武的人提供了一条进身之路。唐以后的宋、明、清都继承了唐朝的武举制度，只是在考试科目上有适当的变化。

　　在军事武艺朝规范化发展的同时，唐代的民间武术在套路化、娱乐化的方向上又朝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突出地表现在剑术方面。剑术在唐以前已经有了娱乐化的种种表现，如在战国时已有叫兰子的宋国人可以耍弄七支剑，其间总有五支在空中飞舞，有些像今天的杂技表演。这种表演到东汉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张衡的《西京赋》里有对边走绳索，边做这种抛剑表演的生动描写。到了唐代，持剑舞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友人宴饮时也舞剑助兴，如大诗人李白每至酒酣耳热之际，便拔剑起舞，“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万里横歌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酒酣兴浓，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南陵别儿童入京》)。李白的剑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当他“起舞拂长剑”时，“四座皆扬眉”。就是体弱多病的杜甫，在年轻时也曾“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相从行赠严二别驾》)

　　这种表演性剑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精通剑术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剑术家就是裴旻〔min民〕，剑一到了他的手中，就像有了生命。《独异志》对他的剑术是这样描写的：裴旻骑在疾驰如飞的马上，手中的剑左右挥舞，寒光闪闪，忽然，他振臂一挥，宝剑一下子飞起数十丈高，直逼云端，发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随即从高空直刺下来，疾如流星，只见裴旻举鞘一扬，“喀嚓”一声，宝剑入鞘。站在一旁围观的几千人，看得头发根直发麻。裴旻的剑术、李白的诗和张旭的书法在唐代被人们称为“三绝”。裴旻的剑术与实战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距离，带有明显的娱乐化、艺术化特征，所以能够吸引数千人。

　　剑术与艺术的进一步结合便是剑舞，也可以称之为艺术化的剑术套路表演。唐代的剑舞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大诗人杜甫看了著名的公孙大娘的剑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过了50年后，在看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时不禁回首当年，记忆犹新，写下了千古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使我们今天似乎还能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如雷霆震怒，蛟龙出水，观众惊讶失色的生动情景。杜甫说，大书法家张旭就是因为常去观看公孙大娘的剑舞而受启发，草书大为长进。

　　公孙大娘的剑舞因为是舞蹈，需要高度艺术化的加工，自然与军事武艺完全不同，就是裴旻的剑术也与实际的作战技术有较大的差距，这与后来紧紧扣住攻防格斗为主题发展起来的武术套路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唐代的套路武术还不成熟。但是武术，尤其是套路武术，需要极为丰富的动作素材，唐代舞蹈的高度发达，特别是武舞达到一个高峰，为后来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唐代女子也保持着巾帼英雄的雄浑武风，就是宫女们也有不凡的身手，这在唐诗中有生动的描写：“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杜甫《哀江头》)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古代武术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自己的雏形，既有技击，又有套路，但是此时的武术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有的还没有从军事武艺中完全分离出来；有的则又过于艺术化，舞蹈化，难以划清与艺术的界限，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内容结构。与明清时的武术相比，这时候的武术还只是一种处于雏形状态的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