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的藏品质优量大名闻遐迩，许多藏品堪称国宝。他对文物的热爱重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曾经巨资购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此帖为我国传世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书法作品。他与《游春图》、《上阳台帖》、《道服赞卷》、“夫妻砚”等国宝有着不解的缘，也留下许多让人称道的故事……

舍命保护《平复帖》

张伯驹是清末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与袁克定、袁克文等是表兄弟。算是“末代王孙”了。他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清代镇国将军溥侗以及张学良４人交谊甚厚，时称民初四公子。张伯驹，９岁能诗，人称神童，先在天津新学书院读书，后入军校习武；在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即任安武军营务处提调，尔后又置身于曹锟、张作霖、吴佩孚部下，浪迹官场。然而他对官场生活深恶痛绝，对名缰利锁之事从不过问，却一心埋头于祖国传统艺术：钻研戏曲表演艺术，鉴赏名画字贴，赋诗作词，练习书法。张伯驹不愿经营父业，却对中华民族的瑰宝收集事业视如生命，他向前人请教鉴赏古迹真品的真谛，同时又不惜重金购入古代珍品字画，有时竟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地步。张伯驹从30岁(1927年)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至60岁（1957年），前后整整30年。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国之瑰宝——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这是中国现有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写的一封信札，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历代都奉为至宝。宋徽宗亲自金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信札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上面还有唐殷浩印，宋“宣和”、“政和”双龙玉玺及明代韩逢禧父子，清代梁清标、安歧、载治等人的鉴藏印，共有几十方，可谓是朱印累累，满卷生辉，被天下视为“墨皇”，辗转流传至今，此帖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至少早60多年。深知古代书画价值的张伯驹，一看便知这是一幅稀世珍品，他决定倾心竭力确保此国宝不外流。他托人找到藏有此帖的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即溥儒），婉转表达了要买此帖的请求。溥说目前尚不需要钱，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虽一时无力购买，但心喜此宝不会外卖古董商，便放下心来。不久，张伯驹即从银行借得大洋6万元，以便待机购买《平复帖》。

进入民国以来，满清遗老遗少几乎无不在靠变卖旧物度日。1936年，他听人说溥心畲所藏唐韩干《照夜白图》卷画被上海叶某买去，深恐转徙国外，就急忙写信给在北京主政的宋哲元不让该画出境，但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张伯驹惟恐《平复帖》也遭此厄运，立即请中间人韩君往商于溥心畲，恳请勿再使此帖流于国外，并请张大千先生致意溥氏，愿以6万元大洋成交，但溥心畲未允。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春节前夕，听得溥心畲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请他做中间人，终于以4万元大洋的价码将《平复帖》购买到手。张伯驹欣喜若狂，庆幸此宝未被商贾转手卖于国外。此事如果慢一步，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当时北平有个文物掮客叫白坚甫的，专做日本人生意，他的报价就是20万，但没想到被张伯驹抢了先手。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张伯驹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颠沛流离，但《平复帖》却是安然无恙。

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手他人。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厉声拒绝。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张伯驹。此时的他，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但此时的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自己的妻子，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也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其夫人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这种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

抛金抢救《游春图》

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一幅最早的山水画，卷前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后有元冯子振、明董其昌、清乾隆帝等人的题跋，又有宣和内府诸玺，清廷内府以及明清诸位大收藏家的鉴藏朱印，堪称镇国之宝。经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氏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当年曾卖掉自己的住宅，经过情形颇有可述者。

三十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儿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游春图》即在其中。抗战胜利后流落民间，因价格太高，一个古董商吃不下，于是八家联合起来收了这幅画，后来八家决定将此画卖出，开价八百两黄金。消息一经传出，张伯驹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处，进门便大声吼道：“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谋取暴利，不料却被张伯驹看出漏洞，已料到大事不妙，便狡黠地点头说：“张爷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马霁川特别晓得张伯驹的脾气，兴之所至，一掷千金，对他急于收藏的国宝，更不会吝惜金钱，于是，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说：“张爷不必打听货在何处，您只要拿出800两黄金，一手钱，一手货，这无价之宝就归张爷您了。”

张伯驹深知当时自己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黄金，但他也不能坐视奸商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他赶紧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马衡，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国民党政府用于故宫的经费少得可怜，故宫也不可能出资从民间买回此国宝。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与张伯驹。消息传出后，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同马商谈，最后马决定要220两黄金。张伯驹当即拍定，并立了字据，防止奸商变卦。拿出这么多黄金，对这位出名的贵公子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张伯驹因屡收宋元墨宝，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但为了及时把《游春图》买到手，只好忍痛割爱，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凑够220两黄金付与马霁川。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20两黄金补差，否则《游春图》另寻买主。

张伯驹从来就没有过正经职业，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出坐吃山空的全本大戏，这让负责安排生活的夫人费尽了思量。他买书画，买古董，要花大笔的钱。夫人想跟他聊聊生活的难处，他不听。夫人冷下脸，不理他，他就索性躺倒在地，任夫人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身。最后，夫人不得不允诺，拿出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土，没事儿似的自己回屋睡觉去了。闹这一出的时节，他已60岁有余。

于是夫人潘素毫不犹豫地将首饰变卖，换了20两黄金交给马霁川。张伯驹这才得到《游春图》，了却自己心中的夙愿。购《游春图》后不久的一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欣赏，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并将张群的亲笔信交给了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张伯驹不由得暗暗想到，张秘书长可真够出手大方，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连正常的维修经费都不能拨给。他把怒气压在心头，忍住性子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 在他自己刊印的《春游琐谈》里曾有一段记述其始末：“余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向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

慧眼识得“夫妻砚”

世间有些事很是绝巧，以至于令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它们青睐的，常常是有缘人。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的一日，张伯驹去拜访名士溥雪斋，谈兴正浓时，溥雪斋取出他珍藏的一方叫作“柳如是砚”的古砚请张伯驹鉴赏。看着手上的古砚，张伯驹真是又惊又喜。柳如是乃明末清初丰姿艳丽、品貌双佳的才女，诗词歌赋样样不凡，尤长于作七言诗，著有《湖上草》《河东君集》传世。她14岁入文渊阁大学士周道登府为侍妾，周死后流落风尘，从此立誓自救，后成为名满江南的名妓。当时的风流才子，都巴望为她赎身与其永结秦晋。但她只景慕钱谦益，发誓“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谦益是明代万历38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遭人算计罢官。清兵入关后，顺治3年被召为礼部侍郎领秘书院事。钱谦益对柳如是早有爱慕之心，得知柳如是盟誓非他不嫁，深为她的深情和对自己才学的推重所感动，冲破世俗的重重阻力，将柳如是迎娶回府。这一年，柳如是24岁，钱谦益59岁。因为二人都有诗词书画的爱好，便各制一方石砚，日常挥毫泼墨，各有各的文房用物。这是一块四眼端砚，质地极为细腻，上面有云状花纹，四眼作星月形排列。砚背携刻有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渚。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珥戴之蟾蜍。”下面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印；右上镌“冻井山房珍藏”印。砚下侧镌隶书“美人之贻”四字；左草书“如是作”三小字。现右侧镌隶书“河东君遗砚”五字；左侧书“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等铭文分布在砚的其他部位。钱谦益的那方砚砚背铭文“昆岗之精，璠玙之英。琢而成研，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左下款为小字篆“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可以想见，当年夫妻二人一个写字一个作画，一个填词一个赋诗，一定其乐融融。夫妻双亡后“夫妻双砚”劳燕分飞，散落民间不知所终。

如今“柳如是砚”竟然突然出现在溥宅，怎么能不叫张伯驹惊喜交加？他久久把玩舍不得放下，连声恳请主人割爱。溥雪斋见他如醉如痴，不忍拒绝，只好成人之美。张伯驹双手捧着“柳如是砚”如同母亲怀抱十月婴儿，欢天喜地回到家里。这个晚上，他挑灯玩味，默默地为“柳如是砚”的主人梳理着离愁别绪，几乎无法成眠。

第二天是个暖晴的日子，张伯驹正在似醒非醒之中，忽听有人敲门，来的是琉璃厂一位相识的古玩商人。他说他新近获得一方古砚，特地来请张大爷鉴定鉴定。张伯驹知道，古玩商人来请他鉴定，实际上是来做买卖，但他还沉浸在喜获宝砚的兴奋之中，对别的东西尚无兴趣。只是碍于礼节，他请古玩商人客厅喝茶，漫不经心地看古玩商人从包裹中取出一只紫檀砚盒，接过他递过来的温润古砚。张伯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上的乃是钱谦益的“玉凤硃砚”：这是一块白玉制作的砚台，雕作凤形；刀工古拙，一望而知至晚也是明代制品。正是他苦苦寻觅的“钱谦益砚”！张伯驹深谙古玩商人的生意经，倘若言明要成双配对，他非得狠狠敲你一笔不可。于是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不露半点声色，只以古砚论价，宝砚很快易主。古玩商人未走，他即取出“柳如是砚”与“钱谦益砚”放在一起，绘声绘色地对古玩商人讲述“夫妻双砚”的来历和它们主人的传奇故事。古玩商人大惊失色，顿足痛责自己知识浅薄，竟错过了这么个赚钱良机……

张伯驹为人淡泊，他玩收藏，不是为了发财，或是满足个人的癖好，而是为了传薪、发扬、保存、昌大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张伯驹同妻子潘素女士一起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愿意把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张伯驹当时交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转呈毛泽东的信中，特别写明其中另一件珍品——李白《上阳台帖》是赠送给毛泽东个人的。《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高28.5厘米，横38.1厘米，共 5行25字。在这纸本墨迹上，宋徽宗赵佶为之题跋称：“字画飘逸，豪气雄健。”卷首徽宗又亲笔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清代乾隆皇帝当年收藏此帖爱若至宝，并亲笔题书“青莲逸翰”而赞之。张伯驹知道毛泽东对李白诗篇特别推崇喜爱，故将“上阳台”赠送毛主席鉴藏。因毛泽东自己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所收礼品一律缴众，所以他还是割爱把《上阳台》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他所捐献的八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不久将珍品全部送到文化部办公室。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笔签发了褒奖状。写道：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后来，他在《春游琐谈》里写了此时此地的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