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它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也许是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总起来说：1977年之前的10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17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