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态环境与文化联系起来，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一民族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人类在一定环境背景下的行为和文化，人类如何适应周围环境，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亚特，“文化核心”（生存方式）因其特定的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而发展，进而促进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环境与文化互动。虽然在文化生态学中存在着一些偏差，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领域，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代表了环境与构成其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之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由于生态系统相对复杂，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其进行考察。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是以舞蹈为核心，把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作为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从宏观、深入、多维的角度研究它们与舞蹈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舞蹈生态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舞蹈是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发展和变化的。从舞蹈生态的角度看，影响舞蹈民族特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风俗习惯等，民族心理特征是在特定民族长期的社会自然环境制约和历史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是通过一个国家特殊的社会化过程代代相传的。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类先进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就”。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艺术活动都能表达民族心理。草原上驰骋游牧的蒙古族舞蹈风格微微向后倾斜，用眼睛望着辽阔的草原，轻松的肩膀，稳稳有力的步伐，宽大的开合动作，表现出刚强勇敢的心理特征，以及以草原为美、以草原为荣的民族心理。因此，一个民族的舞蹈词汇可以揭示其典型的心理特征。

涂尔干是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他提出了“群体代表”的概念。在他看来，所有来自个人经历的感觉实际上都来自于群体生活，属于“群体表征”。民族意识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识”，它的存在是由第一个“群体表征”造成的，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民族自我意识的高度上，即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中，人们手挽肩围成一圈，缓慢而有节奏地走着，膝盖微微颤抖，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关系、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性。

一个民族的集体性体现了其成员的共同性，影响着其身体运动和身体表达的特点。维吾尔族人开朗、活泼、幽默。当他们高兴的时候，他们摇摇头，摇脖子。这些动作被吸收到“sainaim”中，形成移颈和抖动动作。羌族的民族性格是勇猛、不屈、豪放、豁达，“铠甲舞”手持武器，相互对舞。它雄伟，雄伟，充满了粗犷的性格。韩国人性格沉稳、刚毅、矜持，舞蹈风格自然、柔美、雄浑。因此，民族舞蹈也是一种“性格舞蹈”，其动作性格来源于民族性格。

作为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生产劳动、年节、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民俗是由民族和群体共同进化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的民间和群众性传承文化。它不仅是群体生活的产物，也是群体所享有的文化。独特的民俗传统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增强也起着积极的作用。许多民族在岁就开始歌舞，如红河哈尼族“库扎扎”节的扇子舞、竹竿舞、音乐舞，拉祜族“库扎扎节”的芦笙舞等。一个民族的民俗习惯总是与某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劳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之相关的习俗不过是希望生产顺利、硕果累累。在白族“田家乐”中，整个活动包括水稻种植和插秧的全过程，体现了白族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充分体现了白族人民对五谷六畜繁荣昌盛的希望。民间舞蹈和民俗传承的载体是特定的民族。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村、乡、县或家庭，在特定的民俗活动时空中形成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通过集体舞来加强和凝聚他们的关系。婚丧习俗是民族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舞蹈的主要功能是祝福和庆祝。从“龙纵舞”、“萨米舞”的哈尼族婚礼舞蹈到“奎河嘎”、“拉恰嘎”的怒族婚礼舞蹈，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丧葬舞蹈与鬼神祭祀相结合，主要是为了安抚死者。例如，景颇族丧葬舞“歌本颂”是快乐而无拘束的，“香港斋”的思想是稳定而低沉的，“金寨村”是粗犷的，富有原始气息的。就民俗与舞蹈的关系而言，“民俗为舞蹈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舞蹈增添了民族文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民俗为舞蹈艺术提供了内容、氛围和表演环境，舞蹈是整个民俗文化中有形传承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