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观赏性一直是戏曲赖以生存的最重要因素。观众走进剧场主要是看戏听曲，抱着娱乐心态而来，不是来听报告、受教育的。因此，好看、好听、好玩始终是戏曲艺术的主要追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政治色彩浓、功利性强、毫无情趣的说教戏，将戏曲拖入怪圈，领导专家叫好的戏观众不看，观众爱看的戏领导专家不看。进入新世纪后，文化艺术的主管部门提到艺术性、思想性，也讲观赏性，符合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

观赏性所含元素甚多，依我几十年研究戏曲观众的欣赏习惯所得，“情趣”二字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古今许多大师都论过“趣”字：“人生快事莫如趣。”“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趣字与名、利、色、权无关……名、利、色、权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趣”字关乎人生观、人的生存状态乃至生存质量，人人寤寐求之。这是由于人们在生产生产中，重复多于创造，枯燥多于趣味，因此，业余时间需要改善心境、放松自我，需要趣味来调剂。生活中，谁都有烦恼、哀怨、忧心、无聊的时候，渴求释放的渠道、有趣的形式来排泄心理垃圾，以保身心健康。人世间许多有趣、好玩的东西也就应运而生。

戏，作为艺术和娱乐的一个样式，而且是大众化的，适应此需理所当然。好看、好听、好玩便成为它重要的功能。想做到“三好”手段很多，都离不开“趣”字。然而，“趣”为何物？很难一句话说清楚，从来也没人给它下过准确的定义。常说这东西有趣，某人很有趣，某件事很有趣，单指某人某事还好说，但这“趣”字涵盖面非常大，情趣、雅趣、机趣、风趣、谐趣、童趣、乐趣、兴趣……太多了，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说有趣，他说没趣。不同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地域、种族、性格、情绪等，对“趣”的认定都不一样。所以要写好“趣”，并将它搬上舞台，能让观众说一句“有趣”，实为不易。从一度创作的剧本开始，就要有“趣”。故事情节好编，写出情理也不是太难，难的是这个“趣”字。

首先，编剧要“知趣”，写出来的戏才有趣。其次，要懂得“用趣”，好比烹调，什么菜加什么作料，如何调理才恰到好处、菜才好吃。戏之用趣也一样，怎么用、用在哪里、什么火候、多大剂量都非常讲究。多一点累赘，少一点乏味，时机、火候、尺寸必须掌握得恰到好处，才能出“趣”。用好了，趣味横生，将观众的胃口、兴趣和乐趣充分调动起来，用不好就令人倒胃口。此外，还有二度创作的问题。以陈仁鉴编剧《春草闯堂》坐轿一场戏为例：相府丫环春草为救薛玫庭公堂上冒认姑爷，胡知府为保乌纱帽逼春草一起到相府确认此事，春草是冒认，怎敢回府对质？若不答应薛玫庭就要判斩，无奈之下只好先答应了再想办法……这是前因，本场戏开锣便在路上，春草推三阻四，装脚疼走不动，花样百出；胡知府心急结案，不停地催促春草，最后实在没办法就让出轿子给春草坐，自己跟在轿子后面跑……情节铺排非常有趣，加上人物关系、身份地位的悬殊，个性修养的差异，再加上妙趣横生的台词和诙谐风趣的表演，将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心态活生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满台生辉，令观众捧腹不已。这场戏没有更多的内容、太多的思想性，简单到从头到尾就一个“趣”字，却成为古今戏曲的经典，谁看了谁叫好。

如此好戏，在古今戏曲长廊中非常多，各剧种都有，不胜枚举，是戏曲有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独特风景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能让戏曲一路走下去的独特技法，缺之不可。

戏之“趣”的重要性不复赘言，想说说戏之“趣”的来源。戏从生活中来，趣也不例外。生活中有趣之事每天都在发生，人有趣，物有趣，事有趣，世间万物皆有其趣，无处不在，到处都能 “拾”到趣，只要用心去“拾”。当然，生活中的趣不一定都能入戏，就像很多菜不能上宴席一样，必须千挑万选，再经艺术加工才成。

戏之“趣”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高度集中凝练的艺术化生活。如何将生活之趣化为戏之“趣”，全看剧作家的功力和造诣。再以前述《春草闯堂》为例：一个小丫环与一个大知府，人物关系摆在那，就有趣，加上性格的差异、智力的差异、身份地位的差异、年龄修养的差异，诸多差异使得两个人物一碰就出戏，一撞就来趣。此类事生活中屡见不鲜，但经剧作家陈仁鉴的艺术再创造，便妙趣迭出，精彩纷呈。这是升华了的典型化的生活，既好看、好听、好玩，愉悦了观众，同时又让观众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诸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不乏幽默诙谐，可谓是戏曲用趣的典范。

戏之趣是艺术之趣，贵在新。人云亦云，重复已有，便不好玩。唯有新趣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都说创作贵在“创”，贵在“新”，确实如此。笔者写了有几十本戏，基本上做到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虽然也有改编或移植，但都能尽量地避开旧套，另辟蹊径，给观众以新的面貌。这样做有些苛求自己，但觉得创作应该如此，所以我一直坚持。一旦落俗、照搬和抄袭便无趣可言。“趣”字最难写，要创出新趣更难，这是笔者几十年创作的最深刻体会。正因为难，所以可贵。

但愿戏曲百花园中能多一些有情有“趣”的戏，贴近民众，充分地展示戏曲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