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萧红笔下的东北,又冷又暖
寒地之上:两个维度的“冷”与“暖”
1940年的香港,萧红在病中写下了她生命最后的杰作。那一年她二十九岁,离家已整整十年。这部最初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的作品,是萧红对于故土和往事的回望和念想。
读《呼兰河传》,“冷”与“暖”是两个绕不开的字。而这两个字,各自包含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第一层“冷”,是自然之冷。小说开篇便是严冬封锁大地的景象:大地裂开口子,水缸被冻裂,人的手被冻裂,卖馒头的踩在冻鸡蛋上直打滑。呼兰河的冷,不只是温度的冷,更是一种笼罩一切的存在状态。“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在这样一种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与无力被推到了最前台。
第二层“冷”,是人情之冷。呼兰河城里的人们,对待他人的苦难有着一种惊人的冷漠。小团圆媳妇被婆婆用皮鞭抽、烙铁烫、针扎指尖,邻居们不仅不上前阻止,反而站在一旁指点议论,人人精神百倍地看热闹,麻木地成为了悲剧的推动者。如果说自然的寒冷是无法改变的命运,那么人情的寒冷,则是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心寒的悲哀。
而与这两层“冷”相对应的,是两层“暖”。一层来自萧红童年的后花园和祖父——那个“使我觉着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的慈爱老人。另一层暖,则来自像冯歪嘴子那样身处绝境却依然顽强活着的小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坚韧,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撑起了生的尊严。
那片“冻裂”的土地:呼兰河小城的生与死
呼兰河是一座边地小城,“寒冷封锁着呼兰河”是它的基本特质。第一章里,萧红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这座小城的日常:卖豆芽的、卖凉粉的、卖麻花的、卖豆腐的,日子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流过。人们“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好像太阳出来就起来,太阳落下就睡觉。
表面上看,日子似乎悠然自得。“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但正是在这种“悠然”背后,藏着一种更深层的麻木——太多的惨剧发生了,染缸房里出了人命,卖豆芽的王寡妇疯了,可世界不曾有一秒停下,人们依旧是吃饭、睡觉、看热闹。
萧红对呼兰河的情感是复杂的。她看到的是愚昧与麻木,但并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去批判。她自己是这座小城走出去的人,又是被困在这座小城记忆里无法挣脱的人。她既继承了鲁迅“为热带人语冰”的衣钵,又脱离了彼时左翼乡土小说的先验窠臼。她不控诉,不呐喊,只是用一种近乎平静的笔调,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放在你面前。这种冷静,反而比任何愤怒都更有力量。
小团圆媳妇之死:一场没有凶手的谋杀
如果说《呼兰河传》中有一个让所有读者都无法平静的章节,那就是第五章——小团圆媳妇的故事。
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从乡下来到婆家。她梳着快到膝盖的长辫子,脸黑乎乎的,爱笑、爱跑、走路风快,饭量也大。在别的地方,这或许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应有的样子。但在呼兰河,“团圆媳妇”有它固定的人设——应该是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的。她“不像个团圆媳妇”,于是灾难降临了。
婆婆说管她,打她;家里人心情不好,也拿她出气。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皮鞭抽、烙铁烫、针扎指尖,这群女人的残忍程度丝毫不亚于刑讯犯人。后来小团圆媳妇“病了”——与其说是病,不如说是被折磨垮了。于是婆婆请跳大神的来“治病”,扎彩烧替身、滚烫的热水澡一次次灌下去,每一次都让她昏过去。邻居们大声喝彩,人人在旁边看着,眼睛里都是光。
这个故事的恐怖之处在于:没有凶手。或者说,人人都是凶手,但人人都不觉得自己在杀人。婆婆也是在“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考而生活”,她花了大价钱把媳妇买来,打她是教她“中用”,请跳大神是救她的命。没有人怀有恶意,但合起来,却铸成了一场完美的谋杀。小团圆媳妇死了,丧事期间人们谈论的是酒菜好坏,没有人追问她是怎么死的。
这是萧红笔下最冷、最刺骨的一笔。她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写这一切——童年时的“我”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人,这种天真无知的视角,反而比任何理性的批判都更加锐利。孩子的眼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世界,没有经过任何润色”,那些不加掩饰的疑问,“反而让我们站在一个纯净的起点看到了世界的真相”。
那些被裹挟的人:看客与小人物
小团圆媳妇的悲剧之所以如此触目惊心,还因为它不是某一个恶人的所作所为,而是整个呼兰河群体的共谋。
在这座小城里,“看客”无处不在。他们站在大泥坑边看人陷进去,看染缸铺出了人命,看疯子哭笑打骂。他们围在小团圆媳妇的屋子外边,听着里边传来的尖叫和呻吟,个个眼睛发亮,满足感难以言表。呼兰河的人们是非常寂寞的,寂寞到需要靠别人的不幸来填补精神上的荒芜,“因为过于寂寞,因为这种精神无依的恐慌感,大家才努力地去创造事端,吸引别人的眼球”。
比看客更可悲的,是被裹挟的小人物——他们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
有二伯就是这个命题最好的注脚。他在萧红家做了三十年长工,没有工钱,穷困潦倒到要靠偷东西维生,嘴上却不肯失了面子:别人叫他“二掌柜”“有二爷”,他才高兴;小孩子喊他“大有子”“小有子”,他气得发疯,追着打。他嘴上说自己胆大不怕走夜路,偷东西时却怕得头冒大汗。他被父亲打了之后,装模作样地去跳井、去上吊,但每次都是“坐在井口外面等着人来”。这不只是胆小——这个被生活抽走了骨头的人,甚至连彻底的绝望都做不到,只能在表演性的挣扎里维持最后一点可怜的存在感。所以在萧红笔下,有二伯不是被谴责的人物,而是一个在泥土里被踩烂了、挣扎着还想要点体面的底层人。这里面的悲悯,比任何道德批判都更加深沉。
祖父和后花园:黑暗中的那点星光
然而,《呼兰河传》绝不全然是灰色的。如果说呼兰河城的上空笼罩着一层又一层的寒凉,那么祖父和他的后花园,就是这寒凉之中唯一能够让人深呼吸的地方。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萧红作品中最温暖、最纯净的部分。
萧红九岁丧母,父亲性格暴戾,继母不善。在那个冷酷的家里,只有祖父给过她些许温暖。在后花园里,祖父陪她玩耍,给她讲故事,祖父让她去栽花就栽花,让她去拔草就拔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是她短暂一生中少有的明亮的时刻。有一次她在祖父的草帽上插了一圈玫瑰花,祖父浑然不觉,顶着玫瑰花拔了一下午的草,回来引发了一家人哄堂大笑。
这样的温润与甜美,用任何理论分析都显得多余。它就在那里,像一束从遥远年代射来的光,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寒冷、最愚昧的黑暗之中,人与人之间依然有真诚的情感、有纯粹的爱。祖父和后花园代表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种面对严寒和麻木时仍然保留的善良和生命力。祖父虽然也无力改变周围扭曲的环境,但他的温情,给了童年时的作者一个精神上不被污染的空间。
冯歪嘴子:绝境中的坚韧者
如果说祖父代表了萧红回忆中最干净、最暖色的那一面,那么冯歪嘴子,则代表了呼兰河冰冷土壤里不自知的坚韧。
在《呼兰河传》第七章里,萧红把篇幅留给了这个磨坊里的穷人。他每天磨豆腐卖年糕,日子虽穷,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有一天,沉闷的小城被震动了——冯歪嘴子居然娶了媳妇王大姐,还生了孩子。在那个把“私通”“苟合”当奇闻的地方,一男一女自由恋爱成了最大的丑闻,邻居们围上来,嘲笑他们、羞辱他们。但冯歪嘴子不管别人怎么说,自顾自地过着自己心里的日子。
王大姐产后病逝后,大家等着看笑话,他必定活不下去。可是冯歪嘴子没有让人“如愿”。他一个人扛着两个孩子,肩头越发重,眼泪也流了,但第二天天亮,仍旧爬起来推磨,把不会说话的孩子裹在怀里往前过。邻居们转而把目光投向他的小儿子,四处传说这个孩子天生缺陷、活不长久,可冯歪嘴子“毫不在意,依旧为了孩子一点点的进步欢欣不已”。在那样冷漠、压抑的环境里,冯歪嘴子像是从冻土里拱出来的一抹青色,狰狞中带着不屈的绿意。这抹亮色表明:呼兰河遍地是麻木,但总有一两个人在反抗着麻木。
双重视角与散文化诗化叙事:萧红的天才创造
《呼兰河传》能够超越时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最终要归功于萧红在艺术形式上的天才创造。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环环相扣的情节。七章各自独立,一章写小城风貌,一章写后花园生活,一章写小团圆媳妇,一章写有二伯,一章写冯歪嘴子。放在一般的文学批评里,这种结构是不合规矩的,当年也确实有人质疑它“不像小说”。但萧红自己不认同这一套:“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在这些看似散落的章节里,萧红采取了双重视角叙事。一种是孩童的,天真烂漫,充满了好奇和对世界的不解;一种是成年的,历经漂泊与苦难后变得冷静、透彻,带着隐忍的悲凉回到故乡审视过去。两种声音,两种面孔,在阅读中来回切换,时而让人莞尔,时而让人心碎。萧红将自己分裂成了“成人叙述者”和“儿童叙述者”,与之对应的便是“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两套叙事话语。但用更朴素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前半生的一场大病,回过头去抚摸离世之前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些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这段评价,至今依然经得起反复诵读。
萧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了《呼兰河传》。她曾说,要是能回呼兰去该多好。但那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她的坟墓孤零零地留在了香港,“寂寞地孤立在浅水湾”。但那些用文字建立起来的呼兰河和祖父的后花园,却永远活在了现代汉语的词典里。
这部小说告诉她所有的读者,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段时间里,人的日子可以同时又冷又暖。那些令人骨头发酸的北国严寒和人情冷漠,与祖父菜园里树荫下的碎光、冯歪嘴子咬牙独撑的背影,同时存在于天地之间。萧红没有去粉饰这种双面性,也没有去救赎谁,她只是把这一切写出来。这就是伟大的文学和肤浅的鸡汤式的温暖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后者只愿呈现美,而前者敢拥抱全部的真实。
后花园里的蝴蝶和蜻蜓早已在时间的河流中消融,但祖父草帽上的玫瑰仍然芬芳。背负着悲凉,仍然有勇气迎接朝阳。这就是《呼兰河传》,一本最不像小说的小说,却是一个人用整个生命献给故乡、献给文学、也献给所有在寒凉人间寻找温暖的人的最深情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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