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界关注经典诠释问题－“儒家经典诠释问题”学术座谈会纪要　

9月17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北京市哲学会在国家图书馆联合召开“儒家经典诠释问题学术座谈会”。杨波（原轻工业部部长，国际儒联常务副会长）、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钟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申（上海师大教授）、钱逊（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学智（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利民（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邢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编辑）、曹凤泉（国际儒联秘书长）、金美华 （国际儒联副秘书长）、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等出席会议。

国学热，儒学升温，使人们关注儒家经典，于是出版了一些儒家经典的注释本。许多版本，大同小异。个别版本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任继愈先生提议，各位学者赞成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读懂古文，望文生义，误解古人。二是缺乏深入研究，掌握资料不全面，轻易否定前人的说法，自以为创新。有的很狂妄，认为前人的所有注解都是错误的，只有他的最新成果才是唯一正确的。有的说自己发现了“千古之谜”。认真审查，他的“发现”没有一条可靠的根据。三是未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用现代观点简单否定古人的思想，或者说现代的成果“古已有之”。四是有些人从来不研究学术，只是现在儒学成了时髦，想借此谋取私利。拉一些名人为自己装门面，包装自己。以上几种情况，一、二类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要知道做学问需要扎实的功夫。第三类则需要学习理论，提高思维水平。最难办的是第四类，他们有活动能量，以为学术也可以“戏说”、“恶搞”，盗用一些大官要员和著名学者的名义，欺世盗名。

中国自古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治学的路子。“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的内容来注经书，力求弄明白经文的意思，这是史学家与文字学家的工作，也是其他学者的基本功。有的学者不停止在这个阶段，而是继续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学说，根据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的需要，借用经书上的文字，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创新的观点。经书文字成为新思想的依据。这叫“六经注我”。汉代、宋代、明代，都有这两种注经的方式。现代当然也可以有这种方式来注释经书。“六经注我”是有思想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注的。诠释包括文字的解释，也包括思想的阐明。从标点、注释到解读，都是会有争议的，都在正常的学术范围内，是百家争鸣所允许的。现在的社会风气浮躁，重实用轻人文，是“半个人”的时代，许多人素质差，翻译、诠释，问题都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观念，认真读书，冷静思考，扎实研究；二是学习理论，用历史唯物论指导研究。

方克立先生认为，对于政治导向错误，学术规范出格的典型，学者有责任出来说话，表示自己的态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应该保持沉默。任继愈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当今儒学走向世界，孔子形象周游天下，我们有责任给世界提供真实的孔子形象和真实的儒学思想。杨波先生强调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在儒家经典出现有问题的注释时提出评论，媒体也有责任报道一下。建议报社采访专家，反映一下情况。在注释中，有的是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另一种则是理论问题与学术规范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这次会议的消息可以在网上公布。

大家赞赏李申教授提出的“守土有责”，在自己研究的学术领域，一旦发现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学术规范问题以及各种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学者有责任加以纠正与批评。沉默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的优秀传统是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仁者必有勇，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必定会挺身而出，以正气扫歪风，为社会秩序的和谐，为学术的圣洁和文化的繁荣，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