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道贯五明，声映千古”(窥基语)，他在因明学(论辩逻辑)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印度当时的最高水平。本文拟从西行求学、回国译讲和培养人才以及从理论上继承、发展陈那新因明三个方面来加以评述。

玄奘法师既是研习因明的楷模，也是运用因明工具宣传其唯识思想的典范。

在留学后期，奘师创造性地运用因明工具来论证唯识思想，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识比量，无人敢破，不战而胜，取得了辉煌胜利。他因此而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为“解脱天”。这为玄奘法师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玄奘进入北印度到无遮大会的十多年中，玄奘自始至终十分重视对因明的学习和钻研，这构成他西行求法的重要内容。

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学在中国仍是一门十分冷僻因而无人研习和弘扬的学问，许多佛门中人恐怕也不知因明为何物。尽管在4世纪中叶，古因明就开始传入，5世纪后半叶和6世纪中叶有了古因明的早期著作《方便心论》和晚期代表作世亲《如实论》的译本，但是没有什么反响，更没有著述。在5世纪后半叶到6世纪初，因明学在印度有重大变革，以世亲为代表的古因明为陈那创建的新因明所取代。陈那的新因明对中国佛教徒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

奘师之所以对因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它是一门新鲜的学问，另一方面因为它是唯识学的逻辑工具。因明是关于论证的理由的学问，因明学是印度教育中必修的五明之一。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很看重因明学的工具作用。用窥基的话来说，它是“法户之机枢，玄关之钤键”。因明是通往正理的门户，又是通往正理的阶梯。

玄奘在西行之前，已能升座开讲无著阐述大乘要义的《摄大乘论》，并且研习过几年佛陀最后的说教《涅槃经》。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遍谒众师，备餐其说”。玄奘西行之前，曾师从12位名师，向其中6人学习瑜伽理论，虽说对因明不会一无所知，但不见其有专门研习因明的记载。奘师赴印前就已确定要到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向戒贤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这是他西行求法的主攻方向。《瑜伽师地论》在古因明的发展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作为佛家逻辑的因明学，其名称就是在此论中正式确定下来的。因明既然是《瑜伽师地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研习因明自然成为玄奘求法的必修课。

玄奘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父亲所给予的儒家教育，懂得向尊者看齐，成年后，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士人不远万里求学问道的优良传统。国内的游学已经使他穷通诸部，声誉大著。一到佛国，更是如鱼得水。在因明研习方面，他同样求师若渴。每遇名师，他必谦恭求教。他的足迹遍及五印，且行且学，可谓遍谒众师，观摩溥德。

贞观二年(628)冬末，玄奘到达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这是玄奘研习因明的起步之地。玄奘在迦湿弥罗驻留大约半年。该国的称法师是位高僧大德，年约七十，既精通经律论三藏，又精通因明和声明。对于从大唐远道而来的玄奘，他不顾年迈体衰，破例开讲。他白天为玄奘讲授《俱舍论》、《顺正理论》，晚上则讲因明、声明等。称法师对玄奘的佛学根柢非常赞赏，“唯因明妙术，诲其未喻，梵音观止，冰释于怀”。因明学尽管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对玄奘来说，入门也不难。一遇名师指教，便能排疑解难。

在贞观三年(629)秋，玄奘来到中印度的至那仆底国。该国的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也是一位“善三藏”的高僧，他原是北印度的王子。玄奘花了四个月向他学习《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等。在《对法论》中有关于《瑜伽师地论》七因明的论述，属于古因明的重要内容。《理门论》则是陈那新因明的代表作。

贞观五年(631)秋，玄奘来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这是印度当时的最大寺院，也是大乘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在因明方面也得到陈那新因明的真传。年高德劭、学问渊博的戒贤不辞衰老，复出讲坛，专为玄奘开讲《瑜伽师地论》等。玄奘在那烂陀寺一住将近5年。在这5年中，他听戒贤讲授《瑜伽师地论》三遍，听《因明》和《集量》各两遍。其中《因明》不知是指哪一本著作，《集量》则是陈那新因明的后期代表作。陈那的因明八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前期的《理门论》和后期的《集量论》。前者重点在立破，后者重点在量论即知识论。在戒贤的悉心指导下，因明研习“更广其例，触类而长，优而柔之”，已达到很高的造诣。

此后，玄奘开始游历五印，“遍谒遗灵，备讯余烈”，进一步广博见闻和学识。他到了南印度的賅萨罗国，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向一位精通因明的婆罗门学习《集量论》。随后进入案达罗国，寻访了陈那写作《理门论》的遗址。

经过几年游学，玄奘又回到那烂陀寺。不久就听说附近有一小乘论师，精通“说一切有部”和因明、声明等，玄奘用两个月时间向他咨决所疑。

接着，玄奘又到离那烂陀寺不远的杖林山，向与戒贤齐名的胜军求学。胜军是多方面的权威，他曾师从贤爱论师学习因明，师从安慧论师学习声明和大小乘经论，还向戒贤学《瑜伽师地论》，举凡天文、地理、医学、方术，无所不精，可谓道贯五明。他不愿做摩揭陀国王和戒日王的国师，宁愿隐居山林，收徒传道。玄奘不但随他学了许多经论，还请教了许多瑜伽论和因明论的问题。玄奘在杖林山一住又是一年有余。在这期间，玄奘还纠正了老师胜军经过40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的一个比量。这个比量是一个有过失的共比量，玄奘给它加上简别语，成为自比量，从而避免了过失。

综上所述，玄奘的因明研习，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起点很高。他得到了印度一大批代表最高水平的学者的传授。

其次是内容比较全面，既反复学习了古因明的重要著作《瑜伽师地论》和《对法论》(即无著的《阿毗达磨集论》)，又反复学习了陈那的新因明。

第三是精研经典，详考其理。奘师自幼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且好学不倦，穷源竟委。在国内游学时就“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备擅宗途”。这一优良传统在西行求法活动中得到发扬光大。因明著作，尽管晦涩艰深，玄奘仍能将其中奥旨，抉择无遗。北印度迦湿弥罗国的称法师就曾当众赞叹：“此支那僧智力宏赡，顾此众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继世亲昆季之风。所恨生乎远国，不早接圣贤遗芳耳!”

第四是善于运用，敢于超越。因明学在当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作为论辩逻辑，能否恰当运用，直接关系到辩者的荣辱甚至生死大事。一个人，若能正确审议精微的议论，能评议精妙的理论，辩论时思路敏捷，就会被请去坐宝象，前呼后拥，随从如林；如果词锋被挫，脸上就会被人涂上红白粘土，身上撒上尘土，被排斥于旷野，被丢弃于沟壑。也有人发誓，倘辩论输了，愿截舌相谢，甚至斩首相谢，不像我们现在坐在书斋里讨论因明义理，可以如此轻松潇洒。玄奘是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他不仅能娴熟地运用现成的因明理论，而且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并多次获得辩论的胜利。在迦湿弥罗国他受到称法师的高度赞扬之后，众僧多有不服，纷纷诘难。玄奘一一化解，众人无不愧服。玄奘对待自己的老师，也不轻易盲从。胜军经四十余年深思熟虑而提出的“诸大小经皆是佛说”的比量流行日久，却无人发现其论式上的错误，玄奘敢于提出修正意见，使其避免过失，从而无懈可击。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识比量，更是一次创造性运用因明的光辉典范。

求法归来，在因明方面，奘师并无论著，他把全部精力同样放在译讲上，译出了一批因明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并且为新罗(朝鲜)、日本培养了人才。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因明著作36部，《瑜伽师地论》等有古因明内容的论书还不计算在内，因明在这些论书中是附属的。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译经，两年之后就先后译出新因明的专著两种。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陈那门人商羯罗主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陈那本人的早期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

在译经初期，玄奘就译出因明专著二部，可见其对因明的重视。当然，玄奘译经的重点是《瑜伽师地论》，因明不过是论证佛学的工具。因此，在译经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译《显扬圣教论》。此书为无著所著，阐扬《瑜伽师地论》的理论。因明部分完全因袭弥勒因明学说，先行译出是为译《瑜伽师地论》作准备。紧接着又译出安慧编著的《阿毗达磨杂集论》(无著《阿毗达磨集论》的注释本)，这两种论书都是包含有承述并发挥《瑜伽师地论》的七因明的内容。二论译出之后，过了几个月，即贞观二十年(646)五月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两年后译完。此论首次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辩论术和逻辑体系。佛家因明学的名称就是从这一论书开始的。本论提出七因明说，包括辩论和逻辑两方面的内容。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又译出了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其中第七卷对弥勒的七种论法即七因明总称为论轨决择，在论证式部分即五分作法中，与《瑜伽师地论》和《显扬圣教论》大同小异，用合、结二支代替了同类、异类。无著在此论中开始有自己的创见。

以上四种为瑜伽师行派有关因明的代表著作，都属于古因明范围。加上前人翻译的《方便心论》和《如实论》，古因明的主要资料在汉地大致齐全了。

还有两本书是新因明应用方面的范本。一本是大乘中观派清辩的《大乘掌珍论》，另一本是陈那门人护法的《广百论释》，分别在译经的早期——公元649和650年译出，前者对玄奘的唯识比量的构成有重大影响。玄奘门人定宾将奘师的唯识比量和本宗旧说作了比较。他说“此量头仿掌珍，身象唯识”，意思是因明的格式仿效了《掌珍论》，而宗、因、喻三支的内容又像护法解释唯识理论所立的量。

据说陈那有因明的专著八种，玄奘除了译出《理门论》之外，在公元657年还译出了《观所缘缘论》。在本论中陈那用三支作法来论述自己的现量学说。

以上是奘师所译因明的全部。其中古因明部分填补了从《方便心论》到世亲《如实论》之间的空白，使汉地学者了解到古因明的发展轨迹。两年新因明专著的弘扬则代表了汉传因明的方向。

玄奘虽然有很高的因明造诣，但是无暇著书立说，他把全部的精力智慧都贯注到译讲活动中。一方面他组织了雄厚的译经班底，译出高质量的本子；另一方面又热心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弘扬人才。译场中的20多位助译者本来就是各地奉诏而来的高僧大德，他们“时闻指掌，每记之汗简，书之大带”，各随所闻“竞造文疏”，一时间蔚为壮观。
《入论》之唐疏，初有神泰、靖迈、明觉三家，继有文备、文轨、璧公诸作，还有净眼、灵隽、胜庄、顺憬、玄范和窥基等疏，如同雨后春笋。除神泰撰写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外，《理门论疏》还有文备、玄应、定宾和圆测各家。此外，普光述有《对面三藏记》(有云伪撰)，元晓著有《判比量论》。并非佛门弟子的尚药奉御吕才是位博学多才之人，他靠自学也撰写了本《立破注解》，对神泰、靖迈和明觉三家义疏提出40多条商榷意见。以上各疏中，以窥基之疏为集大成者，被尊为《因明大疏》。窥基的弟子慧沼、慧沼的弟子智周薪火传灯，著述颇丰。奘门弟子中的朝鲜、日本僧人又将因明种子带回本国。尤其是日本后来居上，不仅将部分珍贵的唐疏保存至今，而且千多年来著述不绝如缕，其中凤潭的《因明论疏瑞源记》和善珠的《因明大疏明灯抄》保存有大量唐疏的重要论述。

唐疏今存文轨的《入正理论疏》残本(三十年代内学院曾辑佚补足)、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前半部和窥基的《因明大疏》，这三种在清末由东瀛回归故土。此外，还有敦煌写本净眼的《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前三种是我们研究玄奘因明思想的主要依据。

玄奘因明成就第三方面的表现是继承和发展了陈那的新因明理论。

毫无疑问，玄奘口述的要义大量保留在唐疏之中。要对玄奘的因明思想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必须将其本义与弟子们的创见(如果有的话)或者错误发挥区分开来。这历来是个难点。本文将唐疏中共有的、及有疑义的或者有充足的理由支持的五条阐述如下。

首先，玄奘弘扬的是陈那前期的新因明，以立破为主，以认识论作为准备条件而附带论述。

玄奘在印度反复深究陈那后期代表作《集量论》，应该说他对《集量》之奥义是精通的，但是他不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集量》，而译以立破为中心的《入正理论》和《正理门论》，客观上说明译者看重的是陈那新因明的逻辑工具性质。“可以权衡立破，可以楷定正邪，可以褒贬是非，可以鉴照现比”(文轨)，“以其众妙之门，所以先事翻译”(吕才)。

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既不同于以辩论术为中心、以逻辑和认识论为附庸的印度古因明，又不发展成陈那后期因明。

法称因明一方面对陈那因明作重大改革，使其真正成为演绎论证，另一方面又沿着陈那后期因明的方向发展，以认识论为中心。藏传因明弘扬的是法称因明，把因明直接当作解脱成佛的工具。这是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的区别。

其次，玄奘及其弟子对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整理发展之功。在陈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入正理论》中，讨论范围限于共比量。玄奘留学期间，三种比量及其简别方法在因明家手中还很生疏。玄奘学成将还之际已经运用自如。他修改胜军的比量和提出唯识比量便是两个成功典范。如同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可以运用形式逻辑来宣传各自的观点一样，玄奘也成功地运用因明工具来论证其唯识思想。他对三种比量及简别方法的整理发展主要反映在窥基的《因明大疏》之中。

第三，根据陈那因明的共比量性质，明确揭示同品、异品概念必须除宗有法。举例来说，在“声是无常”宗论题中，声音能不能算无常的同品或异品?既不能算同品，也不能算异品，因为这正是要争论的问题。在印度的文化背景下，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喻。作为新鲜的学问传播到中国，不把这隐而不显的要点明确揭示出来，便无法理解陈那因明的整个逻辑体系。《瑞源记》中汇集了四家唐疏的同品定义，明确提出除宗有法。

第四，对陈那新因明核心理论因三相规则的翻译，既忠实于原著，又高出于原著。这是汉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的一大贡献。在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中，两个“遍”字和一个“定”字是梵文中没有的。因三相是对陈那九句因中的二、八正因的概括。加上这几个字便把二、八正因固有的逻辑意义揭示得清楚明白。这一方面说明玄奘对陈那因明体系的把握是何等透彻，另一方面又充分展示其“既通华言，又娴梵语”、“意思独断、出语成章”的翻译优势。因三相的奘译，可以说是对陈那新因明的又一发展。

第五，发展了陈那新因明的过失理论。陈那、商羯罗主二论的过失论，限于共比量范围。玄奘把它扩大到自比量和他比量，使得过失论更为丰富和细微。玄奘的过失理论在窥基《大疏》中反映得最为充分，但窥基把过失论搞得过于烦琐，这是应当指出的。

玄奘对因明的发展还不止这些，以上五条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