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歌舞与三大赤色跳舞名星

如果说吴晓邦是在上海、桂林等地把军阀混战、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感情和生活做了现实主义的舞蹈写生，并且当时许多大都市里仍旧有着醉生梦死般的外国交际舞演示着生命消沉的话，那么，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地区，如江西井冈山、广东陆丰、湘赣、闽浙、鄂豫皖等地，一种新的歌舞艺术则显示了另外一种色彩，它们被称作“红色歌舞”。

红色歌舞的源头大致可以追寻到20年代中期的北伐战争，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特点--宣传革命。其较早的形式之一叫做“左翼宣传队”。可惜表演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多已散失。

红色歌舞和20年代后的工人运动、30年代根据地新文化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等联系在一起。1926年，《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在汉阳钢铁厂俱乐部的工人成员中广泛流传，曾经有人据此改编了一个舞蹈叫做《红旗再起》，表现的是革命者手举红色旗帜，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一人倒下而后人接续，革命队伍不断扩大。

为革命运动宣传，是红色歌舞问世的发动力量。当井冈山地区被创建成根据地时，红军势单力薄，急需扩大队伍，树立自己的形象，因此化妆宣传应时而起。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曾经批评了不重视宣传工作的错误倾向，规定各级政治部的文艺股要展开演戏、打花鼓、出壁报、收集和编写革命歌谣的活动。此决议一出，在先前文艺宣传活动的基础上，江西革命根据地内便成立了一大批宣传队、慰劳队、跳舞队，使得红色歌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红色歌舞的内容相当广泛。红军龙源口战斗大捷，就有反映这次胜利的歌舞《打垮江西两只羊》（“羊”为国民党369军两个师长姓氏“杨”的谐音）。豫东南商城暴动成功，于是有了后来流传极广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反对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残酷压迫是当时的重要任务，中共宁海县一个叫包定的宣传委员编创了歌舞《缠足苦》，表现了缠足之苦和放足之乐，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共产党宣言什么人起草》、《拥护苏维埃》、《当兵就要当红军》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歌舞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强烈参与使这些歌舞在内容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表演上多采用生活动作，使得群众易于接受。

红色歌舞的演出形式是多样的。有载歌载舞的表演，有歌舞参与表演的小话剧，有被称作“活报舞蹈”的小型演出等等，在当时都很流行。《扩红活报》、《统一战线活报》等节目名称即反映了当时文艺演出及时宣传时事与政策的情况。歌曲是更加易于流传的形式，因此，著名的革命歌曲、苏联红军歌曲、根据地民间歌曲、歌谣、小调以及当时流行全国的著名儿童歌曲等就不仅成为红色歌舞的音乐依托，而且还为之提供了艺术水准的基本保证。《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取自江西民歌《八段锦》，以及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在根据地改名为《小孩与麻雀》）等等，都成为红色歌舞的最重要创作基础。《俄罗斯舞》、《海军舞》、《乌克兰舞》也是根据地各种晚会上经常见到的苏联歌舞节目，给从事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以共产国际的精神支持。这些歌舞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限于条件而简单、粗糙，但它们为后来的延安歌舞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1年红军学校成立后建立的俱乐部，是红色歌舞进入一定规模化教育的前兆。1932年成立的八一剧团、1933年成立的由15-18岁的青年团员们组织的蓝衫团，同年4月成立的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以及随后在根据地各个地区纷纷建立起来的各级蓝衫团和工农剧社的分社、支社，把红色歌舞的演出活动带入了一个高潮。这些演出活动多在晚会上举行，歌、舞并重，兼有小戏表演。1931年11月瑞金召开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举行的盛大“万人提灯会”上表演的龙舞、鲤鱼灯舞、狮子灯舞等，以及各村各乡演出的富于江西民间特色的舞蹈，使得整个演出气氛热烈，通宵达旦，创造了红色歌舞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演出记录。

李伯钊（1911-1985）是那次盛大演出的总指挥，她与刘月华、石联星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跳舞明星，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李伯钊天性乐观而能歌善舞，曾经赴苏联学习，受到苏联艺术的深刻影响，在苏联闯荡的美国现代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的红色之舞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歌舞》，给予了李伯钊以极大震撼。她归国后为苏区人民表演苏联歌舞，还积极投入歌舞创作。三大赤色跳舞明星共同创作演出的《工人舞》、《红军舞》、《农民舞》（又名《村女舞》）、《大刀舞》，以及在根据地最受欢迎、最流行的《国际歌舞》，常常得到观众的高声喝彩：“再来一个！”长征开始后，工农剧社曾经分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等小型剧团，在枪林弹雨的反围剿战斗中穿插演出。踏上漫漫长征路后，李伯钊还组织了多种宣传演出，快板、口号、唱歌、跳舞，在严酷战争环境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成为战斗的组成部分。李伯钊根据与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而编导的《打骑兵舞》，就是这种战斗之舞的体现。

苏区红色歌舞有其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精神价值，并且对于千百年来走着自生自灭之路的民间艺术给予了高度重视、挖掘、整理、提炼和再创。这一方面体现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历史动向，另一方面也在艺术上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