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善歌舞。明万历年间，当过歙县县令的傅岩在《歙纪》中说：“徽俗最喜搭台看戏”。的确，徽州人与戏有缘。无论男女老少，都以聊戏看戏品戏自乐。村落古祠旁，精致的戏台虽平时有些冷落，但遇过年过节，则是人声鼎沸。徽州人那种近乎疯狂的激情，类似痴迷的本性,写在脸上，乐在心头。徽戏伴随着徽商一起由兴至衰，仍不失为徽文化中一颗靓丽的明珠。

徽州是徽戏的故乡。徽戏的产生，既与当地徽文化的传统有关，也与外界徽商官绅的爱好兴趣有关。这是一个漫长演变和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徽腔徽调的出现是在明嘉靖年间，它是在弋阳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其特点是一唱众和，热闹有趣，在民间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徽戏声腔最初源于以安庆为中心的安徽南部地区。这里方言腔遍地，土语古声依存。弋阳腔传入徽州，变为徽州腔，传入青阳，变为青阳腔。明万历年间，南方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传到徽州一带，徽州腔很快融合了昆曲因素，形成了“四平腔”，而后又形成了“昆弋腔”。明末清初，西秦腔传到南方，对“昆弋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昆弋腔”受到山西、陕西梆子和其他声腔影响后，逐渐变为“吹腔”和“拔子”，两者结合，俗称“吹拔”。

此外，徽州当地一些山歌、采茶歌、花鼓调、莲花落等，也是徽腔形成初期的重要养分，在徽戏的演唱中，也能起画龙点睛作用。到四大徽班进京前后，徽戏形成了青阳腔、四平腔、昆弋腔、吹腔、拔子、二黄、徽调西皮及花腔小调等。至此，徽戏的声腔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徽戏的表演艺术多姿多彩，风格朴实，乡土气息浓郁，而以武艺高超，打斗勇猛最聚人气。徽戏中的武戏特色，源于徽州民间百姓重视武术强身的传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武功套路在徽戏中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给徽戏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平台与高台武功，在徽戏表演中极为突出，尤其在唱“对台戏”“拼戏”中，尽显徽戏剽悍粗犷的艺术风格。武戏中融入了民间打斗、游戏、杂耍的精华，并运用火彩、幻术等特技，这也符合徽民口味。徽州百姓残留蛮越遗风，喜欢刺激的动作，有猎奇心理，对武打动作的难、险、惊、奇要求尤为苛刻，客观上使徽戏武打演技、动作编排愈来愈成熟，成为徽戏中的重头。

徽戏依托着庙会平台发展，而“罚戏”则成为一种奇特的民间风俗。徽州社会的儒风底蕴，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部分归隐的文人官绅，对“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提炼与艺术加工。歙县人汪道昆就是一个例子。徽商又将扬州一带的戏文化带到老家，并在徽州傩基础上加以改造，两股力量的结合，对“徽戏”的成型起了关键作用。经过历年渐进，这种“戏”的文化，也改变着徽州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徽州宗法制度中出现的“罚戏”现象，即是两种不同物事硬捏在一起的典型实例。“罚戏”，既达到了罚的目的，又发挥了戏中教育的功能。这是只有徽州人才想得出的点子。罚戏大多与祠堂执法、水口管理、茶叶买卖、禁止赌博等有关。在祁门环村的“叙伦堂”外西墙上，有一块嘉庆年间立的“永禁碑”，其中有条文为：“纵火烧山者，罚戏一台；采薪带取松杉二木并烧炭故毁，无问干湿，概在禁内，违禁者罚戏一台。”此外，徽州人酬愿、保禾苗、禁园笋、息争讼等也采取演戏这一形式。在古徽州一些祠堂族谱中，都详尽载有违族规触犯祖训“罚戏”的条目。这是一种独特的徽州文化现象，比起一些地方私(肉)刑泛滥，酷刑充斥，要人道文明得多。正是徽州浓郁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徽戏。反过来，徽戏的德治功能，对民风的培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为徽戏的发展制造了诸多的机会。

“戏路即商路”，徽戏成为徽商公关的手段。在徽戏的发展过程中，徽商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和替代的。徽商是徽戏发展中的酵母；反过来，徽戏在商场中的特殊作用，又巩固了徽商的有利地位。这是一种多向的情感交流和文化需要。徽商将扬州、杭州等地的一些戏班带回家乡，溶入了徽州人的情感和声腔特点；徽州文人又在戏剧创作中进行了本土化探索，进一步催发了徽戏的产生。伴随着徽商的足迹，徽戏艺术传播到全国各地。在许多徽商看来，徽戏可以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藉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徽商把戏剧作为一种商业公关手段，使官商结合更具有隐蔽性。在同为好儒的官商点校下，客观上也促进了徽戏演技、唱腔、剧本等方面艺术的锤炼，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加速了徽戏向多方传播扩散。

徽班进京是京剧降生的催化剂。清代中期，徽戏在一些发达城镇风靡一时，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剧种。徽班进京，在近代中国戏剧界，引发了一场戏剧变革。这是徽州艺人们当初始料未及的。徽戏不是京剧，但京剧的产生离不开徽戏。徽班进京及徽班中程长庚的出现，在戏曲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徽州戏班与徽商一样，充满了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为自身不断完善取长补短提供了大前提。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八十大寿时，“三庆班”在徽商江鹤亭的资助下，进京献艺为皇帝做寿。投石问路后，四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等相继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把诸种腔调带到了北京，使京城舞台一时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徽班打入京城后，戏庄演戏必请徽班。徽戏成为称雄京城的大剧种。为了站稳脚跟，徽戏顺应时势，改革剧目，以“色艺最优”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青睐，为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唱二黄花旦为主的四大徽班进京，取各家之长，不断创新，后三庆班中出现了以程长庚为首席的老生主演皮黄戏的新局面。程长庚勇于革新，促进了徽、汉、秦合流，融洽昆、弋声腔，在念唱方面吸收了北京语言，在酿育京剧中起了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徽戏就没有京剧。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