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演出的长期繁荣，为文人创作剧本提供了经验和条件，因此，明人的传奇和杂剧创作都达到了极度兴盛，无论是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近人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里收录了明传奇950种，作者姓名695个，《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里收录了明杂剧900种，作者姓名312个（与传奇作者多有重复），这还不是它们的全部，其中有不少遗漏的。至于明人剧作的传本，根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所收目统计，共有传奇234种，杂剧109种（脉望馆本不计），这数字当然不全，因为不包括单刻本。

明代前期的传奇创作，作者寥寥，但却有两部对后世产生不好影响的作品，一是邱濬《五伦全备记》，一是邵粲《香囊记》。前者描写慈母孝子节妇，充满道学家口吻，把高明写戏要宣传风化的观念加强到完全不顾艺术的地步；后者则“以时文为南曲”（明·徐渭《南词叙录》），满篇的典故和骈语，卖弄才学和辞藻，开明人传奇绮丽一派，连戏曲大家汤显祖早期作品《紫箫记》里都有其影子。当然，明前期也有一些专为演出而写的成功剧作，如《金印记》、《精忠记》、《连环记》、《千金记》、《四节记》、《还带记》、《三元记》、《娇红记》《玉环记》、《剔目记》、《罗帕记》、《跃鲤记》等，这些作品都长期流传在舞台上。

苏复之《金印记》出自战国故事，它前面有元·无名氏的《冻苏秦衣锦还乡》杂剧。这个戏集中挖苦了人们趋贵贱贫的世俗恶习，展示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同时津津乐道于苏秦最后衣锦还乡时的气派和场面，因而成为盛演不衰的戏，后世地方戏里最爱演的是其中《六国封相》一出。王济《连环记》表现三国时王允向董卓进献貂婵以离间吕布而成功的历史故事，为人们所欢迎，其中“吕布戏貂婵”的情节最为著名。这个戏在清代地方戏中也得到极高的普及率，演为梆子、皮黄剧《虎牢关》、《凤仪亭》等。沈采《千金记》表现的是另外一个极其突出的历史故事：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其中最著名的场面是带有强烈悲剧效果的《霸王别姬》一出戏，在民间长久为人传诵。

嘉靖年间出现了一位传奇作者李开先，其《宝剑记》和《断发记》都成为舞台保留剧目，他又有院本创作，如《三枝花大闹土地堂》、《园林午梦》等。其它如郑若庸《玉玦记》、薛近衮《绣襦记》、王世贞《鸣凤记》、陆采《明珠记》、张凤翼《红拂记》、《虎符记》、沈鲸《易鞋记》等都是流行剧目。还有一些以杂剧创作为主的作者，如王九思写有《杜子美沽酒游春》，康海写有《中山狼》，杨慎写有《太和记》等。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嘉靖、隆庆年间出现了两位影响巨大的传奇作者，一位是江苏昆山人梁辰鱼，一位是安徽人郑之珍。梁辰鱼第一个为改革后的昆山腔创作了一部《浣纱记》，使昆曲从此走上典雅化的道路，成为凌驾一切声腔之上的腔种，《浣纱记》也在民间长期盛演不衰。

郑之珍（1518～1595年）为徽州府祁门县清溪村人，他于万历七年（1579年）以前编成一部长达100余出的传奇《目连救母》，这部作品在各个地区广为流传，把民间的目连戏演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活跃于众多剧种舞台数百年，衍为广泛的目连戏现象。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弋阳腔戏《孽海记·下山》，成为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剧目之一，成为包括昆曲在内诸多剧种舞台上的保留剧目。

万历以后，明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作家和作品。这个时期的传奇作者常常是彼此来往，互相切磋，新作叠见，精品屡添，其中著名的有屠隆《采毫记》、《昙花记》，梅鼎祚《玉合记》，顾大典《青衫记》，周朝俊《红梅记》，陈与郊《灵宝刀》，汪廷讷《狮吼记》、《义烈记》，叶宪祖《金锁记》、《鸾鎞记》，高濂《玉簪记》，王骥德《题红记》，徐复祚《红梨记》，许自昌《水浒记》，施凤来《三关记》等。这些作品多数是借才子佳人故事来点染一段生活波折，最终必然以高科得中、喜庆团圆结束，形成了明代传奇创作的套子和模式，体现了当时文人于征歌赏舞中构建浪漫富丽生活的太平心境。

当时剧坛上还出现了两位巨匠，一位是曲律大师沈璟，一位是创作大纛汤显祖。

沈璟（1533～1610年）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少年科举得意，官至光禄寺丞，后因事辞归，寄情于词曲。他一生写有剧本17种，就长篇传奇来说数量是空前的。但是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部出色之作，比较有情彩的《红蕖记》落入巧合的窠臼，其余《双鱼记》等都很平庸，而唯一对舞台有影响的《义侠记》则是因为采取了《水浒》的题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注重创作中的声韵格律，而被规范泯灭了才情。沈璟曾著有许多曲谱、词谱、韵选一类著作，他把格律奉为圭臬，斤斤遵循，说是“宁使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唳嗓”（《二郎神散套》），所以束缚了自己的创造个性。沈璟还以这种法度来要求汤显祖的创作，被汤氏讥为“彼恶知曲意哉？”（见明·吕天成《曲品》）不过，沈璟的工作却为后世传奇创作奠定了格律框范，从而使之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海若士，江西临川人。作有传奇5种，其中的《紫钗记》、《牡丹亭》（即《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被称作“临川四梦”，享有盛名。汤显祖一生清傲，思想驳杂，性格豪迈，不为礼教所束缚，一边“慷慨趋王术”追求政治理想，一边“为情作使”写作传奇，最终政治热情冷却转为逃禅出世，创作激情却化为巨著而名传天下。“临川四梦”在哲学意义上体现了汤显祖对于社会和人生认识的几个阶段，《紫钗记》写他的“一点情痴”，《牡丹亭》写他的“生生死死为情多”，《南柯记》写他的“一往之情为之摄”，《邯郸记》写他的“一生耽搁了个情字”，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政治道路从追求到幻灭过程的总结，也是他张扬个性的主张从激烈向怀疑过渡的痕迹体现。总之，汤显祖的创作把中国戏曲带向了高深的哲学思考的层次，使之成为成熟的艺术样式。汤显祖的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欢呼和推崇，只是，人们尽管极口盛誉之，却又说不出其症结，往往把其成功归于文词，如王骥德说他“婉丽妖冶，语动刺骨”（《曲律·杂论》），沈际飞说“临川之笔梦花”（《题邯郸梦》），所以后来的阮大铖、吴炳等人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就只得到皮毛。

明代万历时期的杂剧创作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天池，浙江山阴人。作有杂剧5种，其中《女状元》、《狂鼓吏》、《玉禅师》、《雌木兰》四剧合为《四声猿》。《狂鼓吏》一剧，后世盛演于舞台。徐渭为文坛奇才，在诗、书、文、画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但却一生为人作幕，郁郁失志，他的一肚皮磊落不平之气全部借杂剧发出，化为凄厉的猿啼。《四声猿》的奇特之处在于其抒发情绪的激烈和高亢，行文纵横捭阖，痛快淋漓，为时人所拜服。

杂剧出色的又有徐复祚《一文钱》，王衡《郁轮袍》、《真傀儡》等，皆用笔犀利，嬉笑怒骂都成文章，这种风格把杂剧和传奇两种戏剧体裁截然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形式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元代的框范，而在内容上则体现出讽刺批判社会的一致特征。

明末传奇创作一直保持了高涨的趋势，又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诸如：冯梦龙《双熊记》，王玉峰《焚香记》，吴炳《疗妒羹》、《画中人》，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沈自晋《翠屏山》，范文若《花筵赚》、《鸳鸯棒》等。但内容大多不出白面才子红粉佳人曲折离合的窠套。其中《鸳鸯棒》敷写落魄秀才得中后忘恩负义，金玉奴花烛之夜棒打薄情郎的故事，本事来源于当时的话本小说（见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以其构想奇特，情节生动，传演为民间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阮大铖的剧作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阮大铖的《石巢四种》（包括《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虽然极尽辞藻和结构雕琢之能事，内容柔弱奇巧，但他自己养有家班，老于戏场，所以其作品都是极适合舞台搬演的剧作，一直盛演不衰，其中是有编剧经验可以借鉴的。

明代传奇里有一些无名氏的作品，其作者多为乡塾教师、戏班艺人之类，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在著录这些剧作时把它们列为“杂调”，对之多有贬斥之词，如说“作者眼光出牛背上，拾一二村竖语，便命为传奇”，“是迂腐老乡塾而强自命为顾曲周郎者”，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在词曲格律上比较草率，文词上比较粗劣，但由于作者对于戏场情景和民众口味十分熟悉，写出来的都是场上之曲，许多剧本的情节关目清新可喜，特别是反映了普通人民的审美观念和感情，因而受到民间更为广泛的欢迎，演出效果强烈，在各地方戏剧种舞台上长期盛演不衰。最著名的有《金钏记》、《草庐记》、《百花记》等。《金钏记》即《玉堂春》，演书生恋妓故事，其中折戏“三堂会审”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草庐记》以诸葛孔明为主人公，描写他的韬略和智慧，极受民间喜爱，在后世皮黄剧里演为《三顾茅庐》、《博望坡》、《火烧新野》、《七星灯》等连台本戏。《百花记》出自民间传说：江六云遭陷害，误入百花郡主宫，百花见而爱之，约为婚姻，赠剑以释。后百花郡主点将发兵平乱，斩却奸人。明·王异有改本《花亭记》，清代各地方戏里多有《百花赠剑》的出目。另外，笔花主人《摘缨会》在后世也传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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