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墓志，就是埋葬在墓室中的一块石头。石上镌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埋葬地点与年代，生平事迹，以及颂铭等。颂铭一般都是四言韵语，是对死者的颂词或悼词。墓志内容以颂铭文字为主，所以称“墓铭”或“墓志铭”。铭文前的散文传记文字，是这篇铭文的序，所以有些墓志铭的第一行标题往往有“某某人墓志铭并序”字样。其实，墓志是总名，包括铭、序两部分，从资料的价值讲，序文比铭文更重要。

　　墓志最初为一石，形制多样，大小、长宽、厚薄、方扁无定制，有的像碑，但尺寸较小，文字较短。大概到南北朝时期，其形制才固定下来。这时的墓志多为方形，一般由两石组成，上石为盖，下石为志，两者合之，谓之“一合”。志盖主要是保护志文，只在中间部分刻墓志名称，故四周可为装饰。有的四周斜削成覆斗形，并在上面雕刻花草或者十二生肖图，有的志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品。志石主要刻写志文，包括序文和铭文，一般不作装饰。有些特殊墓志，则将志和盖雕成一件艺术品，如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元显墓志》，志与盖为一完整石龟，志盖为龟甲，中部刻标题。志即为龟之身、首、尾及四爪。1949年后在陕西三原出土的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寿墓志》也是龟形志。隋《杨君墓志》，志盖中间圆雕一龟，两旁为标题，这也是墓志中少见的。此外，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出土的《元均之志》为方柱形墓志，三面刻文，志下有趺(已佚)。这种方柱形志，现知者只此一石。

　　《李寿墓志》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李寿墓志》志文出处同前

　　墓志这类石刻同碑刻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秦汉时期出土的“刑徒”墓砖，虽质料为砖，但它深埋墓中，刻有姓名、籍贯、卒年、葬地，甚至表明了有无技术和所受刑法等情况，已具有墓志的基本要素，可视为墓志萌芽期的代表。东汉和三国两晋时期，可视为墓志的形成期。东汉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张盛墓记》等是真正的石刻墓志文，但这类墓志不多。三国和两晋时期，多次颁令禁止立碑，所以这时立丰碑巨碣者很少。人们为利用石碑形式缅怀故人，故将其地面之碑改变形式，缩短文字，藏入墓穴，因而墓志这类石刻便多起来。由于此时的墓志处于形成时期，所以形制多样，规格不一，名称各异。以称谓为例，有的称碑，如《成晃碑》、《管洛碑》、《张朗碑》等；有的称柩，如《郭氏之柩》、《魏君侯柩》；有的称墓，如《刘氏之墓》、《和国仁之墓》；有的称铭，如《美人徐氏之铭》、《王浚夫人华氏之铭》；有的则称墓版、墓碣等等。南北朝时，碑禁解除，碑刻和墓志两类石刻均得到较大发展，墓志不仅形制开始统一，志盖已出现，而且多在文中自称墓志铭。这时代表性的墓志为《南安王元祯墓志》，洛阳邙山出土，北魏太和二十八年(公元504年)刻，方形，为墓志有盖之始。此外还有《王诵妻元氏墓志》等。目前发现的北魏墓志，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几百块。南朝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永阳昭王肖敷墓志》与《敬太妃墓志》书有“臣徐勉之奉敕撰”等内容，这是现今已知墓志上刻写撰者姓名之始。

　　《王诵妻元氏墓志》(北魏)采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隋唐是我国墓志发展的高潮时期，形制完整，装饰精细，规格统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这种墓志，据目前所知，已近万件。唐墓志中最早者为《李夫人月相志》，志无书撰者姓名，系早期体例。墓志书法主要为楷书，有大名气的墓志很少，大概只有《高福志》、《广平公程伯献志》、《孙光祚志》等少数几种稍有名气。隶书墓志，亦同样无多少名家书写，数量也不多。

　　墓志类石刻，唐朝以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宋代有几千件，明清时期数量就更大了。墓志作为一种长埋地宫的文字记录，涉及面宽，种类多，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对研究历史极有用处。概括说来，其用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利用墓志材料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如很多学者利用长安京兆和洛阳邙山出土的大量唐墓志，考证唐代两京的城坊、乡里以及京兆社会状况；利用北京出土的多种唐墓志，考证唐代幽州的地理沿革和县乡的地理等问题。

　　(二)运用墓志史料研究历史人物的家族、世系的有关问题。如可用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六朝墓志，考察当时王导、谢鲲等诸大姓世系、家族及两晋历史；利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墓志，考察张雄家世及高昌国的有关历史。

　　(三)通过墓志材料补证史籍记载之缺，或纠正讹谬。这种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墓志材料，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下面以时代为序，择叙一二。《王兴之墓志》，东晋咸康七年(公元341年)刻；《王兴之妻宋和之墓志》(在王兴之墓志背面)，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刻；《王闽之墓志》，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刻；《王彬妻夏金虎墓志》，东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刻。以上墓志均在南京北郊象山出土，其内容反映了王家聚族而葬以及用北方州郡之名在长江南北设置侨郡侨县(如瑯玡郡临沂县)等情况，是研究东晋历史和王氏世系的重要材料；《高道悦墓志》，1969年在山东德州城北胡官营出土，刻于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未见著录，可补史缺，书法也有一定艺术价值；《司马兴龙墓志》，1953年于河北磁县滏阳村出土。司马兴龙初葬于北魏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改葬于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志文为晋魏时期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方位的考证提供了线索，书法也是研究隶书到楷书发展演变的实物史料；《裴良墓志》，1986年山西襄汾县永固乡出土。该志特点是：志盖四周内沿三厘米处有铁环柱，盝〔lu路〕顶(盒状)篆文，四周及四个刹面均有不同时期刻的文字。墓主葬于东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在《魏书》、《北史》均有传。志文楷书45行，每行45字，共计1961字，可补史载之略及讹误。裴氏为北朝大族，世代为宦，烜赫一时。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北朝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茹茹公主闾氏墓志》，墓主于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葬，墓志于1979年河北磁县大冢营村出土；《尧峻和妻静湄墓志》，墓主于北齐天统三年(公元567年)葬；《尧峻妻独孤氏墓志》，墓主于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2年)葬。后两件墓志均于1975年在河北磁县申庄出土。三墓志文除可补史籍之缺以研究有关家族史外，还对我国北方、西部民族柔然、吐谷浑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张静墓志》，刻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1984年于安徽合肥出土。志文为合肥曾称“合镇”等史实，提供了佐证，补充了史籍之不足。《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刻，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出土于今广西钦江境内宁贙墓；《刺史宁道务墓志铭》，出土于钦江县。两件志文，均详述墓主生前历史，为岭南宁氏家族源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清淇公志》，墓主为平昌(今浙江遂昌)一带人，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任安阳县丞。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封清淇县开国公，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葬洛州洛阳县清风乡。文39行，每行30字，是研究隋史重要史料；《孙健墓志》，墓主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卒，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葬清河旧茔；《孙玄则墓志》，孙玄为孙健子，咸亨元年葬于清河。两志均于1987年出土于河北清河县丘家那村。志文为考察唐代清河县地理有关问题提供了可靠资料。《安元寿墓志》，墓主于唐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葬，墓志1972年出土于陕西礼泉县赵镇新寨村，昭陵陪葬墓之一。志主两唐书无传，可补唐初史籍尤其唐太宗史之缺。《黑齿常之墓志》，黑齿常，名常之，字恒元，百济人，封于黑齿。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葬洛阳北邙山。志文41行，每行41字。近代学者章炳麟题跋云：“黑齿常之，本百济人。归唐，至左武卫将军。为周兴构死，唐书有传。此志叙事，与史相应。前数岁，洛阳新出泉男生墓志。逾五六年，而此志继之。二人皆乐浪名将。地不爱宝，先后献瑞”；《王之涣墓志》，王之涣，字季凌，晋阳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葬洛阳北原。宣义郎行河南府永宁县尉靳能撰。正书，文24行，每行24字。《钓鱼台某君墓志》，墓主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29年)葬，墓志于1980年北京海淀区出土；《阴氏墓志》，墓主于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葬，墓志1981年出土于北京丰台区大葆台；《王时邕墓志》，墓主于唐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葬，墓志1985年出土于北京丰台区槐树乡；《茹弘庆墓志》，墓主于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葬，墓志1984年出土于北京海淀区二里沟。这些志文对唐代幽州地区县乡沿革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孙光祚墓志》，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刻，1979年出土于河北省涿县塔上村。墓主于新、旧《唐书》均无传。志文保存完整，叙事简洁，书法俊美，是研究中唐历史和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史料；《张雄和妻麴〔qu区〕氏墓志》，张雄卒于高昌延寿十年(公元633年)，麴氏卒于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墓志1973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其子张怀寂，武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卒，《张怀寂墓志》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这些墓志为探讨张氏家世、张氏与麴氏关系以及西域高昌历史都提供了重要史料。

　　《耶律加乙里墓志铭》，耶律加乙里于辽统和二十六年(公元1008年)故，次年葬，该墓志1916年于河北平泉县榆树林子半截沟村出土。契丹族与奚族通婚是实行部落外婚制的一种表现，过去史籍缺载，此志为这种婚制提供了实例；《肖义墓志》，肖义于辽天庆元年(公元1112年)葬，该墓志1976年出土于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葬群。志文记述了这位辽朝官吏的生平事迹，有利于辽史比较研究。

　　《张确墓志》，张确于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卒，八年(公元1085年)葬；其妻杜氏，卒于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葬于八年(公元1093年)。张确及其妻两墓志1984年于四川成都东郊圣灯乡出土。志文对研究宋代“停丧”习俗及风水地理、阴阳禁忌等都提供了重要史料；《魏闲墓志》，魏闲卒于北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墓志由司马光撰文，大约于清光绪初年在山西平陆旧城东北关家富村附近出土。志主在《宋史》无传，文可补其缺，对研究魏闲与司马光关系，司马光史迹和北宋历史都是一件重要史料；《王田墓志》，王田于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卒，墓志由苏颂撰文，存河南荥阳县王氏宗祠。志文1827字，反映王氏家族，特别是王田及其子女的婚姻状况。王氏为名门，撰文者为名士，志文中涉及的许多人物的材料，为研究当时社会状况，充实或印证《宋史》都提供了比较可信的资料；《董康嗣墓志》，董康嗣卒于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1年)，其妻周氏，卒于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次年合葬。其母周令人，南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葬，《董康嗣墓志》、《周氏墓志》及《周令人墓志》均出土于浙江诸暨。这些志文反映出此地在宋代就称为“陶朱乡”，它对印证史书记载、历史传说及诸暨沿革都提供了实物证据。《贾涉墓志》，贾涉于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卒，墓志由子贾贯道撰文，南宋奸臣贾似道为其次子。志文对研究贾氏家族及有关社会问题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南辛庄金墓志》，墓主卒于金贞元至正隆年间(公元1153—1160年)，1949年后墓志在北京海淀区南辛庄出土。志文虽有残缺，但对金代前期人民组织义军反金以及金代初期北方的经济、军事等情况都提供了有用材料。

　　《周闻墓志》，周闻卒于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其妻张氏卒于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1983年《周闻墓志》及《张氏墓志》均在江苏太仓县出土。周闻一生中曾六次随郑和下西洋。这块墓志的发现，丰富了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材料，也可纠正某些记载之误。同时还为研究郑和与太仓刘家港的关系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