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去世了一位戏曲研究家，他叫马明捷，是我六十年代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不但同班，而且是同桌，用东北话讲，就叫「老对儿」。毕业，同学们天各一方。马明捷去了东北吉林，在吉林他抓住机会，向古典文论专家顾颉刚请教。同时，他向北京下来的京剧文史前辈张伯驹请益。后来他调进大连。大连虽不是东北第一等的大城市，但也是京剧重镇，许多南方的京剧名家去东北演出，往往习惯从大连北上沈阳，然后再北进到吉林或哈尔滨。也正因此，明捷在大连熟悉了一些北京天津未必熟悉的南方京剧名家，这对他形成自己胸中的京剧格局，反倒是有好处的。最近，是他的学生帮他整理旧作，为他出版了一本《马明捷戏曲文集》，七十五万字之多，放在手里好沉好沉，我感觉不写篇文章说不过去了，遂成此篇。

我们分手之后，都是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颠簸。我颠沛流浪于边塞中原，中年时才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京剧院干编剧，这才挣脱苦海，走上正途。后来参加中国作协，经常东跑西颠，增加各种艺术实践，把京剧反而疏远了。在举国振兴京剧的热潮中，我曾经来到大连，与马明捷重新聚首，这时距离我们上学与求职的时期，已经过了十多年啦。

好人不长寿。去年年初，明捷因患癌症，不幸逝世于大连，享年七十。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能够把老艺人与老作家的「做人」与「传艺」结合一道，自成机杼，钻进去再跳出来，最后沛然成家。他把大连乃至东北区域的戏曲（含京剧）厚实的文化根底，包括年轻时向顾颉刚、张伯驹等前辈请益得来的至理名言整个结合在一道，再发人深省。说到这里，不由得我想到我与明捷共同的好友穆凡中。穆凡中在澳门，少年时曾在大连，由是故，他与名捷的友情发展迅速。记得当年我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讲学，闲时在校内漫步，忽然发现校车可达澳门与大陆的海关。当时一机灵，我就给澳门的穆师哥打电话，问能否接待我两天——让我一览域外的风光？心想退休在即，等退休再申请出境就不容易了。师哥当即在电话中表示「热烈欢迎」，于是我急匆匆办了手续，从中山大学乘坐校车直达澳门海关。

当时正值夏天，澳门自然苦热，师哥手摇一柄大蒲扇，身站水泥高台上四处瞭望，俨然戏曲中的大花脸也。随后不久，大陆发现了穆凡中的价值，以后再开戏曲方面的会议，频频特邀穆凡中与会。穆亦特别用功，论文写得非常到位。我发现，明捷认识了穆凡中之后，两人谈话特别畅快，因为穆凡中也是大连人。两人谈话经常掺杂一些大连的人和事。我们甚至还一起去了澳门，除去观光，我还很留心听他俩的谈话，其中涉及大连的旧人旧事，但其中的艺术道理，是不亚于梅兰芳、周信芳的。记得有一次，我与明捷归途中绕道广州，真落进这个说「鸟语」的南国，很快就想家了，于是俩人同打了一辆车去白云机场，上车后才发现是辆「黑的」，司机向我们索价过高，我没答应，因为我曾为红线女写书而来过广州，熟悉广州交通的一般价钱，就改坐其他车去了机场。我甚至威胁说「你们黑车干扰正常的经营，再这样我要举报」云云。那一次，由于我的坚持，最后终于没有挨宰。明捷本来想赔几个钱算了，因为私车天生下来就是赚钱的。我一听此语，与他还争了几句。
事隔后日，我与明捷又见面时，他主动「认了错」，说自己几十年「窝在东北」，「不像你们从北京南来北往的机会多。你当年写过梅兰芳，又到广州为红线女写书。重要的是借机认识了南国，这种主动参与人生的机遇实在是自己应该倣傚的」云云。

我在心底赞成名捷。我说，听你和穆凡中谈大连，我旁听也得到了很多启发，大连的确比北京低，但你们谈话涉及的艺人并不低。甚至完全可以与梅兰芳、周信芳同日而语。穆凡中后来赞成我俩的谈话：「把你俩的谈话加到一起，这就成了绝对真理啦。」我们都很高兴，觉得这一天真没白过。可惜不久就听说他患上重病，我随后也患上脑血栓，再交流也办不到了。日前这本《马明捷戏曲论文集》送到我的手中，不禁感慨颇多，写了上述这些情况，希望能让他泉下有知，他当年的「老对儿」还在念叨着他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