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北京话，比北京烤鸭还有味儿。烤鸭入口即化，而老舍的文字能咂摸一辈子。

老舍生于北京，长于皇城根下的大杂院。从小听着胡同里的吆喝声、茶馆里的闲聊声、街头巷尾的争吵声长大的他，对北京这块土地可谓烂熟于心。他曾在《想北平》中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完整得像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正因如此，他“敢放胆地描画它”。

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不等于生活。老舍说得好：“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老舍自己也知道，口语本身原不是金子，他主张“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他正是在这个“烧”字上面下了大功夫，使得北京话里的俗语一进了他的笔下，就马上变得精纯而有文化起来。

京腔京韵：活的文字

老舍自己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他看来，用方言写作的理由有两个：“一则带有地方色彩，永远具体而生动；二则它绝对是口语。”北京话素以轻快、幽默又是生动活泼著称，老舍如鱼得水，使自己的文学语言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活泼、最俏皮、最有音乐性、最流利、最上口的语言。

老舍笔下的文字是可以朗诵的。他写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但又不是照搬“京片子”，而是经过了提纯与炼金。他追求文字要有“澄清如无波的湖水”般的“平易”，又要在这平易之上“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他努力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要求文字做到清澈，不为堆砌而费神，而是真让人如闻其声。

有人批评老舍的文字太俗、太贫，近乎车夫走卒，老舍响亮地告诉他们：“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后来，普通话恰恰被规定以北京音为基础，老舍的文字也因此终于被人们视为范文，他本人被尊为“语言大师”。

老舍这个“语言大师”的名号，不是靠板着脸写教本得来的，而是在一部又一部让世人心动的作品中让读者心悦诚服地送出的。在《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以及后来的《正红旗下》中，京味儿处处洋溢，俯拾皆是。

一个个鲜活的“声口”

不信，你先听一听《骆驼祥子》里的热心的高妈是怎样跟祥子说话的。高妈劝祥子把钱搁在“兜儿里”，说她心里明白：“搁在兜儿里，一个子儿永远是一个子儿！”说到借钱放账，高妈连珠炮一般爆出了“放秃尾巴鹰”、“兜着底儿”、“堵窝掏”等一连串纯粹的北京土话。《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是个泼辣的女性，跟祥子斗嘴时张嘴就是经典：“吧！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这些北京口语因为太得神，被吸纳进了文学，从此比真实生活中的人还要传神，因而使得北京人说话反而有点像从老舍的书里学来的。

在《茶馆》里，松二爷一上场便道出一个惹人亲切的老理儿：“哎呀，四爷，可想死我喽！”王利发和秦仲义的斗嘴也堪称活灵活现：“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最妙的是小刘麻子要建一个“大托了斯”（托拉斯这洋词汇到了他的嘴里即刻变了味）。有好事汉问他什么是“托了斯”，他干脆地答：“大托了斯啊，就是包圆儿！”一句话不仅把洋货归为土产，还给自己留了多少浮浪不羁的滑稽相。

在《四世同堂》里，那个永远不肯变通的祁老人，满嘴的清平和常理，那句“顺儿，不许和爷爷讪脸”，叫我们听见了一个旧派家长心里的本分和棱角。而大赤包的骂人骂得更不露形而酣畅的，“大赤包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一句话把一个蛮横的老太太推到了你面前。

老舍是让一个人物带着一种“声口”来到你那儿的。他高超在善于让每一个人的语言都合乎他自己——身份、思想和性格。读小说，不要看什么人名，只停一句对白就晓得这是谁。这种工夫不靠天降的才气，而靠一个作家在北京的潮气中浸润了一辈子、琢磨了一辈子。

语言里的文化记忆

老舍的北京话，还不只是一般人嘴上的话，它背后带着民族、历史和清朝旗人的文化记忆。老舍是满族正红旗人。他有着在旗人中从小接受的“多才多艺”的熏陶。早年在大杂院和旗人聚居的街坊里生活，他对旗人文化的浸润极敏感。清代北京旗民分治，满人在京师社会构成中占了极大一块，他们天生爱说、爱玩、爱琢磨语言，这种活泼聪敏的能量渐渐渗入整个北京方言的血液。关纪新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中谈得精细：北京话里的轻脆快当、幽默灵动，跟满民族几百年的玩味打磨分不开。老舍本人虽是半个甚至“三分之一个旗人”，但他口操如天授一般漂亮的北京腔，被人看作“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更不可忽略的是，老舍本人的兴趣也广得不像是单纯一个“写家”。据有人统计，老舍的爱好多达十几种：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玩骨牌、写字、养猫等等，而且从抗战时期起，他就主动写鼓词、单弦、快板、相声，甚至创立了“曲剧”这种舞台艺术形式。老舍对民间文学和曲艺形式十二分的内行，这让他对北京话里的气象万千体会得更透，运用得更自由。

京味儿之外的境界

然而，老舍写北京话并不等于老舍只会写北京话。

他自己不争这个“京字招牌”，却从不拒绝外来的养分。学者早就详查了，老舍的语言风格一不依赖原色原香的口语记录，二不是把北京话跟外界隔开。前期创作大量借用欧化的句法——人称和专有名词前面会多出修饰，长句和倒装有时有，那不是西化，是要打破旧小说的腔板，多添一些曲折和力量。后来随着艺术的成熟，老舍越来越把外语艺术中的洗练和直白拆解消化，圆融地化在稳定地道又明快的北京话体式中，形成了所谓“欧化句法与北京方言的中和体”。这份融合不是生硬的堆叠，而是一个艺术家的步伐有远有近，选择带着世界眼光来写他的故都。这让我们想到，老舍的京味儿不晦涩，不闭塞。它是天真的，又是澄明的，是一座桥梁，既沟通南北读者，又横跨中西文化。

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散

老舍是一九六六年夏天自沉太平湖的。从此不再有新作。但是他笔下的北京，却从此像一片浓酽的汤泼在纸上，永远留在那里了。

有人说，老舍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的第一人。他把北京方言的精华运化成了极具文学能量的语言，既有土生土长又毫不过时的原味，又合乎规范而严密的汉语语法，就像一张中国语言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后来的京味儿文学作家一直在这张表上填写自己的“元素”。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老舍的北京话会越来越远吗？似乎并不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已不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而成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底色。逛胡同的人少了，喝大碗茶的人少了，但翻开老舍的书，你还是能听见几十年前北平拉车的人声、茶馆里的笑骂、大杂院的叹息。那种气韵是拿不走的。北京话也许会在时间里变淡、逝去，但老舍的京味儿就像烤鸭的蘸酱和薄饼一样，成了北京文化里不可或缺的核。老舍教会我们发现一条真理：最好的语言，永远是从地里长出来、再经过天上照拂的文字；它有根有脉，浑身都是活的，一开腔，人间烟火就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