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传统戏剧
在西方娱乐形式横行于中国时,传统的娱乐形式 ——戏曲却面临萎缩的处境,我国灿烂文化瑰宝之一——昆曲面临的现实就是一个典型。在西方娱乐强大冲击力面前,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
出走?回归?
2001年联合国授予昆曲“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昆曲界一片欢腾,说明昆曲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更被世界所承认。
然而时隔两年,重新回看,这样一个称号带给中国昆曲界的或许不仅仅是振奋。 “遗产”所带来的“传统效应”,几乎席卷了整个昆曲界。近两年来,回归传统成为昆曲界的主流声音,于是创新成为一个尴尬的字眼。
早在十数年前,当昆曲也像其它戏曲剧种那样因面临生存危机而谋求变革时,昆曲专家学者大都会这么说: “创新对于推广普及昆曲还是有其益处,但对于昆曲本身来说还是应该保持其原汁原味。”创新尚可宽容,但宽容之下隐藏着更大的“不宽容”。
“把古典的昆曲改革成现代艺术,把高雅的昆曲改革成通俗文艺,用什么‘全面创新’去替代传统艺术,从而使昆曲固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丧失,是一种‘现代愚昧’”,顾笃璜在其《苏州昆曲工作的思考》中如是说。于是“挖掘、抢救、保存、整理”成为了昆曲“首要、根本、惟一”的任务。原本隐藏着的“不宽容”已慢慢变成一种真实的阻碍。
复古者并非因循守旧。在他们看来,昆曲有 600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已臻极致。应该完整地将它请进“博物馆”,而非任由现代舞台将其任意改革。改良过的昆曲怎么还会是昆曲呢?没有了传统,又谈什么发展?一时间,发展与创新成为戕害昆曲的洪水猛兽。
我们自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的观点归为保守。丢弃传统,盲目地改造令他们痛心疾首。不能创造新的经典,那就让我们守住旧的经典,这是他们无奈的悲哀。
然而究竟是让昆曲成为死了的、成为遗产的经典,还是实实在在地活在舞台上的经典,这或许也是昆曲面临的困境。
谁杀死了传统?
什么是传统?
600年的昆曲究竟在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刻,成为了不可变更的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不可逾越的鸿沟?流水无言,兀自东去。何谓新?何谓旧?我们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舞台艺术中,去人为地截取一点来作为凝固的某个极致?我们所要抓住的传统究竟是那些琐碎而具体的程式元素,抑或是隐藏其后的抽象精神?传统应该是创新的土壤,还是创新的坟墓?我们是应该穷考证之能事,将昆曲文本的传统复古地重现?还是恢复它作为舞台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
苏昆曾排演过一出 “原汁原味”的《白兔记》,从舞台到演员的装扮一例复古,打出复原明清昆曲演出的规格。而这样的演出却并没有给昆曲带来观众的喝彩,甚至连业内人士也持怀疑的态度。这样的昆曲好看吗?这样的昆曲感动他人吗?
姑且不论其考证是否准确,即使其演出完全恢复了明清时的昆曲原貌,一味地强调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忽略艺术所必需的审美效用。那观众看到的是什么?艺术乎?文物乎?
昆曲的传统,不是文本的传统,不是教科书几篇课文,文学史上几部剧作。昆曲的传统,不是民俗的传统,不是几件明清家具,不是几件明清服饰。昆曲的传统,是舞台的传统,是文学、表演、舞台美的传统,是艺术的传统。艺术无论对错,只有优劣。
对话:传统与现代
不可否认,昆曲新编剧目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一个超越历史的高度,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还很稚嫩。以上海昆曲团为例,自建团以来排演了有 54出大戏,新编剧目占了不小的比例。但真正成为保留剧目并不多。但即使如此,新编剧目迄今仍没有寻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昆曲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寻找到适合的方向。
没有找到,不意味着可以停止寻找。昆曲今天所拥有的这些经典折子戏,是在大量的浩如烟海的传奇剧目中,经过几十代人的打磨与删选,留存至今。而建国以来全国新创剧目的数量还相当之少,以如此少的剧目积累出精品绝非易事。失败在所难免,我们又岂能因噎废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昆曲创作经历过一段浮躁期,现代舞台对于传统戏剧的冲击,曾一度使创作者迷失了方向。也有过像《上灵山》这样一味追逐潮流,注重声光舞台,忽视昆曲本体的作品,但最终为市场、观众所淘汰。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创新毕竟不是可以随意拿捏传统的洪水猛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畏之如虎。
答案:在剧场中寻找
有太多的人争论昆曲的前途。传承也罢,创新也好,昆曲该走怎样的道路,并不是争论就能解决的。还是那句老话:实践出真知。
传统剧目是经典,但经典不是被人供奉于神坛顶礼膜拜的,而应该不断地赋予它这个时代的精神。《牡丹亭》之所以直到今天仍能被奉为经典,并非因为这是一部创作于 400年前的作品,而是因为它所闪耀的人性光芒同样直指现代人的灵魂。这才是戏剧的精神。用最完美的戏剧形式去演绎人性,这才是昆曲的传统。
2003年2月,小剧场实验昆曲《伤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没有了水袖与厚底,有别于传统的锣鼓,但昆曲的精神仍在。尽管并不成熟,但却宣示了一个概念:一个成熟而完善的表演艺术体系,理应成为现代精神表达的一种途径。
我们无需推翻什么,无需重建什么,我们只是去询问一个也许非常简单却迄今没有答案的问题:昆曲是什么?
仅此而已。
《华夏文化》网络杂志
出走?回归?
2001年联合国授予昆曲“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昆曲界一片欢腾,说明昆曲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更被世界所承认。
然而时隔两年,重新回看,这样一个称号带给中国昆曲界的或许不仅仅是振奋。 “遗产”所带来的“传统效应”,几乎席卷了整个昆曲界。近两年来,回归传统成为昆曲界的主流声音,于是创新成为一个尴尬的字眼。
早在十数年前,当昆曲也像其它戏曲剧种那样因面临生存危机而谋求变革时,昆曲专家学者大都会这么说: “创新对于推广普及昆曲还是有其益处,但对于昆曲本身来说还是应该保持其原汁原味。”创新尚可宽容,但宽容之下隐藏着更大的“不宽容”。
“把古典的昆曲改革成现代艺术,把高雅的昆曲改革成通俗文艺,用什么‘全面创新’去替代传统艺术,从而使昆曲固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丧失,是一种‘现代愚昧’”,顾笃璜在其《苏州昆曲工作的思考》中如是说。于是“挖掘、抢救、保存、整理”成为了昆曲“首要、根本、惟一”的任务。原本隐藏着的“不宽容”已慢慢变成一种真实的阻碍。
复古者并非因循守旧。在他们看来,昆曲有 600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已臻极致。应该完整地将它请进“博物馆”,而非任由现代舞台将其任意改革。改良过的昆曲怎么还会是昆曲呢?没有了传统,又谈什么发展?一时间,发展与创新成为戕害昆曲的洪水猛兽。
我们自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的观点归为保守。丢弃传统,盲目地改造令他们痛心疾首。不能创造新的经典,那就让我们守住旧的经典,这是他们无奈的悲哀。
然而究竟是让昆曲成为死了的、成为遗产的经典,还是实实在在地活在舞台上的经典,这或许也是昆曲面临的困境。
谁杀死了传统?
什么是传统?
600年的昆曲究竟在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刻,成为了不可变更的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不可逾越的鸿沟?流水无言,兀自东去。何谓新?何谓旧?我们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舞台艺术中,去人为地截取一点来作为凝固的某个极致?我们所要抓住的传统究竟是那些琐碎而具体的程式元素,抑或是隐藏其后的抽象精神?传统应该是创新的土壤,还是创新的坟墓?我们是应该穷考证之能事,将昆曲文本的传统复古地重现?还是恢复它作为舞台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
苏昆曾排演过一出 “原汁原味”的《白兔记》,从舞台到演员的装扮一例复古,打出复原明清昆曲演出的规格。而这样的演出却并没有给昆曲带来观众的喝彩,甚至连业内人士也持怀疑的态度。这样的昆曲好看吗?这样的昆曲感动他人吗?
姑且不论其考证是否准确,即使其演出完全恢复了明清时的昆曲原貌,一味地强调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忽略艺术所必需的审美效用。那观众看到的是什么?艺术乎?文物乎?
昆曲的传统,不是文本的传统,不是教科书几篇课文,文学史上几部剧作。昆曲的传统,不是民俗的传统,不是几件明清家具,不是几件明清服饰。昆曲的传统,是舞台的传统,是文学、表演、舞台美的传统,是艺术的传统。艺术无论对错,只有优劣。
对话:传统与现代
不可否认,昆曲新编剧目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一个超越历史的高度,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还很稚嫩。以上海昆曲团为例,自建团以来排演了有 54出大戏,新编剧目占了不小的比例。但真正成为保留剧目并不多。但即使如此,新编剧目迄今仍没有寻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昆曲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寻找到适合的方向。
没有找到,不意味着可以停止寻找。昆曲今天所拥有的这些经典折子戏,是在大量的浩如烟海的传奇剧目中,经过几十代人的打磨与删选,留存至今。而建国以来全国新创剧目的数量还相当之少,以如此少的剧目积累出精品绝非易事。失败在所难免,我们又岂能因噎废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昆曲创作经历过一段浮躁期,现代舞台对于传统戏剧的冲击,曾一度使创作者迷失了方向。也有过像《上灵山》这样一味追逐潮流,注重声光舞台,忽视昆曲本体的作品,但最终为市场、观众所淘汰。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创新毕竟不是可以随意拿捏传统的洪水猛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畏之如虎。
答案:在剧场中寻找
有太多的人争论昆曲的前途。传承也罢,创新也好,昆曲该走怎样的道路,并不是争论就能解决的。还是那句老话:实践出真知。
传统剧目是经典,但经典不是被人供奉于神坛顶礼膜拜的,而应该不断地赋予它这个时代的精神。《牡丹亭》之所以直到今天仍能被奉为经典,并非因为这是一部创作于 400年前的作品,而是因为它所闪耀的人性光芒同样直指现代人的灵魂。这才是戏剧的精神。用最完美的戏剧形式去演绎人性,这才是昆曲的传统。
2003年2月,小剧场实验昆曲《伤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没有了水袖与厚底,有别于传统的锣鼓,但昆曲的精神仍在。尽管并不成熟,但却宣示了一个概念:一个成熟而完善的表演艺术体系,理应成为现代精神表达的一种途径。
我们无需推翻什么,无需重建什么,我们只是去询问一个也许非常简单却迄今没有答案的问题:昆曲是什么?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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