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伟大祖国的美术如同哺育她成长的黄河、长江一样，源远流长，气势磅礴。

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遥远的远古年代就劳动、生息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因此，中国美术的历史也应该追溯到远古的先民时期。

中华大地美术之源  原始时代，就如人类文化的黎明时分，那时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是浑沌、幽暗、迷茫的。但即使这样，借助于考古发掘的材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幽暗中闪烁着的美的创造的光芒。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懂得制造工具，能够制造工具也正是人类美术创造活动的肇端。

原始时代的北京猿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使用的石器已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类型。他们从附近的河床上拣来砾石，打制成适应各种不同用途的石器工具。丁村人（距今约20万至4万年，山西襄汾丁村）的石器工具类型更为多样，打制技术也更为进步。到了新石器时期（这时期在中国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先民文化遗址遍布各地，石制工具普遍运用磨光与钻孔的技术。这时期的各种石斧、石刀、石铲、石镰等生产工具都是造型讲究，制作精美。从上述这些石器工具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原始先民们逐步从天然石头中认识了固定，对称，整齐的形式的优越性，因而培养出原始的带有审美倾向的形式感；另外，石器工具的制造也培养了人们的目的性观念和越来越进步的技巧能力。所以，生产劳动与美术的起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洞穴遗物中还发现山顶洞人的装饰品非常丰富，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鲸鱼眼上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都散布在头骨附近，可能为头饰。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距今两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已经懂得把不同形状的石头打制成同一类型的小石珠，懂得把同一类型的兽牙、石珠、骨管等个体重复地穿联在一起，还懂得染成相同的颜色——这都表明，他们不仅具备了审美意识而且掌握了形式美的规律和法则。由于制造工具是人类最基本的创造活动，而工具的形式与用途又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所谓形式美的规律其实是最早被人类认识的规律之一。从石器工具到山顶洞人的装饰美术品，正是人们对于形式美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但为什么山顶洞人要制作如此复杂（如对钻成孔的砾石）、如此精致（如穿孔的小石珠）的装饰品？联系到他们已懂得埋葬死人，并懂得在尸体上和周围撒上红色的赤铁矿粉，那么这些“散布在头骨附近”的饰物，很可能是人们对死者所施行的巫术礼仪的用品。不管怎样，它们都不会是为了纯然的美观，也不会是为了博得异性的注目——那时的人还没有这份潇洒与悠闲。

在大河源头，往往只是一泓清泉或一脉幽流。这也正像旧石器时代的中国美术之源。倘若沿磅礴之水顺流而下，则能领略到一番异彩纷呈的景色。

彩陶之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按：指新石器时代初期）是从制陶开始的。”所谓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么一个阶段，人们懂得把石斧磨得锋利，并钻上孔以捆扎在棍棒上；人们懂得了农耕；人们在土地上定居下来；人们懂得用泥土捏成各种容器、炊器，然后放在火中焙烧——这就是制陶。从美术的角度看，制陶工艺是人类新石器时代最突出、最丰富的美术创造。

所谓彩陶，则是指一种制陶的工艺：在已经成形的器物泥坯上，以天然的赭石、红土或锰土作颜料，绘上各种纹饰，再进行烧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陶器造型和纹饰在继续发展变化，生活在大河两岸的先民们都憨厚而自豪地奉献出绚丽夺目的奇葩——彩陶艺术之花。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其中以主要位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彩陶和位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出土于西安半坡村的鱼纹彩陶盆，属仰韶文化。一条活泼的大鱼游于盆的外壁。造型准确，线条简练而流畅，既是写实的，又富于装饰趣味。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厅里，当人们注视着那条张口露牙的鱼，它那嘴巴尖尖翘起的神情，或许能够感到这不仅仅是一条在水中遨游的鱼。而使人领略那充满神奇色彩的远古时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在《说鱼》一文里曾谈到，鱼在中国语言里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也有学者认为，彩陶纹饰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它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实际上它是一种抽象或半抽象艺术的符号。那么，这条鱼便是代表了一个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文化现象。

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属于马家窑文化。五人一组，手拉手，活跃、鲜明的舞蹈姿态。那轻盈，那齐整，那生意，那稚气，实在令人赏叹不已。它仍然是图腾活动的表现，是一场严肃而庄重的巫术礼仪的实录图象。它那符合人们审美意识的有规律的造型能够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唯恐他们会停顿下来，以致重新失落那一片欢愉的童心。从技法上看，剪影式的准确而规整的描绘，会令人想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岩画。但他们在盆的内壁手拉手地环成一圈，当盆里盛着清冽的水，那是何等完美而动人的形象！

除了动物和人物图像之外，中国原始彩陶中更大量存在的纹饰是千姿万态的几何纹和植物纹。如甘肃地区出土的彩陶，其几何纹饰往往具有旋动的特点，或来往反复，或盘旋回转，或交错勾连，而且往往是布满器身，十分富丽、华美。其线描更是流畅生动，富有节奏韵律之美。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中，充分地表现出作者们对诸如连续、反复平衡、对称、均齐、统一、变化等形式美的规律的认识和熟练运用。陈列在甘肃博物馆的一部分彩陶，其橙黄色的底子上，布满黑色或黑红相间的图案。今天的工艺美术家仍对它们所表现出的丰富想象和永恒的魅力深为叹服。

给泥土以生命  上面介绍的鱼纹、舞蹈纹彩陶盆可以看作是中国原始时代的绘画作品，而雕塑艺术也和绘画一样，是附丽于制陶工艺的。有些陶器的盖钮、把手等部位捏成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有些陶器的口沿下、肩上等部位堆塑、剔刻出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有些干脆把陶器用具的整个造型表现为动物的变形……这些都表明了原始先民对雕塑艺术的认识和运用。

出土于陕西华县泉护村的陶鹰鼎，是中国原始时代的雕塑作品中，以动物形象为最多，而在动物雕塑中最为杰出的动物形象与陶器造型相结合的鸟兽形器。陶鹰鼎正是其中一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双目圆睁，粗壮雄健的鹰与鼎的造型结合得非常巧妙，而又保持和强化了鹰作为一种猛禽的形神特征（如尖利的勾喙和趾爪）。鹰尾下垂触地，自然地构成鼎立三足，它那寓动于静的造型来自对动物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更需要有大胆的想象和相应艺术表现技巧。

出土于陕西扶风姜西村的一具中年男子面部的浮雕，原先是位于一只陶盆的口沿下。其鼻梁用泥堆起，眼、口部都是挖出的窿洞。手法虽很原始，但两眼非对称地下垂，嘴角上翘，鼻梁高隆，其表情给人一种近于苦笑的感觉，实在令人玩味无穷。

原始先民在用泥土制作成生活用具的同时，也给予了泥土以生命。虽经岁月流逝，那些寄寓在动物、人面上的观念情思也都迷离难辨，但其纯朴、率直的艺术魅力却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