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概念的诞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孤寂中写下《写在〈坟〉后面》。这篇文字是对自己第一部杂文集《坟》的补白，却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关乎其全部思想的核心命题：“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段话中的“中间物”一词，后来成为理解鲁迅思想的关键密码。

“中间物”意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同时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没有永恒，只有过渡；第二，启蒙者自身的处境——既批判旧世界，又无法摆脱旧世界的烙印；第三，思想者与对象的关系——对传统的批判必然包含对自身的批判。鲁迅以此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定位：他不是站在历史终点的“新人”，也不是固守传统的“旧人”，而是处在“转变中”的过渡者。

这一意识贯穿鲁迅的全部创作，构成了其思想的内在张力。他一方面以启蒙者的姿态批判国民性、抨击传统、呼唤“新生命”，另一方面又时时怀疑启蒙的有效性，质疑自身的纯粹性，甚至解构启蒙者的话语权力。这种自我解构不是虚无主义的放弃，而是更深层的精神超越。本文将从“中间物”意识的内涵、在文学中的呈现、对启蒙主体性的重构以及其精神超越意义四个维度，解读这一鲁迅思想的核心密码。

“中间物”的内涵：历史定位与主体自觉

“中间物”概念首先是对历史进化论的祛魅。五四时期，进化论是启蒙思想的重要支柱。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鲁迅早期亦是进化论的信仰者，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里隐含的正是进化论的逻辑。

然而，随着思想的深化，鲁迅对线性进化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在《写在〈坟〉后面》中写道：“进化的途中，总不能不有所牺牲。”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暗含着对进化论“进步”神话的质疑——如果“进步”必须牺牲一代人乃至数代人，那么这种“进步”的正当性何在？那些被牺牲的“中间物”，他们的痛苦、挣扎、消亡，又由谁来见证？“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进化论叙事中被忽视的“过渡者”命运的聚焦。

“中间物”意识的第二层内涵，是对启蒙者自身历史处境的清醒定位。鲁迅深知，自己虽然批判传统，却无法摆脱传统的烙印。他在《写在〈坟〉后面》中坦承：“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种自我解剖的自觉，源于对“中间物”身份的认知——既然自己是历史“转变中”的一环，就无法置身于批判之外。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之间，不存在截然二分的界限。

这种自觉在《〈呐喊〉自序》中已有体现。鲁迅写到自己少年时为父亲买药的经历，以及后来在日本看幻灯片时的震撼，这些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投身文学的动因。但他同时写道：“然而我终于不反抗。”这种“不反抗”的自我认识，正是“中间物”意识的雏形——他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意识到自己无法彻底摆脱那个想要批判的世界。

“中间物”意识的第三层内涵，是对语言与思想本身的反思。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写道：“我以为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这句话中的“学习”意味深长。作为一个批判传统的人，鲁迅却承认自己仍然需要学习，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实际上是对启蒙者“先知”姿态的消解。启蒙者不是真理的拥有者，而是真理的追寻者；不是站在历史终点发出终极判断的人，而是处在历史进程中、与对象一起“转变”的人。

文学中的呈现：自我解构的叙事策略

“中间物”意识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有着丰富的呈现。通过小说、散文、杂文等不同文体，鲁迅以叙事策略的方式实践着对启蒙主体性的自我解构。

在小说中，鲁迅创造了一系列“中间物”形象。《呐喊》《彷徨》中的知识分子——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的涓生——都是典型的“中间物”。他们受过新式教育，曾经满怀理想，却在现实的打击下走向消沉或异化。吕纬甫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魏连殳的“躬行我所曾深恶痛绝的一切”，涓生的“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却不知去向何处——这些形象共同构成了“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

这些人物之所以令人震撼，不仅在于他们的失败，更在于鲁迅对失败者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的自我投射。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自己以为深恶痛绝的，其实自己也是。”这种对自我与他者界限的模糊化处理，正是“中间物”意识的叙事实践。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不是鲁迅的“他者”，而是他的“分身”。通过书写他们的失败，鲁迅完成了对自身处境的象征性表达。

在散文诗中，这种自我解构更为明显。《野草》是鲁迅“中间物”意识最集中的文学呈现。《影的告别》中那个“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正是“中间物”的绝妙隐喻：“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既不属于光明，也不属于黑暗，只能在明暗之间徘徊——这正是鲁迅对自身历史位置的定位。《墓碣文》中的“自啮其身”的意象，则表达了自我解剖的痛苦与彻底：“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这种自我吞噬的意象，将“中间物”意识的自我解构维度推向了极致。

在杂文中，“中间物”意识的呈现更为直接。鲁迅的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中间物”式的实践——它回应的是具体的、即时的问题，带有强烈的时效性，但正是在这种对现实的即时介入中，蕴含着超越具体时空的思想能量。杂文这种文体本身，便是“中间物”意识的最好载体：它不是永恒的经典，却是时代变迁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启蒙的重构：解构之后的精神超越

“中间物”意识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是在解构中终止，而是在解构中实现精神超越。鲁迅对启蒙主体性的自我解构，不是为了否定启蒙，而是为了重构一种更为清醒、更为深刻的启蒙。

这种重构首先体现为对“希望”的重审。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常被误解为虚无主义的宣言，实则是“中间物”意识的表达。鲁迅既不相信“希望”的必然性，也不沉溺于“绝望”的消极性。他在《过客》中塑造的那个不断前行的过客形象，正是这种精神的象征——既不相信前方就是“野百合野蔷薇”，也不因此停止脚步。过客的行走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但行走本身即是意义。

其次，“中间物”意识重构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传统启蒙模式中，启蒙者是“有知”的先行者，被启蒙者是“无知”的待救者，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等级关系。鲁迅质疑了这种关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到金心异（钱玄同）来劝他做文章时，他的回应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一问，实际上触及了启蒙的根本悖论：唤醒他人，是否意味着将他人抛入更深的痛苦？

鲁迅最终接受了金心异的劝说，但他对启蒙的疑虑从未消失。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句话透露出的，是对启蒙者独立性的消解——启蒙者也是“听将令”的，并非完全自主的主体。这种对启蒙主体性的质疑，恰恰使鲁迅的启蒙超越了简单的“教育”模式，而走向更复杂的对话关系。

第三，“中间物”意识重构了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关系。鲁迅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正在于它始终包含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他在《写在〈坟〉后面》中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种双重解剖，使他的批判不是居高临下的审判，而是同病相怜的共感。批判者在批判对象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在否定传统时意识到的，是自身与传统的纠缠。这种批判的姿态，既避免了启蒙者的傲慢，也避免了虚无主义的放任。

“肩住黑暗的闸门”：中间物的伦理意义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意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文字，是“中间物”意识最富感染力的伦理表达。

“肩住黑暗的闸门”包含几层伦理意涵。首先，它表达了对牺牲的自觉承担。“中间物”注定是过渡者，是链条上的一环，是为未来铺路的人。这种牺牲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选择。其次，它表达了对后代的关怀与责任。鲁迅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只有爱。”这种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成全孩子成为比自己更自由、更幸福的人。

第三，也是最深刻的，“肩住黑暗的闸门”表达了一种有限性的自觉。鲁迅深知，自己这一代人无法抵达“宽阔光明的地方”，只能为后人“肩住闸门”。这是一种悲壮的自觉——奋斗者享受不到奋斗的果实，开拓者看不到开拓的终点。但正是这种对有限性的承认，使奋斗与开拓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

这种伦理意识，使“中间物”意识超越了单纯的自我定位，成为一种精神超越的方式。它告诉我们：人可以是“中间物”，但“中间物”不是卑微的。在历史的链条上，每一环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在进化的途中，每一个“中间物”都是不可或缺的。

永恒的“中间物”

鲁迅去世已近九十年，他的思想却从未过时。在当代语境中，“中间物”意识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后现代”话语盛行的今天，许多人对宏大叙事、对启蒙理想、对进步信念都抱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本身有其价值，但也容易滑向虚无主义。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既保持怀疑的清醒，又不放弃追求的努力；既承认自身的历史局限，又不放弃对未来的责任。这是一种在解构中重构、在否定中肯定的辩证智慧。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写道：“我因为要希望，所以也常有幻灭。”这句话道出了“中间物”意识的核心——希望与幻灭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正因为有希望，才会有幻灭；正因为幻灭，希望才不是盲目的。真正的希望，是明知可能幻灭仍然坚持的希望；真正的担当，是明知自己只是“中间物”仍然选择“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担当。

鲁迅是“中间物”，我们也是“中间物”。在历史的链条上，没有人是终点，也没有人是多余的。认识到自己是“中间物”，不是谦卑，而是清醒；不是放弃，而是担当。正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种“有关”，正是“中间物”意识最深层的伦理基础——我们与他者相关，与过去相关，与未来相关，因此我们既无法置身事外，也无法自我神化。我们能做的，是在清醒中前行，在解构中超越，在有限中活出无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