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研究的新动向
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20世纪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其中有许多开创性的成果值得大书而特书;但也有一些问题应该反思,以便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自从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写出《戏曲考原》、《宋元戏曲史》以来,学者大多依据他“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定义来立论,着眼点偏重在曲体的文本上,使此后十多家所著的戏曲史,实际上都成了戏曲文学史。然而,众所周知,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涉及的范围很广,戏曲文学只是一个方面,而声腔、表演等舞台艺术更具有重要的地位。为此,自20世纪50年代任二北先生在《唐戏弄》中对王氏的戏曲定义提出质疑以后,便引发了中国戏曲究竟形成于何时的争论;80年代又掀起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之争,并牵涉到案头与场上的关系、作家与优伶(演员)的作用、曲学与剧学的转化等一连串问题。1998年,胡忌、陈多、洛地、周华斌等同志在1999年交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戏史辨》书中,对过去主流派戏史提出了挑战,大胆地打出了“非主流派另立门户”的旗帜。胡忌同志写出了《非主流派戏曲史稿缘起》,陈多同志则申述:演员的表演应起主导作用,而文学剧本则居于从属地位,这样才能体现综合艺术中的“主导原则”。关于“戏剧”的概念,洛地同志指出,过去辞书的解释都不对头,他认为中国戏剧应分戏弄、戏文、戏曲三类,而“装扮、扮演是乃戏剧之本”。周华斌同志也说:“作为戏剧文化或戏剧文明,不仅要重视文献、剧本,还要重视剧场、舞台;不仅要重视场上的演员和表演,还要重视场下的观众和场外的民俗氛围;不仅要重视沿革与承继,还要重视阶段性的革新与跳跃;不仅要重视国内成果,还要盯住国外动态。这些都是目前各种戏剧史著作所欠缺的。”因此,他们表示要对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情况,进行全面的改写,“别觅路头,另立门户”。不过,他们商量的决议是:“撰写‘非主流派戏曲史稿’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准备先陆续编写名为《戏史辨》的论文集,积累资料,开拓视野;声气相求,吸引同好。”他们的设想很周密,我们是乐观其成的。
引人注目的是,就在非主流派对主流派戏史提出挑战的这几年中,廖奔、刘彦君伉俪却异军突起,合作写出了全新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他俩介于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突破了王国维先生的戏史构架,充分运用戏剧文物作为佐证,重新勾勒了戏曲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书中插图颇多,真是图文并茂。他俩虽然没有跟非主流派进行沟通,却不谋而合地实践了非主流派的某些主张,对历代优伶戏班、剧场演唱和舞台艺术都突出地作了开拓性的考述。全书四卷分订四册,见解新颖,论列精审。此书的写出,既打破了过去主流派戏史的旧套定势,又必将促动非主流派急起直追,使戏史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即出现百家争鸣、竞放异彩的新局面。
《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3日
自从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写出《戏曲考原》、《宋元戏曲史》以来,学者大多依据他“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定义来立论,着眼点偏重在曲体的文本上,使此后十多家所著的戏曲史,实际上都成了戏曲文学史。然而,众所周知,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涉及的范围很广,戏曲文学只是一个方面,而声腔、表演等舞台艺术更具有重要的地位。为此,自20世纪50年代任二北先生在《唐戏弄》中对王氏的戏曲定义提出质疑以后,便引发了中国戏曲究竟形成于何时的争论;80年代又掀起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之争,并牵涉到案头与场上的关系、作家与优伶(演员)的作用、曲学与剧学的转化等一连串问题。1998年,胡忌、陈多、洛地、周华斌等同志在1999年交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戏史辨》书中,对过去主流派戏史提出了挑战,大胆地打出了“非主流派另立门户”的旗帜。胡忌同志写出了《非主流派戏曲史稿缘起》,陈多同志则申述:演员的表演应起主导作用,而文学剧本则居于从属地位,这样才能体现综合艺术中的“主导原则”。关于“戏剧”的概念,洛地同志指出,过去辞书的解释都不对头,他认为中国戏剧应分戏弄、戏文、戏曲三类,而“装扮、扮演是乃戏剧之本”。周华斌同志也说:“作为戏剧文化或戏剧文明,不仅要重视文献、剧本,还要重视剧场、舞台;不仅要重视场上的演员和表演,还要重视场下的观众和场外的民俗氛围;不仅要重视沿革与承继,还要重视阶段性的革新与跳跃;不仅要重视国内成果,还要盯住国外动态。这些都是目前各种戏剧史著作所欠缺的。”因此,他们表示要对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情况,进行全面的改写,“别觅路头,另立门户”。不过,他们商量的决议是:“撰写‘非主流派戏曲史稿’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准备先陆续编写名为《戏史辨》的论文集,积累资料,开拓视野;声气相求,吸引同好。”他们的设想很周密,我们是乐观其成的。
引人注目的是,就在非主流派对主流派戏史提出挑战的这几年中,廖奔、刘彦君伉俪却异军突起,合作写出了全新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他俩介于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突破了王国维先生的戏史构架,充分运用戏剧文物作为佐证,重新勾勒了戏曲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书中插图颇多,真是图文并茂。他俩虽然没有跟非主流派进行沟通,却不谋而合地实践了非主流派的某些主张,对历代优伶戏班、剧场演唱和舞台艺术都突出地作了开拓性的考述。全书四卷分订四册,见解新颖,论列精审。此书的写出,既打破了过去主流派戏史的旧套定势,又必将促动非主流派急起直追,使戏史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即出现百家争鸣、竞放异彩的新局面。
《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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