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余秋雨在《人民日报》上的言论，又引起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讨论。

余秋雨写道：“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近些年，不少地方剧种的传承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后继无人，或者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相应的，保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据了解，中国现存172个剧种。如果全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我个人认为太多了，必须做减法。这个减法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要传承；今天观众还在享受，而且也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剧种，要传承。”

余秋雨认为中国戏曲剧种现在达172个，不知这172个剧种的数字从何而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进行过4次戏曲剧种调查，1959年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调查得出的数字是360多个，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新剧种50多个。距我们最近的一次调查是2002至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曾做过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拥有活在舞台上的剧种约267个。现在不是说中国戏曲剧种占地多的问题，据统计，每年中国的戏曲剧种都以极快的速度在消失。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中国政府的积极推进，我们对包括中国戏曲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对守护精神家园、保护文化多样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好莱坞大片冲击世界，麦当劳、肯德基成为儿童食品的重要选项的时候，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尤为重要。当我们自己的文化品种消失了，“外来物种”就会入侵，这一点是在保护过程中特别要注重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时还从文化战略的高度，突出文化生态的法则。《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如果说地方剧种占用资源的话，但要淘汰时也非首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外来艺术青眼有加，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建立了不少话剧团、歌剧团、芭蕾舞团，大学艺术本科教育也是以舶来品为主，号称某某戏剧学院，其实里面只教授话剧一种，这样还未必能深入西方戏剧艺术的堂奥。而众多的地方剧种还基本属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正是它们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当地人民的天才创造，如果任其消亡，坐视不管，当我们的文化色彩单一、丧失再创的基因时，可能后悔都来不及。

此外，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本身所耗资源在当今中国应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当我们经济还很困难的时候，一些剧种还能生存，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居然无力支持一个剧种生存，岂非咄咄怪事？我们的民族艺术失去了，将成永久遗憾！我们在河南某地看到万人空巷争睹戏曲演出的场面，说明戏曲起码在有着深厚戏曲传统的中原地区还是受到观众的热捧的。一旦这些剧团缺失，还将会有其他的演艺形式填补。河南某县有几百个歌舞团，名为“歌舞”，实为“脱衣”，对社会、对青少年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养一个剧团并非想象得难不可测，在当下的中国中部地区，这里很多都是农业大省，农民占据着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许多县都有几十万人。而养活一个剧团，一年大约每人出一至两块钱就可以了，这样就能保证一个剧团的生存，从而也能使农民有戏看。

余秋雨还以元杂剧为例，说明淘汰是一种正常的艺术发展之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种之一就是元杂剧，但只活了大约70年，当它觉得应该消亡、被替代的时候，它像英雄一样非常壮丽地倒下了。”这是中国戏曲艺术在草创期的一般规律，元人陶宗仪也说过：“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将戏曲艺术形式的嬗变以代为界描述得比较清晰，然而，中国戏曲如果从北宋算起，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经度过了草创期具有强大吸附力以及自我校正的那个时代，它更多的是成了富含更多信息和文化内涵的艺术样式。保护可以使其焕发第二次青春，而不像余秋雨说的“已经没人看了，却躺在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艺术不应该是通过这种道路走出来的”。照这种说法，艺术不需要保护，但如余秋雨推崇的昆曲，就是典型的保护例子。昆曲百年前已是英雄末路，当有人听到时，都会一哄而散，但经过国家大力保护培育，昆曲已成为我们民族的艺术精华展示于世界人民面前。所以不能简单用生物学的理论来套用艺术保护，尤其是我们的民族艺术保护刚有起色，而灭绝的危险时时存在的时候。当多米诺已经推倒的时候，如果文化工作者不力挽狂澜，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怎样。

如果中国的戏曲剧种也要像城市建设那样，众多的老旧的房屋被白色涂料画个圆圈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为新建的艺术大厦腾地方，我们还会有徽州的粉墙黛瓦、广州的邻街骑楼、老北京的四合院吗？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