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曲的“国剧”倡议看文化的南北互补
由昆曲的“国剧”倡议想到,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在重视文化上的“中西合璧”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强调一国文化的“南北互补”?南方的艺术家们,显然不能因为习惯偏于一隅,需努力在使南方剧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上下功夫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昆曲“名列榜首”。这一转眼,8年了。明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怎样向世人展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一号宝贝”?许多人正在行动起来,积极准备。新一代昆曲人张军,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生旦净丑齐上场”的想法。我赞同将昆曲作为中国的“国剧”拿给世人看。
说到“国剧”,令人回想起上世纪早期“中国国剧”的提出。大约1925年,闻一多等人提倡“国剧运动”,这时的“国剧”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他们在《国剧运动·序》中这样定义:“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都可以称为“国剧”。到1931年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时,“国剧”所指,就比较专门了,专指以京剧为主的中国戏曲,其中包括先于京剧盛行、对京剧诞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昆曲。可是后来,也许因为昆曲进一步衰弱,“国剧”一词渐渐只指京剧(昆曲似乎成了“前国剧”),概念越变越窄了。
在被列为联合国非遗代表作的这几年里,昆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和振兴,迎来了自己最好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是关心和爱护昆曲艺术的人们所有目共睹的。于是,昆曲算不算“国剧”的问题被又一次提了出来。中国的“国剧”到底是京剧还是昆曲,甚至引起了争论。
作为“国剧”,昆曲与京剧可以并存
其实,作为“国剧”,昆曲与京剧可以并存。理由有三:其一,昆曲是诞生于南方的剧种,与京剧的北方文化特色有很大的不同;其二,昆曲是现在尚能被伴之管弦、演之舞台的“最古老”的戏曲种类,京剧是中国大地上传播最广的剧种,两者的意义不同,是不可互相取代的,就像日本的能乐和歌舞伎,都被他们的国民看做“国剧”一样;其三,昆曲如今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艺术瑰宝,有理由成为中国的“国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许许多多地上地下的发现证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有二,除了黄河流域,还有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文明更加古老悠久、影响深远。从农耕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是南北两分:南方的“稻作文化”和北方的“麦作文化”并列互补。由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看,中国有主要诞生于北方的《诗经》和传唱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辞》。再就戏剧而言,早在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元代,就呈“两枝双秀”的局面,北杂剧和南戏分别在各自的领地里争相开放,使后来的交流融合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都表现为南北对峙、南北纷呈、南北互补。
“国剧”,一国的代表性剧种,应当考察其涵盖面和代表力度。在中国数百个剧种中,昆曲是最古老、最优秀、最完善的一个。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它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学的最美体现,传统表演艺术的最高典范,传统戏曲音乐体系的最后遗存”(李晓《中国昆曲》)。在它五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4000多种剧本,至今留存的尚有2600多种。它的表演载歌载舞,唱做并重,早已成为其他许多剧种的学习母体和范式,故有“百戏之母”之谓。它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音乐声腔,2000多曲牌构成的曲牌体音乐体系是无与伦比、天下无敌的。昆曲在数百年的历史中鼎盛过、衰弱过,但是没有间断过,就因为它有文学、表演、音乐声腔的“三足鼎立”。总而言之,昆曲作为中国“国剧”,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方言的阻隔,并非南方演艺缺席的原因
国人向有“大一统”的观念,其实,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若有两个“国剧”也不为过。昆曲最深,京剧最广,应当可以并存。日本的两个“国剧”,能乐是宗教性的假面古剧,原属于武士阶层的“式乐”;歌舞伎则是市民阶层的戏剧艺术样式,两者在阶层属性和流行时代上有别,两者便都具有不可替代性,都是日本的“无形文化财产”。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联合国非遗代表作的评定,其实已在事实上承认昆曲为中国“国剧”的地位。这几年里,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热演于两岸三地,上昆将昆曲表演与传统节日捏合获得很大成功,都给我们保护传承古老的昆曲艺术以极大的信心。
由昆曲的“国剧”倡议想到,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在重视文化上的“中西合璧”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强调一国文化的“南北互补”?一般认为,是方言的阻隔,造成了南方演艺在某些重大的全国性联欢活动中的缺席。其实,如今有字幕相助,方言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问题。东北的赵本山及其团队,不正是操着东北话挺进央视、走进千家万户的么?一个赵本山,带起了一波又一波演艺文化上的“东北热”:小品、二人转、电视剧,等等。南方演艺界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近来,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走红上海滩,可以给我们某种思考。南方的艺术家们,显然不能因为习惯偏于一隅,便不再考虑如何克服方言障碍,努力在使南方剧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上下功夫。而目前昆曲的“国剧”倡议,对我们促进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各展风采,加了助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摘自 《文汇报》)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昆曲“名列榜首”。这一转眼,8年了。明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怎样向世人展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一号宝贝”?许多人正在行动起来,积极准备。新一代昆曲人张军,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生旦净丑齐上场”的想法。我赞同将昆曲作为中国的“国剧”拿给世人看。
说到“国剧”,令人回想起上世纪早期“中国国剧”的提出。大约1925年,闻一多等人提倡“国剧运动”,这时的“国剧”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他们在《国剧运动·序》中这样定义:“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都可以称为“国剧”。到1931年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时,“国剧”所指,就比较专门了,专指以京剧为主的中国戏曲,其中包括先于京剧盛行、对京剧诞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昆曲。可是后来,也许因为昆曲进一步衰弱,“国剧”一词渐渐只指京剧(昆曲似乎成了“前国剧”),概念越变越窄了。
在被列为联合国非遗代表作的这几年里,昆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和振兴,迎来了自己最好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是关心和爱护昆曲艺术的人们所有目共睹的。于是,昆曲算不算“国剧”的问题被又一次提了出来。中国的“国剧”到底是京剧还是昆曲,甚至引起了争论。
作为“国剧”,昆曲与京剧可以并存
其实,作为“国剧”,昆曲与京剧可以并存。理由有三:其一,昆曲是诞生于南方的剧种,与京剧的北方文化特色有很大的不同;其二,昆曲是现在尚能被伴之管弦、演之舞台的“最古老”的戏曲种类,京剧是中国大地上传播最广的剧种,两者的意义不同,是不可互相取代的,就像日本的能乐和歌舞伎,都被他们的国民看做“国剧”一样;其三,昆曲如今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艺术瑰宝,有理由成为中国的“国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许许多多地上地下的发现证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有二,除了黄河流域,还有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文明更加古老悠久、影响深远。从农耕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是南北两分:南方的“稻作文化”和北方的“麦作文化”并列互补。由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看,中国有主要诞生于北方的《诗经》和传唱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辞》。再就戏剧而言,早在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元代,就呈“两枝双秀”的局面,北杂剧和南戏分别在各自的领地里争相开放,使后来的交流融合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都表现为南北对峙、南北纷呈、南北互补。
“国剧”,一国的代表性剧种,应当考察其涵盖面和代表力度。在中国数百个剧种中,昆曲是最古老、最优秀、最完善的一个。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它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学的最美体现,传统表演艺术的最高典范,传统戏曲音乐体系的最后遗存”(李晓《中国昆曲》)。在它五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4000多种剧本,至今留存的尚有2600多种。它的表演载歌载舞,唱做并重,早已成为其他许多剧种的学习母体和范式,故有“百戏之母”之谓。它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音乐声腔,2000多曲牌构成的曲牌体音乐体系是无与伦比、天下无敌的。昆曲在数百年的历史中鼎盛过、衰弱过,但是没有间断过,就因为它有文学、表演、音乐声腔的“三足鼎立”。总而言之,昆曲作为中国“国剧”,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方言的阻隔,并非南方演艺缺席的原因
国人向有“大一统”的观念,其实,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若有两个“国剧”也不为过。昆曲最深,京剧最广,应当可以并存。日本的两个“国剧”,能乐是宗教性的假面古剧,原属于武士阶层的“式乐”;歌舞伎则是市民阶层的戏剧艺术样式,两者在阶层属性和流行时代上有别,两者便都具有不可替代性,都是日本的“无形文化财产”。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联合国非遗代表作的评定,其实已在事实上承认昆曲为中国“国剧”的地位。这几年里,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热演于两岸三地,上昆将昆曲表演与传统节日捏合获得很大成功,都给我们保护传承古老的昆曲艺术以极大的信心。
由昆曲的“国剧”倡议想到,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在重视文化上的“中西合璧”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强调一国文化的“南北互补”?一般认为,是方言的阻隔,造成了南方演艺在某些重大的全国性联欢活动中的缺席。其实,如今有字幕相助,方言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问题。东北的赵本山及其团队,不正是操着东北话挺进央视、走进千家万户的么?一个赵本山,带起了一波又一波演艺文化上的“东北热”:小品、二人转、电视剧,等等。南方演艺界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近来,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走红上海滩,可以给我们某种思考。南方的艺术家们,显然不能因为习惯偏于一隅,便不再考虑如何克服方言障碍,努力在使南方剧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上下功夫。而目前昆曲的“国剧”倡议,对我们促进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各展风采,加了助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摘自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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