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和他的日本老师
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留学期间,教授骨学、血管学、神经学的藤野严九郎老师以治学严谨、诚恳热情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无独有偶,我国当代画坛巨匠傅抱石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同样遇到了一位令他一辈子尊重、感恩的老师金原省吾。
1933年8月,而立之年的傅抱石第二次赴日本留学,考入了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今武藏野美术大学的前身),拜于著名美术史家金原省吾的门下,学习东方美术史和雕塑,同时开始对中国绘画史进行系统而又专业的研究。金原省吾是著名的东方美术史家,早稻田大学博士,著有《东洋画概论》、《唐代之绘画》、《宋代之绘画》等10余部理论著作。据金原省吾夫人的日记披露,傅抱石初次拜会老师时,因为口语欠佳,只能在纸上进行笔谈。尽管“交谈”很不顺畅,但俩人心有灵犀,不时在安静之中传出一阵笑声。金原省吾对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怀有极大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傅抱石君来了,他申请入研究科。他带来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及《傅抱石所造印稿》……他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画论,一是学雕塑。我的第一位弟子竟然是中国人,真是奇妙的缘分。”后来,他在傅抱石译著的《唐宋之绘画》序文中写道:“……君(傅抱石)新其志,留学及于我国,得与君亲接,于君之温雅精致之性情,弥深亲爱之念。君日夜孜孜努力,学艺之态度,余最为欣喜……”
傅抱石在日本一面师承金原省吾攻读画论画史,一面不停地作画治印,还潜心研究学术,著写了《中国绘画理论》、《苦瓜和尚年表》等书稿及文章。当时,一位名叫伊势专一郎的日本学者写了一篇题为《自顾恺之至荆浩之支那山水画史》的论文,被日本同仁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力作,称之为“一扫群言独有君”,大有瞧不起中国人的狂妄之意,但内中舛误很多。富于强烈民族责任感的傅抱石当即著写了《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发表在《美之国》杂志上,逐一批驳,写得有理有据有识,得到了金原省吾先生的赞誉。
1934年7月,傅抱石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回国。一路上,他多次给金原省吾先生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一行平安无事,优望释念为感”,“在上海、南京各处,对于先生高深之学理,无不详细申说,故中华友人皆望生能长期向先生研究,此亦生之愿望也”,“晚在南昌,曾晤各方面之名流、学者,无不以先生之伟大学问,亲爱之精神努力宣传,实认为此生最大之幸福”。1934年底,傅抱石在信中还提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拟在此休息中,研究‘石涛’,先将其《评传》写成”,“不为曷事,桥本关雪氏曾言:‘欲写石涛之评传为不可能。’晚今勉为之。”傅抱石以此激励自己,向更深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学术目标挺进。
1935年,傅抱石得到金原省吾先生的热情帮助和鼎力支持,在日本成功地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5月10日-14日,《傅抱石氏书画篆刻个展》在东京银座最高档的美术展览场所——松坂屋举行,为期5天,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篆刻、印谱作品共177件,其中包括绘画作品48幅、书法作品6幅、篆刻作品123方。
然而,在个展举办之前,傅抱石不免有些悲观,因为作为一个初到日本的异国青年,要想在东京举办一个展览,谈何容易,而且地点又是选择在银座最繁华的路段。由于困难太大,傅抱石在写给老师金原省吾的信中担虑:“展览会场,银座松坂屋能空场,最佳。乞先生费神托冈登先生接洽。”“场所最困难,冈登先生所接洽之银座松坂屋不知能否决定?生以为中国人或难成功……兹为使进行便利之计,可接受松坂屋之任何条件……若松坂屋不成,则生拟就银座资生堂、鸠居堂二处贷供一处。仍乞先生托人接洽,因生系中国人,自分与之接洽,必无结果,可断言也。”金原省吾爱才心切,面对学生想办“个展”而又困难重重,他毅然承担牵线搭桥的使命,多次托冈登先生奔走联系,最终确定下了松坂屋的场地。傅抱石获悉这一让人欣喜的消息后,深情地说:“展览会会场蒙先生负促成,将来若晚有进境,当永远铭感先生之大德也。”金原省吾随后还专门为傅抱石的“个展”写了序:“……君立志东渡,钻研孜孜不倦,对其所学笃实精专……君之画风温雅,此与君之生性温雅一致……由于早年受到美术教育,完成了作为美术家的教养;而之学者素质,似使君更具艺术研究者风范,且兼具治学及艺术创作两种才能,从而造就了理想的中国文人画人才。君之画风,温而不锐,和而不重,使人乐于接受。窃以为此为参观本展览会万人之同感,决非余一人之所想也。”
“个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篆刻作品,这些有边款的印章需要用架在一旁的高倍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如“不求闻达”边款,刻有诸葛亮《前出师表》全文634字,“采芳洲兮杜若”刻有屈原《离骚》全文和序跋共2765字。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购买了傅抱石的图章、书法和画稿。展览会上,傅抱石应邀作了现场刻印表演,众多日本记者和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纷纷倾倒。第二天,日本报纸引用横山大观的话作标题《中国篆刻神手傅抱石胜过米滴神手》,还配以现场拍摄的照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来,金原省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金原夫人在日记中也写道:“展览会十分热闹,横山大观先生在展览场上看了近三个小时,又买了画,佐藤春夫先生买了印章,松坂屋也说连想也没想到会办得这样热闹,他们非常高兴。”而这次展览的成功,一方面积极扩大了中国书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个展”结束后,为了感谢金原省吾先生热情无私的帮助,傅抱石自辑“个展”部分作品照片一册,赠送金原省吾,册前还附了个人照片一张并题款“乙亥五月举行个展于东京,吾师金原先生曾予以非常之援助,诚感激无涯也。爰将作品写真组为一册,奉作纪念。后学傅抱石呈。”
不久,远在日本留学的傅抱石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不得不丢下一切,于6月匆忙回国。临行前,他将《傅抱石自造印稿》和裱好的、未裱的、已完成而未题款的和未画完的画,还有著作、文稿、印章、纸笔画具等全部寄放在金原省吾老师家中。金原省吾代为保存的这些东西,后来一件不少地被捐赠给日本帝国美术学校,如今全都陈放在武藏野美术大学内。1935年10月,傅抱石在给老师的信中深情地写道:“现在远望海天,何胜伤感!诚不知何日再与先生共商艺术也。”
1936年,金原省吾给傅抱石寄去了毕业证书,傅抱石在回信中汇报了工作近况后说:“先母之丧事,及诸种不愉快之事,身体上感觉非常不健康,已甚瘦弱,不如在东京矣。因此,众多之研究计划,不能进行也……石返国将年,无时不悬念先生及感激先生。即妻子亦常抱无限感谢,故石每次执笔作画,均如有万语千言,书写不尽。今阳春三月,江南草长,回首东方,万感咸集,上野之樱,想又将散矣。先生有暇,万乞常赐教言,至荷至祷。”
1947年,傅抱石最后一次给金原省吾写信,无限伤感地说:“知先生念我甚切,曷胜感谢……井荻之风景与西荻之幽邃,想如当年,何日得重登先生之堂,一倾积想也……”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内心对老师的深切思念和感恩之情。
1933年8月,而立之年的傅抱石第二次赴日本留学,考入了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今武藏野美术大学的前身),拜于著名美术史家金原省吾的门下,学习东方美术史和雕塑,同时开始对中国绘画史进行系统而又专业的研究。金原省吾是著名的东方美术史家,早稻田大学博士,著有《东洋画概论》、《唐代之绘画》、《宋代之绘画》等10余部理论著作。据金原省吾夫人的日记披露,傅抱石初次拜会老师时,因为口语欠佳,只能在纸上进行笔谈。尽管“交谈”很不顺畅,但俩人心有灵犀,不时在安静之中传出一阵笑声。金原省吾对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怀有极大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傅抱石君来了,他申请入研究科。他带来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及《傅抱石所造印稿》……他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画论,一是学雕塑。我的第一位弟子竟然是中国人,真是奇妙的缘分。”后来,他在傅抱石译著的《唐宋之绘画》序文中写道:“……君(傅抱石)新其志,留学及于我国,得与君亲接,于君之温雅精致之性情,弥深亲爱之念。君日夜孜孜努力,学艺之态度,余最为欣喜……”
傅抱石在日本一面师承金原省吾攻读画论画史,一面不停地作画治印,还潜心研究学术,著写了《中国绘画理论》、《苦瓜和尚年表》等书稿及文章。当时,一位名叫伊势专一郎的日本学者写了一篇题为《自顾恺之至荆浩之支那山水画史》的论文,被日本同仁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力作,称之为“一扫群言独有君”,大有瞧不起中国人的狂妄之意,但内中舛误很多。富于强烈民族责任感的傅抱石当即著写了《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发表在《美之国》杂志上,逐一批驳,写得有理有据有识,得到了金原省吾先生的赞誉。
1934年7月,傅抱石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回国。一路上,他多次给金原省吾先生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一行平安无事,优望释念为感”,“在上海、南京各处,对于先生高深之学理,无不详细申说,故中华友人皆望生能长期向先生研究,此亦生之愿望也”,“晚在南昌,曾晤各方面之名流、学者,无不以先生之伟大学问,亲爱之精神努力宣传,实认为此生最大之幸福”。1934年底,傅抱石在信中还提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拟在此休息中,研究‘石涛’,先将其《评传》写成”,“不为曷事,桥本关雪氏曾言:‘欲写石涛之评传为不可能。’晚今勉为之。”傅抱石以此激励自己,向更深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学术目标挺进。
1935年,傅抱石得到金原省吾先生的热情帮助和鼎力支持,在日本成功地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5月10日-14日,《傅抱石氏书画篆刻个展》在东京银座最高档的美术展览场所——松坂屋举行,为期5天,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篆刻、印谱作品共177件,其中包括绘画作品48幅、书法作品6幅、篆刻作品123方。
然而,在个展举办之前,傅抱石不免有些悲观,因为作为一个初到日本的异国青年,要想在东京举办一个展览,谈何容易,而且地点又是选择在银座最繁华的路段。由于困难太大,傅抱石在写给老师金原省吾的信中担虑:“展览会场,银座松坂屋能空场,最佳。乞先生费神托冈登先生接洽。”“场所最困难,冈登先生所接洽之银座松坂屋不知能否决定?生以为中国人或难成功……兹为使进行便利之计,可接受松坂屋之任何条件……若松坂屋不成,则生拟就银座资生堂、鸠居堂二处贷供一处。仍乞先生托人接洽,因生系中国人,自分与之接洽,必无结果,可断言也。”金原省吾爱才心切,面对学生想办“个展”而又困难重重,他毅然承担牵线搭桥的使命,多次托冈登先生奔走联系,最终确定下了松坂屋的场地。傅抱石获悉这一让人欣喜的消息后,深情地说:“展览会会场蒙先生负促成,将来若晚有进境,当永远铭感先生之大德也。”金原省吾随后还专门为傅抱石的“个展”写了序:“……君立志东渡,钻研孜孜不倦,对其所学笃实精专……君之画风温雅,此与君之生性温雅一致……由于早年受到美术教育,完成了作为美术家的教养;而之学者素质,似使君更具艺术研究者风范,且兼具治学及艺术创作两种才能,从而造就了理想的中国文人画人才。君之画风,温而不锐,和而不重,使人乐于接受。窃以为此为参观本展览会万人之同感,决非余一人之所想也。”
“个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篆刻作品,这些有边款的印章需要用架在一旁的高倍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如“不求闻达”边款,刻有诸葛亮《前出师表》全文634字,“采芳洲兮杜若”刻有屈原《离骚》全文和序跋共2765字。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购买了傅抱石的图章、书法和画稿。展览会上,傅抱石应邀作了现场刻印表演,众多日本记者和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纷纷倾倒。第二天,日本报纸引用横山大观的话作标题《中国篆刻神手傅抱石胜过米滴神手》,还配以现场拍摄的照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来,金原省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金原夫人在日记中也写道:“展览会十分热闹,横山大观先生在展览场上看了近三个小时,又买了画,佐藤春夫先生买了印章,松坂屋也说连想也没想到会办得这样热闹,他们非常高兴。”而这次展览的成功,一方面积极扩大了中国书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个展”结束后,为了感谢金原省吾先生热情无私的帮助,傅抱石自辑“个展”部分作品照片一册,赠送金原省吾,册前还附了个人照片一张并题款“乙亥五月举行个展于东京,吾师金原先生曾予以非常之援助,诚感激无涯也。爰将作品写真组为一册,奉作纪念。后学傅抱石呈。”
不久,远在日本留学的傅抱石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不得不丢下一切,于6月匆忙回国。临行前,他将《傅抱石自造印稿》和裱好的、未裱的、已完成而未题款的和未画完的画,还有著作、文稿、印章、纸笔画具等全部寄放在金原省吾老师家中。金原省吾代为保存的这些东西,后来一件不少地被捐赠给日本帝国美术学校,如今全都陈放在武藏野美术大学内。1935年10月,傅抱石在给老师的信中深情地写道:“现在远望海天,何胜伤感!诚不知何日再与先生共商艺术也。”
1936年,金原省吾给傅抱石寄去了毕业证书,傅抱石在回信中汇报了工作近况后说:“先母之丧事,及诸种不愉快之事,身体上感觉非常不健康,已甚瘦弱,不如在东京矣。因此,众多之研究计划,不能进行也……石返国将年,无时不悬念先生及感激先生。即妻子亦常抱无限感谢,故石每次执笔作画,均如有万语千言,书写不尽。今阳春三月,江南草长,回首东方,万感咸集,上野之樱,想又将散矣。先生有暇,万乞常赐教言,至荷至祷。”
1947年,傅抱石最后一次给金原省吾写信,无限伤感地说:“知先生念我甚切,曷胜感谢……井荻之风景与西荻之幽邃,想如当年,何日得重登先生之堂,一倾积想也……”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内心对老师的深切思念和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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