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那么孟子和荀子就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这位顶尖的儒家学者，却教出韩飞和李斯这两个法家的代表人物。其中韩非子被视为法家的集大成者，而李斯更是帮助秦始皇奠定了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有一个明显的演变，即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这说明它越来越接近法家的思想。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又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而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礼”的出现是为了规范人性中对利的追求。

而到后来，荀子在强调儒家礼义的同时，也强调法家利用外在强制力治理国家，是其“性恶论”的人性论基础在起作用。荀子和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主张“性恶论”。他说：人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佚”。认为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本性。有“欲”必争夺，造成天下大乱，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正因为人性与礼义相违背的，因此除了用教化的方式去感化人的内在德行，还需要用武力、强权等外在力量去约束人的言行，使之安分守己。

而荀子的“性恶”论显然对韩非和李斯的影响最大，正是这种人性论，使这两个人转向法家的怀抱，但他们走向法家的道路是建立在荀子的人性论基础上。

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改变的过程，信仰也不是只有一个。作为荀子的徒弟，韩非和李斯的从荀子这里学到的更多的是对人性的理解，他们从人性出发，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性逐利的一面，实现统治者强国的目的，这就是法家。

然而，荀子思想里对法家其实是持有批评态度的。荀子虽然强调“性恶”，但也不全是恶。人生而有“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有了这些知识，圣人可以化掉恶性而选择善。

他认为真正的治道当是儒家的本统制治，所以他与法家有着明显的距离感。但由于时代的要求，他也不得不承认秦政治中存在着不可简单忽视的有效因素，于是他从法家那里找到了君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但荀子之法始终不是秦政治之法，而是礼法，即礼法被法律的成文化和制度化所改造。荀子的思想，应该称之为“法儒”，即儒家带有一定的法家因素，但又有本质的区别。

从韩非子之“法、术、势”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来，尤其是“术”和“势”。“法”比较好理解，就是要君主制定明确的法令，让世人知晓；“术”则是要君主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利用臣下的利己心，让臣下能够“为君所用”、“各司其职”；而“势”就是充分发挥人的“利己”，要君主以“严刑峻法”驱使人“趋利避害”之心，以达到人人守法的效果。

但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法家没有意识到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君主依靠法律可以实现卓越的政治；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君主必须掌握术才能驾驭群臣，这样君主不能是庸主。

荀子思想中的法家因素更多的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用”，而荀子对法家思想里的运用，结合其人性论中强调的“性恶”，显然对两个弟子的影响很大，理想主义者韩非走上了极端的“性恶”，彻底抛弃了儒家“教化”的重点，他的法家思想很纯粹，纯粹得让人害怕。至于李斯，这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法家思想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是为了自身的名位，所以他的思想是根据统治者需求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