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戏曲史的研究和撰写已愈益深入和细致，而口述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实践，无疑会拓展和进一步深化戏曲史的研究。《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之立项为200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艺术学戏剧戏曲类重点课题，其意义不惟是填补昆曲史一个空白，更在于运用昆曲研究、戏曲研究的一种既旧亦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充实戏曲研究内容和方法，它也是昆曲研究、戏曲研究进入21世纪后走向深化的表现。

已有的昆曲口述研究

口述研究是既旧又新的一种研究，旧者，这也是过去的一种传统；新者，现代又赋予这种研究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格式。旧时代，多数演员艺人没什么文化，靠口传心授，鲜有文字或其他媒质留存。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包括昆曲演员）地位得以显著提升，也开始关注他们的从艺经验和表演体会，故在20世纪50、60年代有一大批戏曲、昆曲演员艺人“谈艺录”，就是今日之“口述”历史。如徐凌云演述《昆剧表演一得》（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华传浩演述《我演昆丑》（陆兼之记录整理），王传淞口述《我的艺术生涯》（柳河、王世瑶、王德良整理）、陈云法等八人口述《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徐渊、桑毓喜记录、整理）、《苏州昆剧传习所和曲社》（贝晋眉著）等。80年代以来昆曲“口述”也是成果多多，如王传蕖忆述《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北京昆曲研习社研究组记录整理）、王传淞口述《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沈祖安、王德良整理）、周传瑛口述《昆剧生涯六十年》（洛地整理）、郑传鉴口述《昆剧传习所纪事》（朱建明据与唐葆祥采访录音整理）、倪传钺口述《往事杂忆》（唐葆祥记录整理）、侯玉山口述《优孟衣冠八十年》（刘东升整理）等。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香港和大陆方面均启动实施了昆曲口述研究。这些昆曲口述研究，可以说形成昆曲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20世纪昆曲口述史的撰写和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戏曲研究进入20世纪50、60年代有口述、总结老艺人艺术经验的风气和传统，但比较而言，显然昆曲界成果更多，这当然是与昆曲的艺术传统有关，也与昆曲艺人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如苏州昆剧传习所，学员不仅学戏，有各行皆精、技艺全面的老师，而且安排文化教师，开设国文课，学习《古文观止》、四声、音韵等，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这是昆曲演员与其他剧种演员的不同之处，很多演员不仅是昆曲表演大家，而且棋琴书画，样样精通，这种经历，不仅使昆曲演员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在领会和传达昆曲雅致韵味和意境时能够毕似其真，惟妙惟肖。

就已完成和出版的昆曲口述研究来看，多属于个人的回忆和艺术经验总结，所谓“表演一得”，也有如对昆剧传习所这样重要传习机构的回忆等，他们的口述，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但从昆曲在20世纪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还感觉是碎金散玉，未能谱写一部较为全面和完整的昆曲口述史。而且，实施和出版口述研究的，也主要是昆曲当代有代表性的大家，普及面不广，不具系统性。

口述研究采访对象

相对于以往与其他昆曲口述研究，《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采访对象是迄今为止昆曲口述研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不仅涵括昆曲7个主要院团所在地的艺人，也包括一些草昆与地方戏昆腔中艺人。从采访对象身份来看，不仅包括昆曲各行当演员，也包括编导音、曲家、教师、学者和院团管理者等。从年龄层次看，有传字辈健在的老艺术家，也有舞台上现时正活跃的中青年演员。共计已采访者143人。这样一项庞大采访工程是昆曲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我们课题组十余人，历时近两年在北京、上海、杭州、温州、金华、南京、苏州、长沙、郴州、重庆、石家庄、高阳等地采访，利用摄像、录音、拍照等形式记录。在采访之前，课题组成员对所要采访的对象进行认真研究，掌握其基本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地准备采访提纲，做到有的放矢。有的采访长达六七个小时，少者亦有2小时，按每位平均采访3小时计，共采访了约430小时，文字量超过300万字。还应该指出的是，除了7大院团作为重点采访外，还对一些重要的曲家及草昆如高阳昆曲、桂阳昆曲、金华昆曲、川昆等加以关注，列入采访、研究范围。

昆曲口述史突出表演和演员

昆曲发展历史，之前有多位学者撰写，侧重古典近代时期， 文本文献易于发见，时代又较南戏、杂剧为近，所以可以做到翔实而丰富，但演出主体艺人演员之“声音”被湮没无闻，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出现整体缺失的局面。即便是文人之文本文献，我们也知道，那时人们建立在道德感和责任感基础上存在“善意”的遮讳——尤其在戏曲类娱情冶性上有所表现。口述史，能够口述的历史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应明确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即主要是20世纪，或者延续至21世纪初。对20世纪的昆曲历史，进行描述和表达。20世纪的昆曲历史，我们有已有的认识，也有已有的文献。这一次，要把一种田野的、采访的认识与前者结合起来，作出一种较准确和全面的表达，以使20世纪的昆曲口述历史显得血肉丰满。当然，口述的历史可能与我们已有的认识存在差异，比如已有学者写出的昆曲发展历史比较侧重于古代史和文学史，我们在口述史中应该也要重视文学的、文献的认识，但是重点不同，因为20世纪的昆曲历史是一个活态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是一个当代的，它的表演特性，它的舞台特性，应当是我们这个口述史的重点。20世纪以来，昆曲昔日的辉煌不再，但这100多年来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极其不易。这需要文献的准备，更需要不同身份经历者的“言说”，时间的当下性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而对作为昆曲表演主体演员艺人的重视和强调，显然呈示的是昆曲的表演和舞台演出，这是昆曲发展的核心和根本。

昆曲口述史体现采访人（撰写人）、口述人的史学观和主体性



其立场是口述者与采访人的，而不等于只是采访记录的汇总和叠加。原本的想法，主要是以对老艺人及相关人士的采访来呈现，后来认识到课题的成果中应该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而不能简单地把采访材料、素材堆砌起来就算是完成了课题。课题的成果形式，我们对昆曲口述史的认识还不应该仅仅是这样一种客观呈现。应该明确我们在口述史中的主体性，但主体性又不是主观性，不只是被动、机械地对艺人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材料按照年代或者按照专题排列出来。仅仅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口述者立场的昆曲发展史观。

要进行客观的采访，然后把采访得来的资料融入到对史的认识当中，或者从采访中进一步得出对史的认识。运用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但今天之所以叫做“口述史”，而不叫做“田野考察”“考察报告”等，还是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我们从事这一项国家重点课题要树立主体意识，这个主体意识建立在我们对二十世纪以来昆曲历史的准确描述之上；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运用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丰富和发展今后的昆曲研究，乃至戏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昆曲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如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唐纳德·里奇所认为的“制作口述历史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这对于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于20世纪昆曲历史研究也是一项挑战。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是在综合考虑当代昆曲生存和发展现状及各方面因素基础上确立的，以演员为主体，而包罗昆曲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采访提纲的形成如前所述也是在有针对性情况下形成的，着眼于20世纪昆曲的发展历程，重要的剧目生产、事件和传承等。采访者对采访对象所述有引导而不影响其观点表达，以保持采访对象叙述的客观性。在这里，“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口述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就访谈工作的实际整体目标而言，口述史家应该是那位负责策划、准备、执行、后续处理和诠释的人。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访谈者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在处理生活发展史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谈的是‘谁的故事’。” 对采访的文字整理，第一步是实录，即完全按照采访中被采访者录像视频中的叙述忠实原录，以保持采访文献的历史真实和准确；第二步，是在实录基础上的整理，尊重受访人的隐私和个人要求，在公开出版前删除其不愿公开的内容，并得到受访者的书面授权。按照口述史的要求，删减一些与采访内容无关或关系不大之处，对一些内容前后重复或口语累赘之处，加以精简疏通。

这样的口述采访，形成的是个体的昆曲口述史。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20世纪昆曲口述史”还不停留在这样一种个体层面——尽管这种一个个个体已达140多人，而是以个体口述为基础，建构一部能够反映20世纪昆曲发展整体面貌和历程的口述历史。其提纲的设置和构架思路，既源于已有对20世纪包括当下昆曲发展的线索和文献，更侧重于本次专门的采访，本次采访也是撰写这部昆曲口述史最基本和主要的事实依据，也借鉴和吸引此前的口述和回忆，包括学者们已然的研究成果，无疑，这部昆曲口述史，亦将成为一部事实史料充实丰富、旁征博引、另辟蹊径而颇具特色的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