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立儒家学派，整理、编写“六经”，强调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言行一致、改过迁善的教育。孔子教人首重做人、做事的教育，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温故知新、教学相长是孔子一生教学活动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孔子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虽然历代统治者把孔子作为圣人，给他装上各种神圣光环，顶礼膜拜，但真实的孔子并不走运。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确实如此，孔子一生经历人生三大不幸：早年丧父。在孔子三岁的时侯，父亲病故。年轻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儿子，背景离乡，从陬邑昌平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里的阙里居住。母子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正值孔子中年时，他的妻子亓官氏去世。到孔子晚年七十岁的时侯，他的独生儿子孔鲤不幸早逝。虽然孔子也曾一度官运亨通，官至中都宰，兼摄相事。但大多数时间，以教书为业。尽管孔子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从政，但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上。作为在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学派、立定教育宗旨、编写“六经”为教学内容、培养大批弟子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吸引着后人不断研究。本文着重研究他所倡导的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的教育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工作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进行教育创新，就要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激发学习成长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研究孔子温故知新和教学相长教育思想，借鉴孔子的经验，古为今用，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p.17）是孔子的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孔子认为温故知新是做教师的基本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精神。温故知新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故即古，指的是过去政治历史知识、文化知识。新是指今，指的是现在的社会实际问题。他要求学生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认识当代社会实际。温故知新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从已知到未知，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已有知识是认识的成果，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孔子要求学生在温习旧知识时能积极思考、联想，扩大知识范围或将知识进一步深化，从而获得新的知识。第三，温故知新也就是温故创新。温故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学校教育中、社会生活中创造、创新。何谓创新？根据辞海释义，“创，始造之也”。根据此意推断，有独到的见解叫创见。首创未所有的事物叫创造。文学艺术作品的问世叫创作。新是指初次出现的，往往相对旧而言的。孔子一生虽自称述而不作，而事实上是有述有作，是当时知识的集大成者。他编写、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流传后世的宝贵文献就是他温故知新的结晶。

从已知到未知  孔子非常善于用已有的文献资料来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过去的朝代推测将来的社会。有一次，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胸有成竹地答道：“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p.21）孔子认为：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人继承周朝而当政，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孔子反对“不知而作之者”。[1](p.73)他说世上大概有一种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却凭空想象、主观臆测。不学不思，如何能知呢？孔子自认为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我无是也”。他在传授弟子“六经”的时候，在讲到历代礼的发展沿革时就说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26)他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他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代的礼，我也能说得出来，但他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他们的历史文献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献，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孔子强调以事实为依据是他一贯主张，以致于他的学生子贡一再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p.46)这是因为道德文章是可视可闻的，而人性与天道是不可捉摸的。有一次，他的学生季路向他请教有关鬼神之事。孔子很不高兴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p.11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完全处理好，怎么去讨论处理人与鬼的事；人生活着的的道理都未能弄明白，怎么能懂得死？

举一反三孔子善于用启发式教育，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曾形容老师的教学艺术高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独创了著名的启发诱导教学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p.68)教师一方面要把握学生求知欲最强的时机，即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未能言之时，予以启发诱导。另一方面教师应要求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说出新意来。在孔子的悉心教导下，他的学生大多都有自己一些独出心裁的见解，或能做到“问一以知十”、“问一以知二” [1](p.45)孔子在教学及日常生活中，总是善于抓住机会，鼓励学生创新思维。那怕是与已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有所启发，总是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杨。他与学生子贡讨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问题时，对子贡能联想到诗经中诗句的理解，给予充分肯定，表杨他“告诸往而知来者。”[1](p.9)他的学生陈亢曾经问他的同学，也就是孔子的独生子伯鱼一句话“子亦有异闻乎？”从伯鱼的回话中。陈亢居然能有大收获：“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1](p.178)可以说，这都是孔子平时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结果。

叩其两端  孔子强调对学生进行思维方法训练，叩两端就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从考察事实的不同方面入手，辨别是非，进而解决问题。“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p.89)有一次，有人向孔子请教问题，孔子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他从这个问题的首尾两端、正反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孔子还常用这种方法去训练学生，启发他们进行求异思维和创新思考。有一次，他和子贡讨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的问题时，孔子就借机教给子贡这种辨证思维的方法。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回答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1](p.142)由此得出好人的标准应是：全部的好人都喜欢他，全部的坏人都痛恨他。反之，则是坏人。这种思维方法，注意了事物的对立面，在分析矛盾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判断。孔子强调学与思并重，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结果。在学习过程中，必先掌握丰富的知识材料作依据，然后凭借这些材料作有效的思考。怎么样去思呢？孔子提出了“九思”，强调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全面性、完整性的训练。“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177)从看、听、说等九方面入手，强调观察时要看清楚，听话时一定要听明白，发表言论一定言之有据，并对自己的话负责。

二、教学相长

讲到古代的师生关系，人们总会提到师道尊严。认为师生之间壁垒森严，老师十分威严，动不动斥责或施之于棍棒，甚至有人还把孔子作为提倡师道尊严的第一人。事实上，孔子对学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也很民主，常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1](p.170)一部<<论语>>记载了大量孔子师徒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教学相长的故事。教学相长一词虽语出《学记》，而《学记》主要是记载和总结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教学经验的。因此，也可以说教学相长是孔子与弟子之间真实情况的写照。

各言其志  《论语》中关于孔子教学情况记录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的事例了。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1](p.118)孔子平和地对学生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再去从政了。平时都说没有人了解你们，假若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想干什么？”子路抢先发言，然后其他弟子一一作答。最后到了曾皙，曾皙说：我与他们三位的志向不同。暮春三月，与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谈论谈论学问，唱唱歌，跳跳舞，岂不快哉。公西华请孔子评论一下，孔子说：只不过是“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他不但没有批评曾皙这种休闲的生活态度，反而觉得对自己启发很大，赞同和向往这种教书育人，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孔子与学生相处是十分随意，气氛轻松。学生可以一边听同学和老师对话，一边可以自己演奏音乐，自得自乐。孔子既不强求学生服从自己的意志，又乐于接受吸收学生的正确见解，从善如流。正因为如此，学生可以与老师大胆交流，畅所欲言，为教学相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论语》中大量记载了这方面的故事。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1](p.133)孔子说，如果卫国国君让我执政，我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子路当面与孔子争辨的起来，认为老师太迂腐了，执政与正名有什么关系。于是孔子一面批评子路强词夺理，一面为他解释为什么要从正名入手。师生两人虽近乎对骂，但孔子毫不介意，最终以理服人。

相互启发孔子晚期的学生子夏是孔门四科教学中的文学人才，有一次，子夏引用<<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来请教孔子。孔子说：有酒涡的脸，笑起来才美丽，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才能顾盼生情，美丽的花卉是画在洁白的底子上的。子夏由此引申到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地说：“你真是个能启发我的人，现在我可以和你进一歩讨论<<诗经>>了。[1](p.25)孔子的学生在各种场合都敢于用孔子的话反驳孔子，孔子也乐于接受意见，修正自己的观点或做法。有一次，孔子到子游做县长的武城，听到了弹琴瑟唱诗歌的声音，就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种小地方，用不着教育。子游听后就反驳说：从前我听老师讲过，做官的学习了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治理，教育总是有用的吧。孔子听了这番话后很高兴，连忙对跟随的学生说：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个玩笑而已。[1](p.181)孔子曾想应邀到晋国的佛刖处谋职，子路知道后，就出面阻止说：“从前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刖盘踞中牟谋反，你却要去为他做事，这怎么行呢？” [1](p.182)最后，孔子听从了子路的劝说，放弃了为佛刖做事的念头。孔子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见解，对提不出不同观点的学生，反而有些不满。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在许多场合称赞“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1](p.57)孔子还把颜回视为知己，曾感慨地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1](p.68)用之，则做出成绩，不用，就藏起来，除了你我，还有谁能做得到呢？尽管孔子如此器重颜回，但对颜回唯唯诺诺，从不提不同见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不违如愚”。[1](p.16)子路虽经常顶撞孔子，但孔子内心还是对他爱护有加。当子路遇难的消息传来，孔子悲痛不已。可以说孔子是教学相长的榜样。

以友辅仁孔子不但在教学上提倡当仁不让、教学相长，同时在道德上也师生相互砥砺，做到以友辅仁。孔子要培养智仁勇艺俱全的从政者，因此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人首先是教人做人的教育。一个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卓而不群的君子。而君子应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惧、勇者不忧并且多才多艺。孔子要求学生要有崇高的志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个人有了志向，就有努力目标。其次要克己，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遇事多从自身找原因，随时检查自己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力行，孔子认为“力行近乎知”，一个人做事要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一个君子只有“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取信于人，才能树立威望。第四，要学会内省，内省是孔子非常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他的学生曾参提出每日要“三省吾身”，反思自己为人做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讲信用，老师教的内容有没有认真复习了。第五，孔子还强调学生要知错就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知错就改。子路是孔子学生中做事最为鲁莾的一个，但他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做到闻过则喜，过则改之。孔子虽对他批评较多，但还是把他列入七十二高足弟子之列。此外孔子对待金钱、富贵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人都希望生得到的，但一定要见得思义，不义之财坚决不取。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孔子也做到严以律己。他曾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自己有过失，有人向他指出，他总是虚心接受，立即改正。有时，他的学生子路，不分场合，公开批评孔子，如“子见南子”，孔子不以为忤，批评的对就改之，不对就作好解释。可以说孔子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典范。

三、结语

孔子在世时，只不过是一个学派创始人、是一个老师。孔子死后，甚至还有人贬低他。鲁国大夫孙武叔就曾对人说：孔子的本事不如他的学生子贡。具体说，孔子勇不如子路，智不如冉有，辨不如子贡，仁不如颜回。但孔子的学生并不认为如此，他的弟子有若称赞孔子是出类拔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曾被孔子严厉批评的宰我颂扬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甚至还把贬低孔子的人称之为未登堂入室的门外汉。尽管孔子的学生对孔子顶礼膜拜，对当时社会只是把孔子作为一个“布衣”而已。孔子时来运转是在死后数百年后的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孔氏，罢黜百家”，使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从此，孔子被历代统治者追捧，每有加封。从汉代的素王、唐代的文宣王、宋代的至圣先师、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及到清代康熙王帝的“万世师表”。从孔子一生的贡献而言，首创私人讲学之风，创立儒家学派，形成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教学思想，提出言行一致、改过迁善、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原则，整理编写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并作为教学内容，弟子三千，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特别是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的教师精神，在中国教育发展史是上，代代相传，光照千秋。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