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止修、泰州学派之评论
除上述各地王门学者外，还有师承王门而又别立宗旨者，学者们多称其为王门别派。这样的学派主要有李材的止修之学和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
据《学案》本传，李材初学于邹守益，“学致良知之学”，后几经变化，“拈出‘止修’二字，以为得孔、曾之真传”。李材抚治郧阳时，因改公署为书院，激起兵变，后又被劾冒功遭逮问，黄宗羲对此力予辩护。但对于止修之学，黄宗羲则颇不以为然，指出：“其实先生之学，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不过换一名目，与宋儒大段无异，反多一张皇耳。”《总目》对李材更是多所批评。《李见罗书》提要云：“材尝患世之学者每以朱、王两家格物致知之说争衡聚讼，因揭修身为本一言，以为孔、曾宗传，而谓知止即知本，又谓格物之功散见八条目中，以朱子补传为误。其学较姚江末派稍为近实，故顾宪成颇称之。然材在郧阳，侵官地为书院，至于激变诸军，狼狈弃城，仅以身免。及被劾遣戍，犹用督抚仪从赴谪所，为当代所非。黄宗羲《明儒学案》记之最详，则亦何贵乎讲学耶！”《观我堂摘稿》提要又云：“其学出于姚江，而稍变其说，遂开止修一派，与良知一派并传。然制行颇率意自恣。官巡抚时，毁参将署为书院，致激兵变。后云南巡按御史劾其破蛮冒功，逮问坐系十余年，谪戍福建，乃用巡抚仪从以往，为当时所怪。黄宗羲《明儒学案》谓其以师道自任，不因患难而改，不知者谓其不忘开府门面，则失之。然师道尊严，岂在鼓吹张盖？宗羲以姚江一派门户相同，从而为之曲说耳。”

对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黄宗羲的评价基本上是功过参半。《泰州学案》小序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在《学案》“王艮传”中，黄宗羲指出：“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处示之，闻者爽然。”对于王艮著名的“淮南格物”说，黄宗羲援引其师刘宗周之言，谓“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但又指出“第少一注脚，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治平之为末，则备矣”。《总目》于王艮无多评论，只谓其《心斋约言》“皆发明良知之旨”。

王艮之子王襞，《学案》谓王阳明令其师事王畿、钱德洪，“心斋（王艮）没，遂继父讲席，往来各郡，主其教事，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学案》认为王艮、王襞父子有味乎曾点之乐，但又指出：“然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细详先生之学，未免犹在光景作活计也。”《总目》于《东厓遗集》提要谓王艮、王襞父子“同刻意讲学，非以文章为事者”，又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语，谓王襞诗“亦有活脱之趣，然终非专门也”。王艮从弟王栋，亦师事王艮，所至以讲学为事，《学案》谓其为学大端有二，“一则禀师门格物之旨而洗发之”，“一则不以意为心之所发”。后一点因与刘宗周看法相合，故极得黄宗羲称赏。《总目》对于王栋，只是援引《学案》之言，指出其禅学倾向。《一庵遗集》提要云：“王守仁良知之学有泰州一派，始于王艮，栋为艮从弟，故独得其传，所至皆以讲学为事。…黄宗羲《明儒学案》，尝称栋‘意非心之所发’一语，为独得宗旨，而又谓泰州之学，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致阳明而为禅云。”

王艮弟子徐樾，先事王阳明，后卒业于王艮之门。徐樾的传承弟子中，有名于时者较多，且都浸染于禅。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赵贞吉，其学即得之徐樾。《学案》谓赵氏“初不自讳其非禅学”。赵贞吉曾说过：“就禅教中分之为两，曰如来禅，曰祖师禅。如来禅者，先儒所谓‘语上而遗下，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是也；祖师禅者，纵横捭阖，纯以机法小慧牢笼出没其间，不啻远理而失真矣。”《学案》认为赵氏“亦从弥近理而大乱真者学之”，“若其远理而失真者，则断断无一好人也”。是对赵氏尚有所回护。《总目》《文肃集》提要谓：“贞吉学以释氏为宗。姜宝为之序曰：‘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其持论可谓悍矣。”对其宗释氏明显持批评态度。

徐樾弟子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为颜钧，《学案》对其持批评态度。《泰州学案》小序云：“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抟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又谓颜氏“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颜钧弟子有名于世者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罗汝芳。何心隐之学，《泰州学案》小序谓“不随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理显于事”，并谓其“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罗汝芳之学，《学案》本传谓“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并谓“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学案》指出罗氏得禅学精髓，“然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同时又指出不能因罗氏近禅就对其全盘否定，“若以先生近禅，并弃其说，则是俗儒之见，去圣亦远矣”。《总目》对罗氏近禅，则批评颇严。《一贯编》提要云：“汝芳习其师说，故持论恍洋恣肆，纯涉禅宗，并失守仁之本旨。……是当时持正之士已纠其谬，朝廷且悬为禁令，然运当末造，风气浇漓，好异者终不绝也。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趋于乱亡欤！”《识仁编》提要云：“是书皆提唱禅宗，恣为幻杳之论，特假借程子以为名耳。”《近溪子文集》提要云：“其学出于颜钧，承姚江之末流，而极于泛滥。故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

罗汝芳有两大弟子，一为杨起元，一为周汝登。杨氏之学，与乃师一样，亦颇近禅，《学案》指出，“以夫妇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即释氏作用为性之说也”。《总目》对于杨氏学术，严加抨击，《证学编》提要谓其“援儒入墨，诬诞实甚”，“变乱先儒，其流毒且及于经义矣”。《诸经品节》提要谓“起元传良知之学，遂浸淫入于二氏，已不可训。至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官跻九列，所谓国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书卷首乃自题曰比丘，尤可骇怪矣”。周汝登之学，《学案》批评“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阳明之意”，“即释氏之所谓空也”，并谓周氏“教人贵于直下承当”，“皆宗门作略也”。《总目》亦批评周氏之说，《圣学宗传》提要引《明史·儒林传》，谓：“汝芳传杨起元及汝登，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以后，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云云。”《海门先生集》提要又谓：“其释良知二字，谓‘良训甚也，当如至善、至德、至乐、太极、太初等。至字、太字，皆甚字之义，有不可拟议，不可名言之妙’。其立意新奇，非惟孟子无此说，即王守仁亦无此说。斯真龙溪末派，惟所欲言者矣。”

耿定向之学亦出于泰州，《学案》对其学术评价颇低，谓其学“不尚玄远”，“其说未尝不是，而不见本体，不免打入世情队中”。对于耿氏为人，《学案》更是颇多指责。《总目》对于耿氏，基本上亦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不尚玄远则有所肯定。《耿子庸言》提要云：“定向之学出于泰州王艮，本近于禅。然有鉴于末流之狂纵，不甚敢放言高论。故初请李贽至黄安，既而恶之，而贽亦屡短定向。然议论多而操履少，遂不免有迎合张居正事，为清议所排。讲学之家，往往言不顾行，是亦一证矣。”《耿天台文集》亦云：“大抵定向之学，兼讲作用。观其全集，大略可知。”对耿氏所著《先进遗风》，更颇加肯定：“是书略仿宋人《典型录》之体，载明代名臣遗闻琐事，大抵严操守、砺品行、存忠厚者为多。盖明自嘉靖以后，开国敦庞之气日远日漓，士大夫怙权营贿，风尚日偷。定向陈先进懿行以救时弊，故所记多居家行己之细事，而朝政罕及焉。……其间如曲誉李东阳之类，未免乡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学，未免门户之见。然著书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

耿定向、罗汝芳的弟子焦竑，以博洽闻名，《学案》称其“师事耿天台（定向）、罗近溪（汝芳），而又笃信卓吾（李贽）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故以佛学即为圣学，而明道（程颢）辟佛之语，皆一一绌之”。《总目》对于焦氏友李贽、鼓狂禅，痛加抨击，《焦弱侯问答》提要云：“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易筌》提要云：“是书大旨，欲以二氏通于易，每杂引《列子》、《黄庭内景经》、《抱朴子》诸书以释经。史称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盖不诬云。”《阴符经解》提要亦云：“盖竑与李贽友善，故气类熏染，喜谈禅悦，其作此注，仍然三教归一之旨也。”但《总目》亦认为焦氏博学，《中原文献》提要谓：“竑虽耽于禅学，敢为异论，然在明人中尚属赅博。”对于焦氏所著诸书，《总目》区别对待。有的予以否定，如谓其《国史经籍志》“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有的予以肯定，如谓其《老子翼》“不立道德经之名，亦不妄署篇名，体例特为近古，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盖竑于二氏之学，本深于儒学，故其说儒理者多涉悠谬，说二氏之理者转具有别裁云”。

管志道的学术渊源，《学案》谓其受业于耿定向，《总目》则谓其学出于罗汝芳。据《泰州学案》小序，管氏“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物”，并谓其“平生喜谈鬼神梦寐，其学不见道可知。泰州（王艮）张皇见龙，东溟（管志道）辟之，然决儒释之波澜，终是其派下人也”。《总目》对于管氏之学，亦大加批评。《孟义订测》提要云：“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者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问辨牍》提要云：“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弥甚，放荡恣肆，显唱禅宗，较泰州（王艮）、龙溪（王畿）尤甚。其《答王塘南书》，谓‘孔颜真是即心是佛，即经世是出世，与文殊之智、普贤之行，两不相违为’。其宗旨可见矣。虽为儒言，实则佛教。”《从先维俗议》提要亦谓其讲学语“理杂二氏”，“盖心学盛行，而儒墨混而为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

泰州学派中在摆脱名教羁络方面走得最远的是李贽。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泰州后学耿定理、焦竑等皆曾与李贽交往密切，故李贽理所当然应属泰州一派，但因其走得过远，故黄宗羲未将其列入《学案》。《总目》将李贽视为名教之罪人，屡加抨击。《藏书》提要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初潭集》提要云：“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谬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书，当时人心风俗之败坏，亦大概可睹矣。”《李温陵集》提要云：“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泰州后学中，也有不满于禅学倾向者。如方学渐，《学案》谓其“见世之谈心，往往以无善无恶为宗，有忧焉，进而证之于古，溯自唐虞，及于近世，摘其言之有关于心者，各拈数语，以见不睹不闻之中，有莫见莫显者，以为万象之主，非空然无一物者也”。《学案》对方氏说法表示反对，认为其言“煞是有病”，并谓其“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总目》因方氏排斥玄寂，对其有所肯定，《心学宗》提要云：“是书专明心学，自尧舜至于明代诸儒，各引其言心之语，而附以己注。其自序云：‘吾闻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矣。’盖学渐之说本于姚江，故以陆王并称。……大意谓主心体至善，一辟虚无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为附会，故其言皆有归宿。宪成序其首曰：‘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盖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王畿）诸家犹为近正云。”

三、对明后期非王学诸儒之评论

在王阳明心学兴起和传衍的过程中，不断有思想家与之辩难，甚或对其展开尖锐批判；这些批评者中，有湛若水等与之宗旨相近的思想家，但更多的是学术宗旨与之相对的程朱学者。此外，明后期许多学者，虽然论学宗旨与王学不合，甚至对王学持激烈反对态度，但其学术思想实际上已受到王学影响，往往带有兼糅朱、王的色彩。

1.对甘泉学派之评论

甘泉学派与王学同时并立，两家弟子互有出入，正如《甘泉学案》小序所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甘泉学派的创始人湛若水出于陈献章之门。据《学案》介绍，湛氏“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有人以为“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试图调和两家之说，《学案》则认为“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使之合也”。对于湛氏批评阳明之言，《学案》力加批驳，认为湛氏所言“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仍为旧说所拘”，“其言终觉有病也”。《总目》认为湛氏为学与程朱不合，《甘泉新论》提要云：“若水之学以虚明为宗，故其论心则以为主一而无物，其论性则以宋儒理气对举为非，视程朱所论颇殊。”又指出湛氏之学与王学并立，而与宋程颐相近，《遵道录》提要云：“初与王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致之说不可信者四。学者遂分王湛之学。若水得力于献章，每教人静坐，其学洒然独得，故于宋儒中独推尊明道，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

湛氏之学在明代一直传衍下来，但其后学的学术宗旨则未必固守湛氏之途辙。其中不少门人出入湛王二家。如湛若水及门弟子吕怀，主张“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学者功夫无有着落，枉自说同说异”，《学案》认为其说“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只在变化气质”，并称其《心统图说》之论“极为切实，可以尽横渠（张载）之蕴”。但《学案》并不同意变化气质之说，认为“横渠之失，浑气质于性，先生之失，离性于气质，总由看习不清楚耳”。《总目》对吕氏著述，率加批评，称其《周易卦变图传》“大抵支离牵合，若有意义，而实非易之本旨也”，《箫韶考逸》“繁衍无当，又以阴阳术数之说附会其间，益杂糅矣”，《律吕古义》“其中心统之说，颇近释氏，所论亦时多牵合，未能得律吕之本也”。至于唐枢，虽出湛门，而其学更近王氏。《学案》称唐枢“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字为的”，“真心即良知也，讨即致也，于王学尤近”。《总目》则将唐氏当作王学末流看待，而大加抨击。如《宋学商求》提要谓：“其学援儒入墨，纯涉狂禅。所刻《木钟台稿》，无非恣肆之论。此编评论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不近禅者则毁，不足以辨是非。”《一庵杂问录》提要谓：“其论学以禅为宗，而附会以儒理。”《辖圜窝杂著》提要谓：“盖专言心学也。其大旨宗王守仁，……盖沿姚江之末派而失其本原，宜其惝恍无归矣。”《因领录》提要谓：“皆枢讲学往复书札。词意诞谩，多涉佛理。……其提唱禅宗，悍然无忌，又不止于阳儒而阴释矣。”《唐集辑要》提要谓：“枢之学纯出于禅，所言大抵空虚幻杳。”

唐枢的弟子许孚远、再传弟子冯从吾，为学皆尚笃实。《学案》称许孚远曾受学于唐枢，后“与四方知学者游，始以反身寻究为功”，又称其“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尝规近溪公（罗汝芳）为后生标准，令二三轻浮之徒，恣为荒唐无忌惮之说，以惑乱人听闻，使守正好修之士，摇首闭目，拒此学而不知信”。《总目》对许氏亦颇加肯定，《敬和堂集》提要云：“孚远之学，虽出于唐枢，然史称其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故与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断断相争。在姚江末派之中，最为笃实。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传其所学，皆能有所树立。”冯从吾学出许孚远，《学案》摘引其疏辩讲学之语，谓其学“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点检，以求合其本体”。《学案》对于冯氏的“救世苦心”是赞许的，但不同意其“太将气质说坏”。《总目》于《冯少墟集》提要，对冯氏学术加以肯定，谓其“讲学之作，主于明理，论事之作，主于达意，不复以辞采为工。然有物之言，笃实切明。虽字句间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讥也”。但对于冯氏提倡讲学，则力加批评：“士大夫自甲科通籍，于圣贤大义，不患不知，顾实践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讲也。……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而揖盗也。”

吕怀的弟子杨时乔，学术宗旨则近于程朱之学。《学案》撮述杨氏学术大旨是：“以天理为天下所公共，虚灵知觉是一己之所得。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真儒之学；若单守其虚灵知觉，而不穷夫天下公共之理，则入于佛氏窠臼矣。”《学案》对其说法不以为然，并讥其曲解阳明学说：“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阳明固未尝不穷理，第其穷在源头，不向支流摸索耳。至于敛目反观，血气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测之，于阳明无与也。”《总目》对杨氏学宗程朱，加以称肯，《周易古今文全书》提要谓：“其大意在荟萃古今以辟心学说易之谬，所宗惟在程朱。”《杨端洁集》提要谓：“江右之学，惟时乔一本程朱，故集中《大学》、《周易》诸序，及孔、朱二像碑，皆力辟心学之误云。”

2.对攻驳王学诸儒之评论

据《诸儒学案》小序，列于《诸儒学案》中卷的学者，“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罗钦顺是当时最重要的王学批评者，曾致书王守仁进行论辩。《学案》认为，罗氏“论理气最为精确”，但又指出其“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相矛盾”。高攀龙曾称罗氏“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学案》深契斯言，引述之后，赞叹说：“呜呼，先生之功伟矣！”《总目》对于罗氏，颇予肯定，并对其排斥王学特加强调。《困知记》提要云：“盖其学由积渐体验而得，故专以躬行实践为务，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尝与王守仁书，辨《朱子晚年定论》，于守仁颠倒年月之处，考证极详。此书明白笃实，亦深有裨于后学。盖其学初从禅入，久而尽知利弊，故于疑似之介，剖析尤精，非泛相呵斥、不中窾要者比。高攀龙尝谓自来排挤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可谓知言矣。”《整庵存稿》提要云：“钦顺之学，以穷理格物为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说。……然集中所作，虽意境平衍，而典雅醇正，犹未失成化以来旧格。诗虽近《击壤》派，尚不至为有韵之语录，以抗行作者则不能，在讲学诸家亦可云质有其文矣。”

崔铣对于心学亦排斥甚力。《学案》指出：“先生之学，以程朱为的，然于程子之言心学者，则又删之，以为涉于高虚，是门人之附会，无乃固欤！”可见并不赞成崔氏的做法。《学案》对崔氏的理气观深表赞同，谓“其言理气无缝合处，先生自有真得，不随朱子脚下转是也”。但对于崔氏“诋阳明不遗余力，称之为霸儒”，则深为不满，批驳说：“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爱敬性之实也，本诸天，故曰良。今取以证其异说，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与？此是以心为知觉，以性为理，不可以知觉即是理之成说，颇与先生气即理之论自相反。”《总目》则称扬崔氏反对王学、宗守程朱，《洹词》提要指出：“铣力排王守仁之学，谓其不当舍良能而谈良知，故持论行己，一归笃实。其争大礼，劾张璁、桂萼，风节表表，亦不愧其言。所作《政论》十篇，准今酌古，无儒生迂阔之习。”《士翼》提要云：“其言皆讲学家之所深讳，而侃侃凿凿，直抒无隐，可谓皎然不自诬其心矣。”《读易余言》提要云：“其笃实近理，固不失洛闽之传矣。” 

何瑭主张“儒者之学，当务之为急，细而言语威仪，大而礼乐刑政，此物之当格而不可后者也”，对于“理出于心，心存则万理备，吾道一贯，圣人之极致也，奚事外求”的看法，深表反对。《学案》谓其论“为阳明而发也”，并对其说大加讥讽：“盖力主在心为知觉、在物为理之说，固无足怪，独是以本原性命非当务之急，若无与乎修齐之事者，则与清谈何异？修齐之事，无乃专靠言语威仪、礼乐刑政与？真可谓本末倒置矣。”《总目》对于何氏提倡格致、躬行，表示赞赏，《柏斋集》提要云：“瑭笃行励志，其论学一以格致为宗。……故当时东南学者多宗王守仁之说，而瑭独以躬行为本，不以讲学自名。然论其笃实，乃在讲学诸家上。”但对于其好发异论，则表示反对，《柏斋三书》提要谓：“大都好为异说以自高。……论儒学则以朱子为欠明切，而真德秀《大学衍义》于大学之道实亦不知。皆所谓一知半解也。末有崔铣跋。铣学颇醇正，而极称所论之超卓，殊不可解。”

王廷相继承了宋儒张载的理气论，而又有所发挥。《学案》对其发挥，很不同意，指出：“先生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则先生仍未知性也。”《总目》肯定王氏之排诋禅寂，但严厉批评其偏执臆断。《慎言》提要云：“持论大抵不诡于正。然以拟议过贪诋诸儒，故罕考群言；以性灵弗神诋诸儒，故多凭臆见。……（《明史》）本传称‘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程、张、朱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多乖僻’。良得其实云。”《雅述》提要云：“《慎言》虽多偏执，犹不大悖于圣贤。此书则颇多乖戾。……今观其书，标举《中庸》修道之谓教为本，而多斥枯禅寂坐之非，未为无见。而过于摆落前人，未免转成臆断。……廷相以诗名一时，而持论偏驳乃尔。盖宏（弘）、正以前之学者，惟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乃始师心求异，然求异之初，其弊已至于如此，是不待隆、万之后始知其决裂四出矣。”

黄佐、张岳、李经纶等论学与王阳明亦不相合。《学案》谓黄氏“以博约为宗旨”，认为黄氏并不了解王阳明：“是时阳明塞源拔本论，方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阳明亦何尝教人不读书？第先立乎其大，则一切闻见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牵于旧论耳。”《总目》对于黄氏，虽不满其所补注《皇极经世》及所著《乐典》、《六艺流别》等书，但对其学问颇予肯定，《泰泉集》提称其“明习掌故，博综今古，……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泰泉乡礼》提要亦谓其“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张岳曾与王阳明论学，语多不契，“往往攻击良知”。在《学案》看来，张岳“不知理义只在虚灵之内，以虚灵为未足，而别寻理义，分明是义外也”。《总目》于《小山类稿》提要云：“史称岳博览，工文章，经术湛深，不喜王守仁学。今观集中《草堂》、《学则》及诸书牍内辨学之语，大都推阐切至，归于笃实近里。盖有体有用之言，固与空谈无根者异也。”李经纶“以理学自负”，对王、湛二家皆弗以为是。《学案》认为，其“与王、湛异者，大旨只在穷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谓理者，制度文为、礼乐刑政，皆是枝叶边事，而王、湛之所谓理，则是根本”。《总目》则认为，李氏的一些说法实与王阳明相近。《大学稽中传》提要云：“是编攻击朱子《大学章句》，深辟格物之说，而以诚意为根本，盖推衍姚江古本义也。…下卷为考证，引朱子书七条，陆九渊书六条，谓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终均无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论之余绪耳。”
3.对东林、蕺山学派之评论

明祚既终后，许多人以为清谈误国，对东林颇有非议，《学案》对这种看法深表愤怒，指出：东林“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关于东林讲学之首唱者顾宪成，《学案》谓其“深虑近世学者，乐趋简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而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辨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但在《学案》看来，所谓阳明无善无恶之说出于王畿，包括顾氏在内的批评者实际上是“错会阳明之立论”。《总目》对于顾氏开讲学之风，予以猛烈抨击。《小心斋札记》提要云：“宪成里居，与弟允成修宋杨时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声气既广，标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徒，争相趋赴，均自目为清流，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泾皋藏稿》提要亦云：“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国君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诟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恨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惟宪成持身端洁，恬于名利，且立朝大节，多有可观。其论说亦颇醇正，未尝挟私见以乱是非，尚非后来依草附木者比。故姑录其集，并论其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

东林讲学的另一位首倡者高攀龙，《学案》称其“一本程朱，故以格物为要”，但又指出其格物不合程朱之旨，并谓其“人心明，即是天理”等言“深有助乎阳明‘致良知’之说”。高氏曾批评王阳明致知格物之说，《学案》对此不以为然：“先生之格物，本无可议，特欲自别于阳明，反觉多所扞格耳。”《总目》对于高氏评价颇高，认为其学能兼采朱、陆之所长，并将其与其他讲学者区别开来。《高子遗书》提要云：“攀龙出赵南星之门，渊源有自。其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其讲学之语，类多切近笃实，阐发周密，诗意冲淡，文格清遒，亦均无明末纤诡之习。盖攀龙虽亦聚徒讲学，不免渐染于风尚，然严气正性，卓然自立，实非标榜门户之流。故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专事词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异于伪欤！”

钱一本亦为东林讲学之倡导者。关于钱氏学术，《学案》指出其得之江右王门王时槐者居多，并谓其“惩一时学者喜谈本体，故以工夫为主，一粒谷种，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发育地位，终是死粒”。《学案》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赞赏，但不同意其“性固天生，亦由人成”之言，认为“性为自然之理，人力丝毫不得而与”，“圣不能成，愚不能亏，以成亏论性，失之矣”。《总目》于《黾记》提要，指出“东林方盛之时，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对于其所著《像象管见》，亦颇称许，谓“一本研究六经，尤邃于易。……虽间有支蔓，而笃实近理者为多，自称用力几二十年，亦可谓笃志矣”。但对其《四圣一心录》，则颇为不满，谓其“大抵皆无根之高论也”，又称其《遁世编》“芜杂殊甚，疏漏尤多”。

孙慎行、顾允成、史孟麟，亦为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之学，《学案》称其“从宗门入手”，但孙氏“不以是为得”，谓“儒者之道，不从悟入”，“故舍学问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静存动察工夫，以养中和者，未有不流于禅学者也”。《学案》尤其称道孙氏“发先儒之未发者，凡有数端”。《总目》于《元晏斋困思抄》提要，谓“其中颇多心得之语，然亦不免好出新论。……虽才辨纵横，足以自畅其说，然非经之本旨矣”。关于顾允成，《学案》称其“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见义必为，皆从性命中流出，沈继山称为‘义理中之镇恶，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虚也”。《总目》则不称肯其文章而称肯其气节，《小辨斋偶存》提要谓：“允成文皆论诗讲学之语，书简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饰。诗为《击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节凛然，其封策奏疏，皆真气流溢，发于忠爱之诚，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史孟麟师事顾宪成，《学案》谓其“因一时之弊，故好谈工夫”，批评其驳难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言，是“错会阳明之意是也”。《总目》之《亦为堂集》提要，称“孟麟持正不阿，屡忤权倖。……然则孟麟在东林中，为超然于门户外矣。至其文章则惟意所如，无复修饰之功，直以余事视之可也”。

《蕺山学案》系黄宗羲特为其师刘宗周所立。黄宗羲对其师极为推崇，《蕺山学案》小序指出，“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攀龙）、刘（宗周）二先生，并称大儒，可以无疑矣”；然高氏著述中有阑入释氏之语，故《学案》认为，“忠宪（高攀龙）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师（刘宗周），则醇乎其醇矣”。《总目》对于刘氏，亦极称誉，谓其学出阳明而能救其末流之失，与东林诸人游而不染其之习。《刘蕺山集》提要谓：“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宗周虽源出良知，而能以慎独为宗，以敦行为本，临没犹以诚敬诲弟子，其学问特为笃实。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于宗社沦亡，势犹未已。宗周虽亦周旋其间，而持躬刚正，忧国如家，不染植党争雄之习。”《论语学案》提要称：“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圣学宗要》提要亦云：“宗周生于山阴，守其乡先生之传，故讲学大旨，多渊源于王守仁。盖目染耳濡，其来有渐。然明以来讲姚江之学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诸人，大抵高明之过，纯涉禅机。……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其临没时，犹语门人曰：‘为学之要，一诚尽之，而主敬其功’云云。盖为良知末流深砭痼疾。故其平生造诣，能尽得王学所长，而去其所短。卒之大节炳然，始终无玷，为一代人伦之表。”

3.对出入朱王诸儒之评论

《诸儒学案》下卷收录的学者，学术观点颇为庞杂歧异，但对王学大多有所不满，甚至加以严厉批判。不过，这些学者由于生活于王学炽盛的环境中，多多少少都受到王学思潮的影响，许多人的学术思想带有出入朱王、杂糅朱王的色彩。

霍韬与王阳明之学不能相契，但他曾疏荐王阳明，谓“臣不如也”。从《学案》的记载来看，霍韬曾指出“阳明之学，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可见他对阳明学说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认为，“知有圣人之知，有下愚之知，圣人之知则可致，下愚之知则无所不至矣”。《学案》不同意霍氏的见解，认为其所谓“知”，“乃习染闻见之知也，恶得良？故圣人与下愚，相去倍蓗无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谬也”。霍韬与张璁、桂萼皆因大礼议骤贵，颇受时讥。或许是霍氏曾推荐过王阳明的缘故，《学案》竭力为其辩护，谓霍氏虽与张、桂同贵，“然张、桂赋性倾险”，“而先生举动光明”。《总目》对霍氏，则极意贬损，《渭厓文集》提要云：“韬性强执谬戾，不顾是非。议尊兴献帝为皇考，则斥司马光不知忠孝，不当从祀孔庙；议合祀天地，则并诋及《周礼》，可谓无忌惮者。其他文亦皆争辨迫急，异乎有德之言。”

在大礼议中与霍韬观点相左的薛蕙，为学宗旨与王学颇有相合处。《学案》谓“其学以复性为要”，认为其说法“似是而非”。《总目》对于薛氏之诗极为赞赏，《考功集》提要谓：“正、嘉之际，文体初新，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声华方盛。蕙诗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古体上挹晋宋，近体旁涉钱郎。核其遗编，虽亦议拟多而变化少，然当其自得，觉笔墨之外别有微情，非生吞汉魏、活剥盛唐者比。”但对于薛氏之讲学，则大加讥讽，并谓其流入二氏，旨近王学。《西原遗书》提要云：“大旨尊陆九渊、杨简之说，毅然不讳其入禅。至谓释氏于六度万行未尝偏废，殊为驳杂。蕙本诗人，足以自传于后，乃画蛇添足，兼欲博道学之名，又务立新奇，遁入异教。”《约言》提要云：“其学以复性为宗，故《性情篇》云：‘静者性之本，主静者复性之学也。’又云：‘静者自然之本体，动者后来之客感。’夫自有阴阳，即不能有静而无动，以动为客感，是二氏元寂之旨也。又曰：‘理即此心，此心即理。’夫理具于吾心，不可谓心之虚灵不昧者即理也，即心即理，是姚江良知之宗也，其去濂、洛、关、闽之学，固已远矣。” 

在晚明学者中，吕坤最反对虚谈，不仅批评王学，对程朱理学亦抨击甚厉。然观其“我只是我”之言，以及菲薄程朱甚至孔孟的态度，似不能完全否定王学之影响。《学案》对吕氏颇为尊重，称吕氏“一生孜孜讲学，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头有一分检点，便有一分得处，盖从忧患中历过，故不敢任情如此”。《总目》则赞誉吕氏之笃实，认为吕氏能避免朱、陆两家末流之弊。《呻吟语》提要云：“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在明代讲学诸家，似乎粗浅，然尺尺寸寸，务求规矩，而又不违戾于情理，视陆学末派之猖狂，朱学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则有间矣。”《去伪斋文集》提要云：“坤于明季讲学诸儒中，最为笃实。”惟对其《四礼疑》有所批评：“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于《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坤之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于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与东林相友善的鹿善继、曹于忭，受到王门后学影响较多。鹿氏“读《传习录》，而觉此心之无隔碍也”，但《学案》认为他并非王学一派，而是“颇近东林诸子”。《总目》对于鹿氏，一方面肯定笃实，另一方面则点出其王学影响。《四书说约》提要云：“是书就《四书》以讲学，与明人讲义为时文而作者颇殊。……其持论亦颇笃实。然学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与洛闽之学究为少异。”曹于忭与江右王门的冯应京为友，《学案》谓其与冯氏“以圣贤之学相砥砺，讲求兵农钱赋、边防水利之要”。《学案》指出，曹氏“所言仁体，即是《西铭》之注疏也。木则不仁，不木则仁，即上蔡之以觉言仁也”。《学案》特别提到，“以觉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为非，谓知觉不可以求仁，仁然后有知觉”，《学案》认为朱熹的说法是讲不通的。《总目》对于曹氏，肯定其气节，而否定其讲学。《共发编》提要云：“是编乃为淮安推官时，讲学安定祠内，与门人问答之语。其持论多涉元妙。……是坐儒者之皋比，而演释迦之经咒，则何不披淄而开方丈也。”《仰节堂集》提要云：“故于忭之诗文，亦在理学举业之间，或似语录，或似八比。盖平生制行高洁，立朝风节凛然，震耀一世，远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笔札见长。（冯）从吾序所谓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者，为得其实。观是集者，谓之文以人重可矣。”

郝敬是晚明时期著述颇丰的一位著名学者，《学案》称“明代穷经之士，先生实为巨擘”。郝氏的学术宗旨，是“以下学上达为的”，《学案》不同意其说：“按先生之下学，即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于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工夫，亦只在念头上，未著于事为，此处如何下学？不得不谓之支离矣。”《总目》认为，郝氏虽攻击王学，实际却受到王学很深影响。《时习新知》提要云：“自序谓早岁出入佛老，中年依傍理学，垂老途穷，乃输心大道。书中于周子《太极图说》、张子《正蒙》、邵子《皇极经世》及二程、朱子，无不肆言诋斥，谓宋儒设许多教门，主静持敬，操存省察，致知穷理，专内疏外，举体遗用，为浮屠之学。又谓世儒先知后行，以格物为穷理，以闻见为致知，皆非。是即王守仁知行合一、致知格物之说。然既借姚江之学以攻宋儒，而又斥良知为空虚，以攻姚江，亦可谓工于变幻者矣。”对于郝氏解经诸书，虽称其间有所得，但对其穿凿臆断抨诋甚厉。如《尚书辨解》提要谓：“盖敬之解经，无不以私意穿凿，亦不但此书为然也。”《仪礼节解》提要谓：“敬所作九经解，皆好为议论，轻诋先儒。”

在明朝末年，黄道周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代名儒。《学案》对于黄氏的品节，深表钦敬，但对其学术则不无微言，谓：“先生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自是气质，何关性上事？”《总目》对黄氏学术，则颇予肯定，《榕坛问业》提要云：“其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大约左袒考亭而益加骏厉。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盖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于禅门机括，幻窅无归。先儒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斯诮矣。”对于黄氏所著诸书，则从书以人重的角度出发，大都加以肯定，但略摘其失误。如《洪范明义》提要谓：“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于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月令明义》提要谓：“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于经义颇有阐发。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禨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于经义也。”《表记集传》提要谓：“于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于世教，遂亦不可废焉。”《缁衣集传》提要谓：“道周此书，意主于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孙奇逢在明末清初以讲学为事，世称大儒。《学案》对其冒死援救东林党人的节侠之气十分赞赏，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学案》暗示孙氏学术未至精微，但对其传播学术之功颇加称誉，谓“北方之学者，大概出其门。先生之所至，虽不知其浅深，使丧乱之余，犹知有讲学一派者，要不可泯也”。《总目》认为孙氏之学出于阳明一派，但兼采程朱，颇为笃实。《岁寒居答问》提要云：“奇逢之学主于明体达用，宗旨出于姚江，而变以笃实，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言，以弥其阙失。”《理学传心纂要》提要云：“奇适行谊，不愧古人。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亦有异于迂儒。”《四书近指》提要云：“盖奇适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读易大旨》提要云：“奇逢说易，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大意发明义理，切近人事。……其平生之学，主于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有足取焉。”

四、小结：《学案》与《总目》学术旨趣之差异

《学案》与《总目》学术旨趣之差异，从《总目》对《学案》的评论中即可看出端倪。《总目》虽然承认《学案》“于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颇详”，但在总体倾向上对《学案》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偏袒王学，维护门户：“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于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夫二家之学，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议论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党立，恩仇轇轕，毁誉纠纷。正、嘉以还，贤者不免。宗羲此书，犹胜国门户之余风，非专为讲学设也。”在沈隹《明儒言行录》提要中，《总目》再次表达了此种见解：“初，黄宗羲作《明儒学案》，采摭最详，顾其学出于姚江，虽于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击，而于王门末流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颇为回护，门户之见，未免尚存。”

《学案》是否像《总目》断言的那样，存在着偏袒王学的倾向呢？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回答。大多数学者认为，《学案》的学术观点确实具有明显的王学性质，但不能由此断言此书囿于一家之言，旨在表彰王学；事实上，《学案》体现出了一种兼综百家、和会异同的学术气度，它并不偏袒王学，更不是要立王学门户，而是试图建立一个评论学术是非的客观标准，即所谓“公道”、“公学”（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下卷，第28章）。也有学者认为，《学案》是理学内部陆王和程朱两派之间激烈竞争的产物，此书并非一种对历史现象的单纯和公正的观察，而是要为王阳明思想辩护，确立王阳明思想在儒学传统中毋容置疑的重要意义；但《学案》又并非是纯主观性的作品，它的卓越之处，在于实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互相补充，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后来的类似著作，那些著作或者是彻头彻尾的宗派主义的产物，或者是由许多人经手的百科全书式的汇编并缺乏一贯的观点（参见司徒琳《〈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的再评价》，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考察，但笔者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黄宗羲撰写《学案》，确实含有确立和维护王学道统地位之意旨，但也正是由于有自己鲜明的“宗旨”，才使黄氏能够准确、敏锐地辨别和把握各家思想中精微的差别，从而使《学案》成为一部杰作。

至于《总目》对程朱派和陆王派的态度，《子部·儒家类》小序曾有所说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籍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此外，《总目》“凡例”中有一条云：“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可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教研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偏，左右偑剑，均未协中。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从这些话来看，《总目》虽然也试图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但其总的原则，却是要“以濂、洛、关、闽为宗”，“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可以说，《总目》虽然不喜欢理学家的空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同意程朱的说法，但其总的思想倾向，还是要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的。从《总目》对儒学著作的评论中也可看出，《总目》对陆王一系的批评，远比程朱一系为多，在程度上也严厉得多。

《学案》特别注重归纳和提炼各家学术之宗旨。如仿其做法，只用数字概括《学案》与《总目》之宗旨，又当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学案》的学术宗旨，可以概括为“贵自得”；而《总目》的学术宗旨，可以概括为“崇笃实”。在《学案》序中，黄宗羲自述云：“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在《明儒学案发凡》中，他又指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可见，《学案》强调学者应有独自的思考和创新，而不赞成因循附合、人云亦云。《总目》“凡例”则云：“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今所录率以考证精详、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又云：“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可见，《总目》强调学者应当笃实、醇正，讲求有用之学，而不赞成虚谈空论、翻奇鹜异。
在对各家学者的评论中，两书基本上都将自己的宗旨贯穿进去。比如，关于明初程朱学者，《学案》屡谓其因循粗浅，而《总目》则屡赞其笃实醇正。再如，《学案》虽对王门后学之流入禅学者不满，但对王阳明本身及对它认为的王学正传（如江右王门），则评价甚高；而《总目》对王学各派，则多批评其玄虚放诞，而且在批评王学末流时，时常追根溯源到王阳明本人。再如，对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晚明讲学活动，《学案》认为其有助于学术、世道、人心，基本持肯定态度；而《总目》则认为讲学加剧了门户宗派之争，终至祸延宗社，因而对之猛烈抨击。当然，两书也并非截然对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对于流入狂诞玄虚、脱离名教羁络的泰州学派的一些学者，两书就都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可以说，《学案》与《总目》的学术旨趣，总体看来存在着根本性的重大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