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物致知”是传统文化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朱子的格物观最为精义，主要是通过格物，把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领域，达到宇宙界与人生界豁然贯通的理想境界。晚清理学大师曾国藩，极力推崇朱子格物之说，并有其深刻洞见，把格物与教育目的论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达到通经致用目的。 

关键词：朱熹； 曾国藩；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中国知识论的重要概念，《礼记·大学》把它放在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必须处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因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之说，最先由伊川（程颐）提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又曰：“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是格一物而万物皆知？’曰：‘怎生便会该通？……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朱子于伊川格物观，备极推崇，其言曰：“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不可及。是于说经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谓反复详备，而无俟于发明矣。若其门人，虽曰祖其师说，然以愚考之，则恐其皆未足以及此。”（《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盖致知本是广大，须用说得表里内外周遍兼该方得。” 

晚清理学家曾国藩，信奉程朱，极力推崇朱熹，在“格物致知”观上与朱熹一脉相承，注重实际，讲求通经致用。 

一、朱熹“格物致知”说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后人尊称为“朱子”。在他“理一分殊”的哲学基础上, 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由理与气构成的，理是气的根据，“人物之生，禀理为性，禀气为形。”也就是说，普遍的、外在的天理赋与人为人性，赋与物为物性，构成人和物的本质。性理、物理、事理各各不同而其本体则一，所有客观的具体事物都是由一个客观和完整的 “理”所显现, 而且每一样事物都分有一个整体的“理”, 所以他提倡 “格物”就是向外物求“理”。他把“格物”理解为研究和调查外物，“致知”就是“穷理”，“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共理”。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对“格物”的解释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17“格，犹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处。”格物的标准为“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十分，方是格物。”对“致知”的解释，《大学章句》有云：“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1]17也就是把“致”训为“推极”，把“致知”解释为推致吾之知识以至于极，即将自己的知识推至天下所有事物，研究其中之理，研究到极处，一旦豁然贯通，就能明白自心的全体大用，这就是他的即物穷理之说。“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 

朱熹认为人心中已具有天然之理，主要是通过格而使其发扬光大，具有先验的理本论倾向。《朱子语类》云：“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好恶之良知也。”“人谁无知，为子知孝，为父知慈，只是知不尽。须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唤做光。然逐渐开划得大，则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当慈孝之类。但若有知未透处，这里面便黑了。”又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就是说人人都有知，物物皆有理，只是知的多少与理的深浅。“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体通明，只被昏医了，而今遂被磨去，使四边皆照见，其明无所不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2]3既然人的“明德”“得乎天”，本性中就有，“明德”“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3因此，要明明德，则必须格物。在这点上，朱子既有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并十分重视实践对知识增长的作用。这与他的知行观是相一致的，他说：“然其格也，亦需有先后缓急之序。……今为学而不穷天理、灭人伦、讲圣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这是何学问？”这就是说，人们的客观行为取决于主观追求的“天理”和“人性”。明言之，就是将存在于人们自身之中的仁、义、礼、智、信，加以扩充和发扬，并推行于人们的客观实践。 

总之，朱熹“格物致知”说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即物。认识主体指向、接触认识客体；（二）穷理。人心自然之知，如知慈孝，如知不忍，非即是穷理后之知，必待穷理以后之知，乃始为透底彻骨之真知。主体认识了客体，获得关于客体的知识。（三）至极。主要指主体知识的扩充，是主体已有的知识通过格物而扩大推广。（四）贯通。由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知识积累而达到知识的贯通，从而达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人地位。“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即理之境界，始是豁然贯通之境界。”朱子之理，其实兼包有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自然之理，指由宇宙界普及到人生界之理。人文之理，则须由人生界向上通透到宇宙界之理。朱子理想中之所谓豁然贯通，不仅是此心之所谓豁然贯通，乃是此心所穷之理，能到达于宇宙界与人生界之豁然贯通。正如钱穆所言“盖从外面言，万物皆属一理。从内面吾心所知之理言，亦将知其皆属一理，乃谓之贯通。故格物是零细做工夫，而致知则是得到了总体。”[3]131 

二、曾国藩“格物诚意”说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号涤生，晚清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终身立志于修身与敬业，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年求学于有“斯文正脉”之称的岳麓书院，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都曾在此讲学，因而在学问上，他十分推崇朱熹并深受其影响。对于“格物致知”，他主要是把“格物致知” 与“困心诚意”结合起来，“困知”也就是刻苦获得真知，使自己的知识、言行合乎标准。他用“格物诚意”思想指导教育，注重实际与目的，“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4]39-40 

曾国藩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人情的求学阶段后，科举成名，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步入政治生涯，开始接触社会的实际问题后，逐渐认识到清代学风的虚华、士风的麻木，一般士子学习的治学目标并不明确，大多不能学以致用，因而他在家书中循循告诫诸子弟：“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4]39-40 

以上谈到了省身与做学问很重要的两条：一是格物，二是诚意。物：“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是物。格，“即物而穷其理”，就是事事都要究其所以然，都要切合实效，见其功效。格物——“致知之事也”，比如说，侍奉双亲，是物，为什么要侍奉双亲，就是格物；我心，是物，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广博地考察那些道德涵养等心理状态，就是格物；我身，是物，研究养生之道，又广博地考察那些站立坐卧等养生之道，就是格物；每天所看的书，句句都是物，联系自身思考、认真研究其含义就是格物。他对“诚意”的解释为：诚意——“力行之事也”， 也就是知道了以后努力实行，杜绝知而不行的虚伪欺诈。他认为，家国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这便是做学问，也是做学问的目的。 

曾国藩将“格物”与“诚意”结合起来，把“格物”界定在对事物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意境。“诚意”则不仅仅是限定在意念上，特别推行到按格物所获知的道理去力行，达到“知”与“行”的统一，也就是“经世致用”的高度。 

三、“知行观”比较 

“知行观”即认识论，知是指认知，行是指实践，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格物致知也就是把认识到的知识运用推广贯通，从而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朱子集儒家思想之大成，其为学之道，诚如《宋史》本传所云：“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所谓穷理，乃就知言；所谓居敬，乃就行言。朱子主张先知后行，见其所作之《大学补传》。其言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首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5]3朱子于为学之道，主张先知后行，先穷理而后居敬，除见《大学补传》外，朱子于《语类》中曾有清楚表示：“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朱子穷理居敬之说，本于程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云：“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朱子语类》）因居敬穷理二事互相发，故朱子尝有“知行常相须”之语：“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并谓往古“圣贤说知便说行。《大学》说‘如切如磋’道学也，便说‘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说学同思辨，便说笃行。颜子说‘博我以文’，谓致知格物；‘约我以礼’，谓克己复礼。”并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强调了知行的互相促进。因此，朱熹在认识论上发展了伊川的格物穷理思想，倾向于日积月累的学问研究。 

曾国藩作为理学大师，就知行之方法而言，他知行并重，以格物诚意为主，实受朱子影响，“朱子为学，以格物穷理为先务，故其学多得之艰苦；曾国藩亦然”。他在复夏弢甫函云：“所论朱子之学，得之艰苦，则国藩生平之宗旨，治军之微向，有如桴鼓之相应。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而不意阁下尚论大贤，亦以艰苦二字发其微也。”其《日记》于此事亦尝言及：“夏弢甫言：‘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6]20-21

曾国藩从知行的统一，知指导行，也就将“格物”与教育的目的结合起来，格物就是为了致知，并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他提出：“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代圣贤所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他主要从“孝弟”伦理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孝弟”才是为学之大。他在答《刘容书》中论为学之道即在格物诚意，“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6]20-21也就是说：“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恢复人性的过程，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曾国藩把教育看作是“隆礼”——“复性”的正确途径。他说：“常人者……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反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 [6]20-21在这点上，曾国藩与朱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对程尚斋亦说，人生在世，凡办一件事情，必定会碰到许多艰难困苦，这就必须以诚意的态度去对待，以虑心的精神贯彻其中。因此“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本也。”凡事只要身体力行，真正做到“诚”，就没有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从总体上说，二位理学大师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格其物而知，以止于至善，并注重知识的积累与贯通，推广知识指导人们的行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朱熹.大学章句[M]//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王云伍.四书今注今译[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3]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4.

[5]朱熹.大学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唐浩明.曾国藩全集·书信: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4.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