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阿尔玛，”每逢给妻子写信，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大都这么开头。这样亲切的称呼一叫就是10年。尺素频传，以寄相思，整整写了350封。

　　早年在给捷克指挥约瑟夫·弗斯特的信中，马勒曾这样描述过心目中的伴侣应有的形象：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看起来头发蓬乱、衣服邋遢;一定要留给我足够的艺术创作空间;应该能够理解并同意和我分开居住，还应该在每天固定的时候，打扮入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想见她的时候她不能有怨气，或者感觉被拒绝、被轻视。如此等等，不算不苛刻。

　　朋友以为马勒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在1901年马勒写给阿尔玛最长的一封信中，他的确以少有的坦诚，界定了他对心爱的人的期望，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容商量的口吻：

　　我的阿尔玛，对于我的将来你可能意味着什么——我生活中最高尚最亲密的部分，我充满信仰、充满勇气的伴侣，理解我并照亮我的源泉，我牢不可破的堡垒，它可以成为我的庇护所使我远离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一个避风港，一个天堂，在那里我可以永远隐藏自己，复原自己。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高贵而美丽，难以用语言表达。这么多，这么伟大，只有一个称呼：我的妻子。

　　你必须无条件地把你自己交给我，使你将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关注我的需要，作为回馈，除了我的爱你将别无所求！

　　10年中，马勒的爱是真诚的，也是不够的，而且过于自我。他还剥夺了阿尔玛的创作权利，“作曲吗？你是为你自己作曲还是为了全人类作曲？”马勒逝世后，阿尔玛逐渐把“作曲禁令”说成一个伤感的故事，的确，在结婚以后的九年中，马勒基本上没有问过她的音乐。

　　马勒对妻子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但不是在音乐方面。他渴望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的境界，希望他的阿尔玛能和他一样出色，唯恐她时时会 “跟不上”。多年以后，当阿尔玛重新对这些信件进行编辑整理的时候，对于马勒问她是否“能够”跟得上的说法十分恼怒。在旁人看来，这种口气的确有些自大。

　　除了陪同丈夫出入上流社会，阿尔玛日常的角色是抄谱员，孩子的母亲，家庭管理者。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的音乐以及一切憧憬，渐次化为“十年一梦”。红杏出墙后，马勒才如梦方醒，最后岁月的信里充满了哀告和祈求，“我生活中的呼吸，我在你的亲吻中窒息，长久地站在你的门前。耀眼的女人，你怜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