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时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发文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

“夜间的灯火管制，用不着防空人员沿家干涉，自然地好了，港九一片漆黑，街上的人渐渐静了下来。我睡不着，心里想着港九陷落必不在远，个人必死，国家必兴。这两句话‘个人必死，国家必兴’，一直都在脑子里盘旋着，心是很安定的了。”这是陶希圣1942年3月发表在重庆《中央日报》的《出九龙记》里的回忆。那时日军逼近，在“高陶事件”之后，出走避居香港的陶希圣又目睹了港岛的沦陷，对个人遭遇来说，实在惨烈。

虽然是在英皇治下，但周遭受罪的都是同胞。日军登陆后，马上又面临家人的离散和对自己的通缉。从中国传统对知识分子名节的道德体系来说，出走以来，未知国府对自己是如何看法，有家难归。用其子陶泰来先生稍显夸张的话说，“东京和南京都恨他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国恨家仇于是重现眼前。然而随着太平洋海战扩大化，香港沦陷，意味着英美即将对日作战，这战局的转折点已经来到，故“国家必兴”。对陶希圣来说，这夜无疑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陶希圣：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

70多年过去，重新审视当年的“高陶事件”，对当代读者也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试炼。能将大历史的进程同个人家庭生活、大时代的背景同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非历史亲历者不能做到，这样的历史不再僵硬，而易使人有生动之感。能使今日之现代读者，在接受太多既定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之后，真正由己及人来看待历史。而对于本书作者陶恒生先生而言，还有特殊之处，即“高陶事件”的历史评价在主流之外，必然另有说法，有些无疑是道德上的刻薄审判。作为作者来说，如何看待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父亲，必然对客观呈现史事形成一种冲击。

于是这部《高陶事件始末》根据新出现的材料一直都在修订：不变的是对父辈、对历史的情怀。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著作，已经不再集全部笔墨于事件本身，而实在亦是当年中日战事期间两国战时意识形态的一部发展史。

当年高(宗武)、陶(希圣)两先生脱离汪精卫出走，随即发表“汪日密约”主要内容，为当日一部分倾向于中日“和谈”者中真正的爱国者与变节事敌提供了一种明确的临界点，非“出走”不能表明“惊醒”。

陶希圣先生曾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而陈公博、梅思平等人，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呷而不吐”，最终走向灵魂与肉身的不归之路。高、陶出走，从战略意义上说，亦如陶泰来先生所言，成为整个中日战局的一个转折点，“密约”一经提前揭破，“一方面使日本政府以诱降手段结束战事的妄想破灭，另一方面更加强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高陶事件”后，高、陶的人生结局全然不同，从本书所披露的史实来看，也是出于蒋氏对陶希圣的了解，且对陶希圣在“艺文研究会”期间的实绩评价不低，更是与陶希圣在战时始终肯在抗战舆论宣传上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在当时国内产生较大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