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19时许，一代文史大家吴小如先生悄然地走完了自己92年的风雨人生。细细推算，我同吴小如先生的交往前后已有19年，而今吴先生弃世远行，又让我一时不知从何忆起。小如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学家，在古典文学、书法、戏曲研究等方面均卓有建树。悲伤之余，我捡出自己保存多年的小如先生回复给我的信札，借助先生的信笺，回忆前尘。

最早读小如先生谈戏的文章是他的《说谭派》和《说余派》，那时我还在读初中。至今记得当年读这两篇文章时，我内心那种如饮琼浆、如醉如痴、酣畅淋漓的激荡感受。基于当时对京剧老生流派知识深入了解的渴望，年少的我，一方面为没有购买《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的渠道而苦恼，另一方面也从心底产生了能与吴先生相识并求教的强烈愿望，尽管那时我连吴先生的工作单位和社会身份还一无所知。

真正与现实中的吴先生取得联系，是通过北京的杨怡超先生从中热心传书递柬。杨先生通过到吴宅拜访的机会，转交了我写给小如先生的信，这使我在1995年6月下浣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吴先生的第一封亲笔回信。在首度回信中，吴先生一方面自己表示很惭愧，说自己“今年已七十四岁，教了半个世纪的书，一九九一年退休。想不到给青年人以影响的，倒是我由于业余爱好而写的有关京戏的文章”。另一方面，先生也毫不避讳表示：“当然，爱好京戏在今日青年人中已很难得，可惜的是，现在的京戏一无好演员，二无好剧目，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因此，先生建议我：“还是把心力放在业务上。如学理工，则抽空读点文学书籍，尤其是古典文学；如想学文史，则应很好地掌握外文。将来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眼光应放远些。祖国文化艺术遗产才是真正振兴我们民族的动力。”应该说，那时先生信中的话，我还不能真正体会，但至此，我却以一名高中学生和青年戏迷的身份，同先生取得联系并开始了长达19年的交往。



那时，只要遇到自己感兴趣或不懂的戏曲乃至文史知识，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笔给先生写信，那会儿先生虽已退休，但仍忙于编书和家政的内焦外困之中，尽管如此，先生从来是有信必复，有时虽寥寥数百字，却言简意赅，给予我扼要而又正确的指导，先生还经常在回信中检出我致函中的错字以及不当的表述方法并加以纠正。如指出我在致函的落款作的不当用法，并提出“晚：××敬上或拜上”的规范格式，先生还多次告诫我：“写文章不要不断加括号，那有欠洗练。”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并受用至今。

临近高中毕业，我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并参加了在京的考前辅导班后，因之在1996年的春节前夕，我在杨怡超先生的带领下，第一次到中关园的“莎斋”拜谒了小如先生。回沈后，我又写信向他汇报我在辅导班的学习情况，并求教一些考学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时，我收到了吴先生第一封横书两页信纸的回信。在信中，生性耿介的小如先生在回答我求教“韩愈‘三说’”的篇目时说：“韩愈的集子里从来就没有所谓‘三说’的提法，这纯属杜撰。在韩愈集中，有《杂说》四篇，通常只选‘一’、‘四’两篇，第一篇是说云和龙之间关系的，第四篇即《马说》。二、三篇只在《韩昌黎文集》中才能读到。《师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三说’云云，究竟何指，我学问太小，无可奉告。”时隔多年，我才知道吴先生还为此撰写了《何来韩愈“三说”？》的短文，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 “一位高中应届毕业生自远方来信……”，想来文中“自远方来信”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指的应该就是我。

虽然后来高考落榜，我却没能就此放手对戏曲的热爱及研究，反而愈加痴迷地紧追戏曲不放，也一如既往地通过信函等方式向小如先生求教。从1996年出版的《吴小如戏曲文录》，到2014年出版的《莎斋诗剩》，凡先生出版新著，只要是他认为对我有用的，都会慨然相赠，除先生赠书，我也会留意通过不同渠道购买先生出版的其他著作，以至在寒舍书斋的书架上专门开辟出一块小如先生著作的“专区”，迄今涉及先生的著述不下二十余种。而我也借此得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补习自己在戏曲和文史方面的功课。

《木兰诗》是中学课文，涉及此作的戏曲作品又尚不止 《木兰从军》一种，然无论在原诗，还是在后世剧作中，关于木兰所处时代背景和国家归属又多语焉不详，对此我曾向小如先生请教，他在回复中指出，“《木兰诗》写作年代，争论较多，但以它为北周至隋这段时间的作品较为可信。北周的天子可称‘可汗’（平声，寒音），所征即今昌平一带的天寿山（黑山头），当是突厥所占土地。而木兰所住地，当在黄河以南中原地带。”诸如此类，寥寥数语，便解我心中疑窦。

2003年第1期《中国京剧》上发表了张古愚《〈三岔口〉是有头绪的剧目》的文章，对拙文《琐议新、老〈三岔口〉》提出了批评。自然我又想到找小如先生评辨，先生在回函中写道：“来信及先后两文并张古愚文均读了一遍。……关于你们‘笔战’焦点，在于故事起源和《三岔口》改本。……至于此戏故事起源，最早见《元曲选·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比《杨家府演义》还要早，你可检《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便知。张老已几十年不进剧场，大约他根本不知《三岔口》的新本，故认为加‘大’和‘新’都无必要。这更不必计较了。我意你第二篇文章留我处，我准备据你原稿增删改写，然后用你我两人署名发表，这样较妥，想荷同意。”尽管后来小如先生因琐务缠身未能践行撰写论及《三岔口》的文章，但老人在信中肯于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不避故旧、秉公而断的表态，使我备受感动。

近年来，我多次借进京出差、开会的机会到中关园的“莎斋”拜谒，但我同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雁去鱼来的交流方式。直至2009年夏，87岁的小如先生因突发脑梗，右手不便写字，才终止了他的“鱼来”，而我的最后一封“雁去”则是在今年4月3日寄出的。查算1996年至2009年间小如先生给我的回信，每一封信笺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故事。先生对待后辈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真挚与热忱以及对事对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感动。林宰平先生生前曾对小如先生作过“待人以诚”的评语，如果允许我从自身和吴先生的接触现身说法，我以为林老对小如先生的评价无疑是极为准确的。

记得一次，谈起戏曲剧本创作，小如先生用带有质疑的口吻问我：“你看过《大戏考》吗？看过《缀白裘》吗？看过《六十种曲》吗？如果你没认真逐一地看过这些剧本，就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京戏是怎么来的！拿起笔来就写，怎么可能写出像京剧的本子呢？”先生一连串的反问，令我无言以对，更让我对今天时代背景下的戏曲创作感到任重道远。惭愧的是，时至今日我仍未做到通读《缀白裘》，但先生于传统戏曲那份不与时同的坚守，却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

如果说，我是从拜读先生《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的章节，而对戏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那么，后来由兴趣选择专业，再到从事戏曲研究，小如先生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对我人生选择影响至深的前辈之一。无论是读小如先生的著作，还是通过鱼雁往来的求教，更或谒见时的问疑答惑，都使我在“戏曲观”、艺术观乃至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小如先生太多的影响。
“梨园董狐文章终本色，菊谭司马信言永存真。”与先生交往的19年里，实在有着太多往事值得回忆。真心希望在学界喧嚣与浮躁的今天，小如先生的论戏著作及他在诸多领域中的学术观点，不要随先生的离世而远去。

（摘自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