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川江号子，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见这条母亲河边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而今，长江变了模样，轮船变了模样，川江号子这扇窗已经隐隐关闭，但是，还有几位老人仍在艰难地挽留那些从“窗户”缝隙里透出的迷人光芒——

　  “想我们船工生活悲惨，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老打头老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滥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儿女眼泪哭干。”

　  “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哟—嗬—嗬……哟—嗬—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这是《川江号子》的不同片段。

　  从前，长江行舟没有马达，船工们就靠这些号子的号令，将旅客和物资从旅程的一头拉到另一头。因为三峡工程，川江现已蓄水至135米水位，昔日激流已成平湖，川江号子已不再有用武之地。当年的拉纤船工已是白发苍苍，有的甚至已经辞世，这些见证过两种航运方式巨大变革的弄潮人，再也无法在凛凛江风的伴奏下吼上一嗓子，川江号子这种融技术和艺术为一体的文化品种已成绝唱。

　  川江号子是长江的魂魄

　  即使精于号子的陈邦贵老人自己也不知道，千百年来传唱的川江号子唱的是自己还是前辈的生活。千百年来，这些号子流传下来，形成一种历史悠远的传统。这位谈起川江号子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的长者说，“川江号子是长江的魂魄”。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视川江航道为畏途。在千百年的木船航运时代，江上木船的动力来自船工的身体。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而且，漫漫路途枯燥无味，需要精神调剂，川江号子遂应运而生。“巴渝民间艺术大师”陈邦贵13岁开始当船工，并师从久负盛名的彭绍清学习川江号子，他的演唱被同行誉为“川江号子正宗味”。在他看来，川江号子既是技术又是艺术，“那时的船全靠人拉，驾长如同汽车的方向盘，负责船只行走的方向；号子就像汽车的油门，控制船只的行驶速度。”因此，号子能够通过其节奏调节船工的用力，从而能够使船只顺利前行。同时，唱号子讲究嗓门亮、调子好、优美动听，因此，“也是一门艺术”。

　  长年从事川江号子研究、正在编撰《重庆市民歌集成》的77岁的彭孝纲老先生认为，川江号子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风趣的转换，既能让当时的船工们解除愁闷、抒发情绪、调节身心，同时，因为船工大多是戏剧曲艺爱好者，川江号子也吸收了这些戏曲的一些元素，从而成为四川民歌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川江号子是音乐化了的号令、是美化了的号令。”

　  学者连波在其著作《国乐飘香》中写道：川江船工号子犹如一个浓缩了的情感世界……由于川江船工号子所独具的魅力，使之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人心跳得缓不过劲来

　  “口和—呀—口左！口和呀口左！”

　  陈邦贵摆出一个看来很奇怪的姿势———事实上他只是在演唱时不自觉地作出行船的姿势———高声唱着，银白的头发随着他的歌声微微抖动。这位87岁的长者的歌声就像一只高速飞翔的云雀，沿着一条线，笔直地刺上了天。

　  记者的呼吸不由得随着他铿锵的音调和紧促的节奏而加速，心跳得厉害，缓不过劲来。

　  据《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的说法，川江号子由平水号子、见滩号子、上滩号子、拼命号子和下滩号子等组成一整套。

　  而据陈邦贵介绍，为了适应行船需要，根据水势缓急，所唱号子的名称和腔调都有所不同，他就整理出26种号子唱腔曲牌，比如在开船时，唱莫约号子；船推到江心，唱桡号子；开始闯滩，唱懒大桡数板等等。

　  川江号子的节奏变化很大，在平静的江面唱的号子，舒缓悠扬，长于抒情，音乐性很强；而在闯滩时，紧促高昂，节奏急促；在最急流处唱的“交架号子”（学者称“拼命号子”）则雄壮紧张到了极致。不同曲牌都是独立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因为劳动操作的连续性，各种号子能连接起来，形成“联曲”。

　  演唱时一唱众和。领唱者叫号子头或号子哥，在行船过程中，随着水情的变化，所有劳动工序的衔接、劳动强度的张弛，都靠号子头唱腔的变化来指挥，因此，号子头在船工中备受尊崇。有时，即使已装好货物，因为心仪的号子头尚在其他船上未归，整条船都会留下来等这个号子头。

　  号子头根据其嗓音，分为洪亮粗犷浑厚的“大筒筒”、高亢清脆的“边音”等不同流派。

　  川江号子中各种“数板”的唱词，往往是由号子头即兴编唱，并无定式，许多号子头往往是优秀的地方戏曲表演者，因而，号子在发展过程中，糅合了地方戏曲音乐的音调，其唱词大多源于戏文小调、民间传说或者沿江古迹。现阶段的许多号子作了很多创新，抗击非典、学习“三个代表”的内容也被编入号子之中。还有一部分川江号子并无唱词，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