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汨罗江畔开始的故事

1985年，一个叫韩少功的年轻作家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文学的“根”》。文章从楚文化破题，谈到了被作家忽视的本土文化根脉，主张重拾中华传统作为创新者的资源，避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照搬和模仿。韩少功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续的回应数以百计，乃至千计，还给当代文学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那场后来被称为“文学寻根”或“文化寻根”的风潮，从文学波及美术、音乐、法学、哲学等多个领域，甚至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文学的根》至少有三十种外文译本在海外发表。

韩少功写下这篇文章时，三十一岁。而他的“寻根”，其实远在这篇文章之前就开始了。

十六岁那年，他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南汨罗。多年后，韩少功回忆那一段知青岁月时说：“实际的生活里面太苦了，要喘一口气，找文学吧。在文学里面去做个梦吧。文学就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镇痛剂。”正是那段艰苦的乡村生活经历，让他与楚文化、与汨罗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韩少功离开长沙，南下海南，成为《海南纪实》的主编，在都市里经历了另一种人生。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文学之根在汨罗。于是他在四十七岁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离开都市，回到汨罗八景村定居。

村民们回忆说，韩少功刚到村里时，村里人都向往城里的生活，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回来，对他有些疏远，甚至排斥。可他把山林里独居的老人称作“神仙”，还引经据典给村里的新生儿起名。他的妻子梁预立在村里教书两年半，和村民们处出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事慢慢打消了村民一开始的偏见。在他的书房里，文字与泥土的气息相互交织，书页上的“寻根”之“根”，挣脱抽象的桎梏，化作可触摸的田埂纹路、可聆听的方言絮语和可真切感受的民俗仪式。

这不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几乎在同一时期，一大批中国作家都开启了“回家”的文学旅程。

韩少功的判断是极为精准的：当时赞同寻根的，主要是一批有乡村经验的作家，特别是一些知青作家，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两个群体。他们从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返回乡土，带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而贾平凹、莫言、阿城、王安忆、郑万隆等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不是从各自的故乡出发，在文字中建造了一座又一座以家乡为蓝本的文学王国。

作家们为什么要回“老家”找灵感？这表面是创作取材的问题，实则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冲击时，一次深刻的身份觉醒和文化转向。而要理解这一切，还得从更大的时代背景说起。

被马尔克斯点亮的启示

寻根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中爆发，并非偶然。

先看时代背景。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大规模涌入，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卡夫卡、乔伊斯、萨特、加缪……这些名字对当时的中国作家而言，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大家都在拼命学习西方的写作技巧，试图用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经验。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残雪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马原的叙事圈套，都是这股西化潮流中的产物。

但学习的热情背后，也渐渐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困惑：如果中国作家写的东西在形式和技巧上和西方作家别无二致，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我们自己和西方的距离，究竟是语言的差异，还是深层的文化之别？

在这样的迷惑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的消息成了一剂强烈的催化剂。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其代表作《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震动了全世界的文学界。中国作家们发现，马尔克斯写的马孔多小镇，充满了拉美特有的神话传说、民间迷信和历史事件，那些看起来“落后”的东西非但没有妨碍他登上世界文学的顶峰，反而成了他最独特、最不可替代的文学身份符号。这种从本土文化中长出来的、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写作路径，让中国作家豁然开朗。

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发，中国作家产生了民族文学必须走向世界的社会学冲动，要求文学必须以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根柢，让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意识苏醒，以追求和把握人世的无限感与永恒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根文学应运而生。

寻根文学是对此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超越，也是中国作家在大量接触西方现代派文学后，开始转向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和创造性转化的自觉努力。它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以一种开放的、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中提取值得继承和转化的思想资源和叙事资源。

“文学的根”与“作家的根”

理解了寻根文学的时代背景，再来看作家们具体的创作路径，一切就清晰了。

韩少功提出“寻根”概念，从追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开始，他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崇山峻岭里发现了“活着的楚文化”，于是认定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他自己做的最彻底的实验，就是回到汨罗，在乡村生活中一边种地、一边写作。他的小说《爸爸爸》像一把锋利的刀，把民族文化深层的肌理剖开给人看。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浪漫神秘的巫性思维，并对巫性的生命形态进行了审美化的艺术书写。他追寻楚文化的奇丽、神秘，在“弘扬”与“批判”之间寻找错综复杂的传统文化之根。

贾平凹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形容自己早年的写作是“流寇式的写作”，没有根据地，想写什么写什么，写完了就没了。于是他决定回老家找“根据地”——回商洛地区。“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他大量地写商洛的故事，为了不对号入座，采用了古代的地名“商州”，于是有了《商州初录》以及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是农民的儿子，故土给予他灵感，浓厚的乡土情结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他笔下的商州，既是真实的故乡，也是他反复构建、逐渐深化的精神世界。

莫言则将这一逻辑推到了极致。他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名，从此它就成了他所有作品的“根”。近三十年来，莫言一直在忠实地延续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丰乳肥臀》写了“我爹我妈”，《生死疲劳》写了“我”这一代人。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他的作品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因此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正如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所指出的，他的写作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王安忆的《小鲍庄》则是从儒家文化入手。小说中展现的“仁义”精神，既是传统文化中善良、忠厚的正面品质，也包含着顺天从命、愚昧迷信等文化劣根性。王安忆对儒家“仁义”符码所包含的正负面因素都进行了开掘，显示了她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经验与视角。整个故事表现和反思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即将步入现代文明的深刻故事。

阿城的《棋王》看似讲的是下棋的故事，实质上是道家文化思想的文学呈现。阿城塑造的“棋呆子”王一生，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时代里，靠一局棋进入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其形象兼有儒道两家文化的精神密码。阿城的创作路径与其他寻根作家不同——他不一定在物理意义上“回老家”，但他的精神归乡，却是对道家文化的深度回溯。这种审美的、精神层面的回归，同样构成了寻根文学的重要维度。

有趣的是，这些作家“回老家”后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效果：村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平凡的生活被韩少功写进了作品，让乡土日常走出了那个小地方、被更多人看到。他们心里的很多话，是韩少功替他们说了出来的。

回家，是为了回答“我们是谁”

寻根文学的深层追问，远不止于创作资源的获取。

韩少功自己说得清楚：“五四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西文化迎头相撞，当我们的文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他者’对照，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难道不是‘他’吗？‘我’与‘他’的界限在哪？”这些“我们是谁”的大问题，在文化碰撞日益激烈的时代，迫使作家必须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恰恰是“回家”的深层动力。寻根不是寻找文化流派，也不是寻找作家的家乡故土，而是寻找“根源”，寻找着比文化命题更为内在的人的精神家园。

寻根文学的当代意义更在于，它已超越80年代那个特定的文学流派范畴，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回归本真的路径，以及一种在碎片化世界中重建连续性的可能。今天，城市空间日益趋同，人工智能崛起，具有强大功能的大模型一再迭代升级，但人们对文化认同的渴望并未减弱。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寻根文学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智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恰恰构成了对抗单向度发展的宝贵资源。

作家回老家，不只是为了写出一篇好小说，更是为了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确立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坐标”。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今天，这种文化溯洄与精神坚守，显得愈发珍贵。在算法主宰的时代，“寻根”已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场主动的文化溯洄与精神坚守。

回看这场四十年前的文学运动，我们会发现：韩少功在汨罗的乡村书房里，贾平凹在商州的土地上，莫言在高密的红高粱地里，他们并不是在逃避现代化的浪潮，而是为了在大规模的文化西化和都市化进程中，为文学保留一种“不可压缩的”根性——那种来自民间、来自方言、来自古老农耕文明的、与土地血脉相连的生命力。而正是这种不可模拟的精神质地，让他们的作品拥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