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京剧创作剧目之多、题材之广、投资之大，均可谓创历史新高，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但与此相对的另外一面是：京剧大有逐渐淡出舞台之趋势。既有一点繁华，也有一点寂寞，这就是今日京剧之尴尬。何以至此，原因甚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今日京剧之境况，也许可以从得失之间寻求部分答案。

得之于庙堂，失之于江湖，此其一也。多年来，京剧创作与发展的基本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推动。作为中华戏剧艺术的标志，京剧被冠之于国粹，理所当然被划归文化事业，从创作、展演到评奖，一条龙推进，使其免受市场化压力之苦。经过多年的耕耘，政府收获了资助成果，院团和演员收获了奖项和赞誉，其所得不可谓不大。文化是要养的，京剧尤其需要养，泱泱大国，不养国粹，岂不怪哉？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得之东隅，失之桑榆。盘点这些年来的京剧演出，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剧目，获奖后就被高高挂起，封存起来，再难一睹其芳容。仔细想来，原因之核心还是一个创作观的问题，即为谁创作、为何创作的问题。是为奖杯创作？还是为大众百姓的口碑创作？京剧要赢得更多的观众，必须来一个创作观上的大转变，解决这个问题须通过确立创作人员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解放文化生产力。

得之于名剧，失之于名段，此其二也。这些年来，京剧舞台上确实出了不少名剧，仅就获得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剧目的就有近30出戏，如《曹操与杨修》；《骆驼祥子》、《风雨同仁堂》；《贞观盛事》、《华子良》、《胭脂河》、《洛神赋》、《瘦马御史》；《廉吏于成龙》、《泸水彝山》、《梅兰芳》；《成败萧何》、《北风紧》、《郑和下西洋》、《下鲁城》、《晋德裕》、《护国将军》、《白洁圣妃》、《丝路花雨》、《辛弃疾》；《建安轶事》、《将军道》、《无旨钦差》、《汉苏武》、《香莲案》、《水上灯》、《牛子厚》等等，还有《赤壁》、《天下归心》等剧目。客观而论，这些剧目从某种角度看，都可谓是成功之作，无论是主题表达、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还是演员表演、舞美设计等，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有的剧目还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京剧发展史上也一定能占有一席之地，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剧目中，广为传唱的名段却不多。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各类京剧演唱会上，京剧名角儿们所选唱段，主要还是传统骨子老戏中的名家名段。而上述新创剧目的唱段很少有人演唱，即使像《曹操与杨修》中广为流传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唱段，也似乎少人问津。西方人把京剧看作“中国式歌剧”，可见唱段在京剧中之地位，非名段无以立，非脍炙人口断不可传，失之于名段，对京剧创作而言是致命的短板。在我看来，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根子在于戏剧创作指导理论之迷失。人们时常简单地把西方戏剧理论搬过来指导京剧的创作，过分强调创作的专业化分工，把创作过程简化为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剧本、编剧、导演、唱腔、舞美、表演各管一段，这种分工与分隔的创作模式，不符合京剧唱段的创作规律。几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凡脍炙人口的著名唱段大都是由编曲、琴师和名角共同完成的，这一点裘盛戎先生所谈创作《赵氏孤儿》“我魏绛闻此言如梦方醒”唱段的体会，给我们以极强的启示。

得之于传习，失之于创新，此其三也。近年来，在振兴京剧的旗帜下，我们在老戏抢救、流派传承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的实施和完成到京剧研究生班、各个流派研习班的举办，无不体现出我们在传习方面的用心用力，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京剧作为国粹，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艺术呈现，绝不能成为放在博物馆的陈列品，而应与我们这个时代一同前进。同任何艺术一样，如果京剧脱离时代、脱离生活，不能创作出反映当下人们喜怒哀乐的新作品，天天“贵妃醉酒”、“四郎探母”，必会落得“霸王别姬”之悲情境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也必须有一代人的历史。为时代创排、为人民创排，是京剧获得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前提。无论是新编历史剧还是现代戏，都不能孤芳自赏，都不能失去时代性。京剧是古老的艺术，创新是其青春之秘诀。从“梅兰芳表演体系”发展到今天的现代京剧，贯穿其中的秘密是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内容。所谓“移步不换形”，就是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两句话讲全了，才符合京剧创新发展辩证法，今天的京剧人应该行动起来，为当红演员量身定做几出扛鼎之作，为推动京剧大发展大繁荣补足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