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明生平

高明（1307？~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人，后人称为东嘉先生。从小聪明好学，但后来却走了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当时元朝已恢复科举，他很想通过这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于是发奋苦读《春秋》，至正四年（1344）中巨人，次年成进士，开始踏上仕途，先任处州（今浙江丽水）录事，后调杭州任江浙行省丞相掾。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聚众起义，因高明熟悉当地情况，被任为浙东平乱统帅府幕都事，参与平乱。四年后方国珍接受招抚，高明任满告归。其官场生涯并不亨通，只担任过一些幕僚闲职，不曾受重用，在失望的同时，感悟到“功名为忧患之始”，萌生了退志。至正十六年（1356）起用，调福建行省都事，途经庆元（今宁波）时，已做元朝万户的方国珍强留幕中，高明力辞，随即隐居城郊栎社沈氏楼，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琵琶记》的写作，大约就在此时。又三年，吴国公朱元璋进攻浙东，方国珍投降。据徐渭《南词叙录》、《明史文苑传》，朱元璋曾征召高明出山，但他以老病辞，不久病卒，葬故乡瑞安，碑题“元进士高明则诚墓”。

高明学识渊博，工诗文词曲，交游很广，同学宋濂、好友刘基后来都成了明朝开国元勋，其他如杨维桢、戴良等亦皆当时名士。高明曾就学于元代名儒黄溍，崇奉儒家正统思想，性情耿介，为官清正，诗文中有不少作品提倡传统道德，如“孝”、“义”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对于他改编《琵琶记》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

《琵琶记》的剧情大略是：书生蔡邕字伯喈新婚两月，被父亲强迫进京赴试，得中状元。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蔡伯喈再三推辞，未被应允，被迫重婚牛府。其时他的家乡连遭荒旱，天灾人祸中父母相继死去。妻子赵五娘罗裙包土埋葬公婆，身背琵琶，沿途弹唱乞讨进京寻夫。幸得牛氏贤德，终于蔡伯喈团聚，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守墓三年。全剧以满门旌表结束。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传说特别是早期南戏作品《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原剧写蔡伯喈进京赶考，丢下双亲，抛弃妻子，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其妻赵五娘在公婆死后进京寻夫，蔡伯喈拒不相认，使赵五娘被马踩死。最后蔡被暴雷劈死。

高明为什么要改编这个戏呢？《琵琶记》“副末开场”交代说（《文学史》P341）：

[水调歌头]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高明在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要用“子孝与妻贤”的戏来与才子佳人、神仙幽怪戏作对，其目的是行教化、正风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为现实服务，强调戏的教育作用。要实现这样的创作意图，高明对原来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结局都进行了改写。
首先是蔡伯喈，同赵五娘刚成亲两个月，新婚燕尔，感情很好，但皇榜招贤，上司把他保荐上去了。他本来无心功名，不愿抛下年迈的双亲和新婚妻子去赴试，由于严父催逼才勉强依从，赴京应举，这是“辞试不从”。状元及第后，他惦念着父母妻子，辞官又不从，被朝廷强留京师做官。牛丞相奉旨招婿，又选中了蔡伯喈，他以家远、亲老、已有妻室为由辞婚，又不从，被牛丞相强迫招赘入府。他在相府呼奴唤婢，享受着荣华富贵，面对美丽的牛小姐，却时时思念着远在故乡的父母、妻子，整天处于矛盾的心情中。经过这“三辞三不从”的改编，蔡伯喈就由一个背亲弃妇的薄幸小人形象，变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好人形象。意在说明：蔡伯喈对双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的行为，完全是迫不得已，用剧中的话说，叫做“三不从做出灾祸天来大”（第37出），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

蔡伯喈形象的改变，不在于为历史上的蔡邕翻案，崇论“身后是非”；《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也仍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面目。高明借助于这个古老的题材，意在探索造成这类家庭悲剧的原因。戏剧冲突是从蔡公逼试开始的，蔡公深受封建思想影响，一心要儿子显身扬名、光宗耀祖，成就所谓的“大孝”。但儿子中了状元，不仅没有给家庭带来荣耀和幸福，反而成了苦难的根源。在事实面前，他后悔了，醒悟了，沉痛地说：“我当初不寻思，教孩儿往皇都，把媳妇闪得苦又孤，把婆婆送入黄泉路，只怨是我相耽误。我骨头不知埋在何处。”否定了事君荣身的所谓大孝。

在《琵琶记》中，高明总是把功名利禄于家庭幸福对立起来，强调“事君”与“事亲”的矛盾。悲剧发生以后，蔡伯喈一再痛心疾首地说：“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第36出）所以，高明以“三不从”为蔡伯喈开脱，正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家长（蔡公）、势压当朝的牛丞相和那位从来没有出场的皇帝身上。正是他们组成了一张强大的网，使蔡伯喈一步步走向困境，使蔡家一步步陷入苦难的深渊。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是腐蚀人们的功名富贵思想，才是造成蔡家悲剧的根源。

《琵琶记》突出道德的主题，是与作家自己的 思想密不可分的。后世评论家们也纷纷指出，《琵琶记》是有关世教的文字，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毛声山评《琵琶记·总论》）。相传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欣赏这部作品，徐渭《南词叙录》载：“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粟菽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这个评价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十分吻合的。高明对社会悲剧的刻画，始终是最为光彩和动人的，它在与赵五娘一样承受着时代苦难的观众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剧中人物的美好心灵，仍然与今人相通，作品对戏剧冲突的揭示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至今依然震撼着读者与观众的心灵。

三．《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1．双线交错的戏剧结构

《琵琶记》的结构很有特色，它用两条线索、对比描写的方式来展开蔡家悲剧。一条线索写蔡伯喈进京，逐步陷入功名富贵的罗网；另一条线索写赵五娘肩负起全家重担，在苦难中挣扎。一边是蔡伯喈洞房花烛，锦衣玉食；一边是赵五娘含羞请粮，家破人亡；一边是蔡伯喈忧心忡忡，割不断对父母妻子的思念；一边是赵五娘望眼欲穿，愁恨无穷；一边是蔡伯喈河池消夏，一边是赵五娘背地吃糠；一边是蔡伯喈中秋赏月，一边是赵五娘罗裙包土。两条线索，两种境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加强了戏剧冲突，突出了全剧的悲剧行。从蔡伯喈离家到夫妻重逢，两条线索由分到合，其间情节始终是最为深刻和动人的。这种双线交错、对比描写的手法，是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创举，以后被明清两代传奇作家奉为典范。

2．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琵琶记》的动人之处，很大程度上因为成功塑造了赵五娘这个艺术形象。赵五娘是中国古代妇女传统美德的化身，她勤劳、善良、温柔、贤惠、坚毅、刚强，从不羡慕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同意丈夫去应举，但当公公决定让丈夫赴试之后，她也顺从了。丈夫一去不还，时值饥荒年月，公婆年老体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她一个柔弱女子的身上。赵五娘这个形象最感人的地方在于，她具有吃苦耐劳、舍己为人、勇于牺牲的精神。领了一点赈济粮，被里正抢走，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全家生活陷入绝境，苦难逼得她几乎自杀，在邻居张大公（广才）的鼓励下，仍坚强地支撑门户，尽心照拂老人。出于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她处处为别人着想，独自承担全部的苦难。她自己吃糠，给公公婆婆吃米饭，偏偏婆婆不理解她的苦衷，怀疑她背地里享用。这种煎熬，她能向谁诉说呢？只有背地里一个人吃糠时，才吐露出无边的怨艾：

《糟糠自厌》[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折磨）。悄（恰）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供给得公婆甘旨？（不吃放椀介）

[前腔]思量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饥为饿鬼。公婆老年纪，靠着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时。片时苟活虽容易，到底日久也难相聚。谩把糠来相比，这糠尚兀自有人吃，奴家骨头，知他埋在何处？

这段曲文从糠的难以下咽，想到自己和糠一样受尽颠簸的命运；从糠与米被生生扬做两处，一贵一贱，联想到自己和丈夫的不同遭遇。触物伤情，倾诉了满腔怨愤。这段曲文深入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被传为神来之笔，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传说高明写到此处，案上两只烛光合而为一，交相辉映，人皆以为文字祥瑞，遂建瑞光楼以示表彰，可见感人至深。吕天成《曲品》评曰：“志在笔先，片言宛然代舌；情从境转，一段直堪断肠。”非溢美之辞。而赵五娘的形象亦呼之欲出，它概括了古代社会许多妇女的共同命运，体现了崇高的精神美。

赵五娘贤惠、善良的品格，使公婆深受感动。婆婆死后，公公又病倒，临危时对赵五娘说：“我欲待报你的深恩，待来生我做你的媳妇。”“我死呵，你将我的骨头休埋在土。我甘受折罚，任取尸骸露，留与旁人，道伯喈不葬亲父。”并且嘱咐赵五娘不要守孝，早些嫁人。这就写出了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不再是平常的家长与儿媳的关系了。公公死后，赵五娘已家无分文，只得剪下头发，卖钱殡葬。当她拿起剪刀，不禁心痛难忍，从久未梳理的鬓云，想到自己被耽误的青春，埋怨“结发的薄幸人”蔡伯喈，同时又暗暗责备自己的愚蠢：在这种年月，连生命都难保，哪里还顾得上头发呢？只有用它来“报答白发的亲”。经历了接二连三的磨难之后，赵五娘的性格已变得深沉，她所诉说的人间苦痛，也就更真切感人了。可是走遍大街小巷，并没有人买她的头发，结果还是张大公帮助了她。赵五娘深愧自己无以为报，只有请他收下这绺青丝。物虽轻贱，感情却是真挚的，但张大公又怎能接受呢？这个细节，形象地表现了赵五娘走投无路绝处逢生那种急切的苦于无法表达的感戴之情。这样的赵五娘，反复就是人们熟悉的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员，在平凡合朴素中反射动人的性格魅力。

赵五娘麻裙包土自筑坟台、埋葬公婆之后，画下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途卖唱，求乞进京寻夫。当她于蔡伯喈、牛氏相遇后，更多地表现出体谅与宽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夫二妻的事实。剧本的后半部分把一个并不美好的故事强行扭合为团圆的结局。

剧中的张大公，也是一个富于民间色彩的艺术形象。俗话说：“千金买邻。”他是蔡家的邻居，古道热肠，急人所难，一再向赵五娘伸出援助之手，给她带来人间的温暖合关怀。正是这种普通人之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美好感情，使得他们在凄风苦雨中总不至于绝望。第28出“描容上路”写赵五娘进京寻夫，张大公谆谆嘱咐，无微不至，那种“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的情景，的确感人肺腑。《琵琶记》不仅仅叙述张大公怎样赒济蔡家的种种行动，更注意写出人物之间的感情。所以，尽管张大公在剧中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但他和赵五娘一样深受观众喜爱，剧末他作为义士与孝子、贤妻一起受到旌表，实属情理中事。

3．口语运用的恰到好处

《琵琶记》特别善于运用生活语言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看似信手拈来，却能将心曲隐微刻写入髓，委婉尽致。前人评“《琵琶记》都在性情上着功夫，不以词调巧倩见长”（毛声山评本《琵琶记·前贤评语》）上述“吃糠”、“剪发”就是著名的例子。用口头语写心间事，情境相生，直抒胸臆，这样的语言朴实无华，但感情却真挚动人，吸收了民间艺术的营养，又经过锤炼淘洗，形成了自然澄澈的艺术风格（本色派）。徐渭认为：“食糠、尝药、筑坟、写真（描容）诸作，从人心流出……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南词叙录》）明末名士陈继儒（眉公，1558~1639）则作了这样的评论：“人有一勺不需而多酒意者，淡而有味故也；有一笔不染而多画意者，淡而有致故也；有一偈不参而多禅意者，淡而有神故也。妙人如是，妙文何独不然？《琵琶》之文淡矣，而其有味、有致、有神，正于淡中见之。”所谓淡而有味、有致、有神，正是这部作品的风格特色。《琵琶记》并没有多少曲折的情节或超凡出俗的人物，数百年来却能在民间传唱不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