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格”一词，是一个充满歧义而又为多种学科所广泛引用的术语。最早来自拉丁文“面具”一词。面具是在戏台上扮演角色所戴着的特殊面罩，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把“面具”指义为人格，实际上具有两层内涵：一是一个人在生活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行为：二是一个人的真实自我。现在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归结起来的，即人格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统一，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人格特征和取向的差异。

人格的构成要素是多层次、多类型的，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人格构成大致分为五个层次的内容：同常行为方式，角色认知，个性、气质，需求，价值。本文主要从角色认知，个性气质。价值这三个方面分析孟子的人格构成。

一、孟子的自我角色认知

人是一个丰富的角色丛组合，人的一系列行为方式的有机综合既受个体角色认知能力的决定，又反映了他对自我角色期待的认知及其和社会期待的相协调的水平，角色认知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也体现了人格的外在完整、协调程度。孟子对自我的社会角色有着清醒地认识和较高的期待。即以天下为己任，为王者师。

孟子生当乱世，面对世道衰微的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如战争危机、文化危机、人性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他自身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促使他关注社会历史现实，设计合理的社会发展蓝图和规范，他的自我社会价值正是通过建立这样的社会规范和模式来实现的。

战国时代的战争纯粹是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私利而进行的相互厮杀，既违背了“上伐下”的名分，又践踏了先王征战旨在诛杀桀纣一类人的正义目的，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为此，孟子立志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之中。孟子如孔子“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孟子说：“王如用子，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他甚至还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对自己的主张和能力充满信心，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他认为是杨朱和墨子的邪说盛行，充塞了仁义之道，才使圣人之道败坏，社会动荡，民生悲苦，而要挽救这种无序状态，恢复尧舜时的盛世宏景，则只有实行仁政王道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孟子为了更好的推行自己的仁政王道理想，他提出了要做王者之师。为王者师的根本任务是把王者的政治统治引导到圣人之道所规定的价值目标上去。他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与仁而已。”(《孟子-告子章句下》)王者师的另一任务是执行社会批判功能。孟子在表达自己的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对那些不愿实行仁政王道却推托其辞的统治者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章句上》)“格君心之非”就是批评国君的不仁不义。尽管孟子的思想主张与战国时代征伐攻战、崇尚强力的历史现实相背而驰，一直不被所用，却从未意志消沉，改变初衷。
二、孟子的个性、气质

人的角色取向又是受内在的个性、气质决定的。孟子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王者师的自我角色期待是由他勇于冒险，狂狷的性格和自身具备的英雄气质决定的。

孟子狂狷的个性也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的。首先，孟子具有强烈的自尊、自信、自豪感。孟子认为一方面人有天赋的善端，另一方面，人又有后天反求诸己，追求、扩充善的能力。孔子把尧舜看作上古之世的理想人物加以顶礼膜拜，认为其功业后人无人可比，而尧舜在孟子看来。只是理想的君子的化身，不是那么的高不可及，于是孟子狂妄的宣称“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章句上》)，认为“人皆可以为圣贤”。孟子还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夫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慨然以先知先觉自居，表现出非凡自信与自豪。他所憧憬的是做一位大丈夫，即“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届。”(《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种大丈夫面对君王，是一个“不召之臣”的倨傲形象。这个不召之臣的故事极为典型的体现了孟子的狂做。

其次，孟子在充斥着开拓疆土和霸业统一的思想和行为的时代，同时义是一个处事横议、豪杰辈出、杨墨之说盛行的时代。孟子认为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以推翻他，但若君主为明君，人民便应遵守岗位，各司其职。孟子本着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精神，甚至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那种以德性为财富的平民情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抱负，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度，更非常清晰地从那个充满纷争、诡诈、欺骗、倾轧、强权的时代画面中凸现出来，卓卓然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孟子狂做人格中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心理因素，那就是他善于培养“浩然之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实质上就是指个体为了实现善，在把他所固有的仁义礼智扩充时所保持的一种无畏的兴奋状态，所达到的对外物“不动心”的崇高而自由的境界。

正是孟子具备这样的个性气质，才会有以天下为己任、为王者师的自我社会角色的认定。才会有为别人所不为的胆量与气魄，这就是从孟子身上突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质，令人崇敬，令人慨叹。

三、孟子的价值期待

价值是人格中的最高层次要素，是决定人的活动方向和所有角色行为的意识倾向。孟子的价值期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价值理念

一般思想家的使命就是要积极的关心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而孟子所面对的恰恰是为历史寻求出路，为社会设计未来的重大课题。这样，对社会现实问题积极热心的参与，对历史发展趋势超乎寻常的关注，就成为他思想性格的突出特色。孟子所处的时代较之春秋时期，兼并战争更为激烈，到处是兵刃，所见即饿殍。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孟子没有逃避，毅然决然地以天下为己任。“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同时豪迈的宣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为此大半生周游列国，呼号奔走，比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热心与执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舍生取义以及坚持主张、不惧权势的价值取向

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孔子的“杀身成仁”为孟子的“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定下了基调。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论述了生命与道 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取义的人生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也，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的“舍生取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造就了中华民族讲骨气、讲气节、讲抱负的民族特性。正是秉承了这种舍生取义的崇高人格精神，孟子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三)修身养性、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

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则进一步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由此可见孟子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行，就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行，也就是要先反躬自省、反身自诚。孟子深刻认识到忧患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人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难困境中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胸怀抱负。坚信理念，从而不畏艰苦，去迎战困苦。

(四)坚持以“道”的原则和理想作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孟子之“道”是继承于孔子之“道”。其内涵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在社会结构上他肯定和维护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其次，主张在以上各等级层次之间有一种互相信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再次，在以上基础上，还倡导一种在各等级层次之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普遍具有的道德观念，即“仁”。因此他所谓的“道”，在性质上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主张、伦理观念。而是具有完整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它是具有超政权、超阶级、超时代、超个人意志的意义。

总之，孟子的价值期待可以概括为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大方面。一方面独善其身。孟子认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美满和谐是以社会个体的自我完善为基础的，所以他十分重视道德观念上的自律与自重，重视内在的人格修养，即“内圣”。“内圣”不仅包括个人对于本性中善一面的培养和扩充，最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兼济天下。

结语

综上，孟子怀着强烈的自尊、自信、自豪，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修身养性，以大丈夫的气概，意欲拯溺解悬、济世救民、平治天下，这就构成他丰富的人格内涵，也体现了孟子的自我价值期待。孟子以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为主要内涵的价值期待，无疑是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是一种向善的主观目的性，但高度集权、高度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却压抑、限制了他向善的要求。否定了他的价值期待和追求。这样就造成了孟子对自我价值不断的进行探索与追求，但又永远是在意图上行动或试图行动，“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积累往往是不得已而又不得不永远进行下去的项目，实际上离“兼济天下”是有相当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