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女儿们要成立诗社，当然少不了贾宝玉这惟一的“须眉浊物”。而每一位“诗翁”，照例是要取一个别号的。在过去一般人的想象中，或许以为迄今发现的十余种《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第三十七回正文中，除庚辰本是将李纨提及的宝玉旧号写作“绛洞花王”之外，好象全都作“绛洞花主”。

所以，目前的《红楼梦》通行排印本（其中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校勘出版的“新校本”），都清一色地信从“绛洞花主”而拒绝“绛洞花王”；竟连绝大多数的红学家，至今也对“绛洞花王”的异文不屑一顾。

其实，不论从人物形象还是从版本考证上着眼，恰恰只有“绛洞花王”才是真正经得住检验的曹雪芹原稿中的原文。

我认定“绛洞花王”是曹雪芹原稿原文，证据有三。一是庚辰本，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绛洞花王”。二是己卯本，粗看是作“绛洞花主”，细辨，则分明可见其“主”字的一点，是后人妄添上去的（那个无任何笔锋波磔的圆点，极不协调地龟缩在“王”字顶端一横处，与同一页码或相邻页码上其他任何一个真正主字的写法都迥异）。三是甲戌本的批语，因该本缺失第三十七回，我们无从见到宝玉别号的正文，但由同一抄手所书第三回“混世〔魔〕王”旁边的一条脂批：“与(原误占)绛洞花王为对看。”却是甲戌本缺失的正文亦作“绛洞花王”的毋庸置疑的铁证。
这三种抄本的书名都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且是目前所能见到真正属于曹雪芹在世期间正式定本之传抄本的全部成员，自然也是现存十余种《红楼梦》抄本中产生年代最早的三种，它们恰恰都不约而同地写作“绛洞花王”，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此种异文的准确可靠么？本来还该有第四条证据的——年代略后于上述三本的蒙府本是作“绛洞花玉”，这也可以间接地证明其所据底本原为“绛洞花王”（或因抄录者反复写“宝玉”、“黛玉”成了习惯，无意间竟在这个“王”字旁边亦误加了一点）。后来真正是有意妄改“王”字为“主”字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甲辰本——当然也可能是甲辰本的抄手在将其所据之底本和蒙府本作对校时（有许多迹象表明甲辰本在抄录中曾对校过现存蒙府本），对蒙府本上这个错写的“玉”字难以判断，才胡乱将那一点搬到“王”字的头顶上去的罢。

再从人物形象去分析。贾宝玉这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在思想上反传统——包括对“仕途经济”、“男尊女卑”等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的否定；在行动上则处处为女儿们着想，整天为她们“无事忙”。他的这些对女儿们来说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痴念和空忙，虽然多半都徒劳无功，却不能不说是真诚的、无私的，显示出一种单纯的挚爱与悲悯。我以为正是由于贾宝玉这一形象特征，才使《红楼梦》这部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所以，按作者的构想，贾宝玉实际上就是大观园这个女儿们集居的红色小洞天（即所谓“绛洞”）里的“花王”——说得直白一点，即相当于今天的男性“妇女主任”。

脂砚斋的批语称“宝玉为诸艳之冠”，称“末回警幻情榜”中宝玉“名列十二钗之首”，都是在透露着这一消息。尤其在七十四回，宝玉深信晴雯死后会化作芙蓉花神，并宣称：“一样花一位神之外，还有总花神。”这里所说的总花神也就是花王。宝玉从小自号“绛洞花王”，则说明他早就在以作大观园女儿国的“总花神”为己任了。
曹雪芹给宝玉加一个男性“花王”的头衔，显然是受《牡丹亭·惊梦》的启示而化用过来的。

汤显祖的该剧原著，在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幽会之处，有舞台提示文字云：“末扮花神，束发冠，红衣插花，上。”末扮的花神，自然是男性。这位男性花神上场后有一句台词：“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指杜丽娘），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专掌“惜玉怜香”，无私地“保护”人世间的女子，要让她们得到欢乐和幸福——这不正是曹雪芹赋予贾宝玉这个人物的基调么？更可注意的是，昆剧《惊梦》的实际演出台本，在曹雪芹那个时代，可能早就对花神的形象作了更确切的定位处理——即由一位青须绿袍的男子，手执“花王”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