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多有对于中国传统戏剧满怀热忱的学者。如《社科院的戏迷们》一文所说，这些戏迷“除了爱看戏、谈戏、品戏、评戏之外，有的能在戏剧领域著书立说，有的与梨园名角过从甚密，有的也能唱念做打，而且声情并茂，是地道的高级‘票友’”。其实，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经自称“戏迷”。通过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我们还得知，他最重要的学术突破，最显著的学术贡献，竟然与“戏迷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故研究员顾颉刚先生。“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希望继承前人几次评击伪书的运动，于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等人汇印成《古史辨》。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写道：“民国二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的豫科。我在南方，常听得北京戏剧的美妙，酷好文艺的圣陶又向我称道戏剧的功用。我们偶然凑得了几天旅费，到上海去看了几次戏，回来后便要作上几个月的咬嚼。这时我竟有这般福分，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别人看戏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几个极爱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每天上课，到第二堂退堂时，知道东安门外广告版上各戏团的戏报已经贴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就较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辨论古史而明白承受）。”

顾颉刚回忆：“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戏剧中的许多基本故事也须随时留意了。但一经留意之后，自然地生出许多问题来。”他分析“薛仁贵和薛平贵”故事的演变，推知“平贵的故事是从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的，因为仁贵的故事还不能淋漓尽致，所以造出一个平贵来，替他弥补了。”顾颉刚注意到，戏剧的本事取于小说，但很有许多是和小说不相应的。例如《黄鹤楼》是“三国”戏，但不见于《三国演义》；《打渔杀家》是“水浒”戏，但不见于《水浒传》；《盗魂铃》是“西游”戏，但不见于《西游记》。他于是分析，“可见戏剧除小说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戏剧与小说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间的传说而各不相谋。”顾颉刚所提出的“问题”，还涉及《宇宙锋》、《小上坟》、《草桥关》、《上天台》、《雁门关》、《辕门斩子》、《逍遥游》、《空城计》、《献剑》等。对于这些问题，顾颉刚说，原本是“不屑齿及，不愿一顾”的，“但在这时正是心爱着戏剧，不忍把它拒绝，翻要替它深思。”正因为经过这种对戏剧故事和情节的“深思”，引起了史学观的革命。顾颉刚写道：“深思的结果，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岐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豫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作者的预期，常常在始则欲其危险，至终则欲其美满；所以实在的事情虽并没有这样的危险，而终使人有‘不如意之什八九‘的感叹，但这件事成为故事的时候就会从无可挽回的危险中得到天外飞来的幸运了。危险和幸运是由得人想象的，所以故事的节目会得各各不同。这是一桩，其余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统，都是可以详细研究的。”顾颉刚说，“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所谓“惟一的成绩”自然有自谦的成分，但是从看戏得到了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启示，是确实的。

顾颉刚还说，他曾经想就戏剧“故事的节目”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很想收集材料，做一部《戏剧本事录》，把各出戏的根据加以考证，并评骘其异同之点；可惜没有成书，这不得不希望于将来了。”胡适的《水浒》研究，顾颉刚以为一种“暗示”。他说：“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他举《蝴蝶梦》和《桑园会》为例，指出，“这些故事的转变，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看到胡适辩论井田的文字，也使用了《水浒》考证的办法。顾颉刚说：“因此，又使我想起以前看戏时所受的教训。薛平贵的受尽了穷困和陷害的艰难，从乞丐而将官，而外国驸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舜的历尽了顽父嚣母傲弟的艰难，从匹夫而登庸，而尚帝女，以至受了禅让而做皇帝一样吗？匡人围孔子，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这不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先型吗？这些事情，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

由“戏迷”经历得到启示，进而成就了重要的史学研究创获，是顾颉刚学术生涯中特别有意义的片段。他自己总结说：“以前我爱看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可知正确的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的获得，是可以通过多种路径的。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学苑”版刊发的《社科院的戏迷们》一文，谨以此补议，不仅愿意以此补充说明中国传统戏剧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希望与从事史学研究的朋友们一同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经验中获取营养，放宽学术视野，于平常可能“不屑齿及，不愿一顾”的现象中“随时留意”，有所“深思”，甚至“详细研究”，发掘历史文化信息，求得“学问上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