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明以后，与木偶戏一样，影戏逐渐失去了在城市瓦舍勾栏里立足的社会根基，并受到日益繁盛的戏曲的排挤，遂一蹶不振，苟且偷生于里巷乡间，成为不为文人重视的小道、末技，罕于文献记载。明初还有杭州瞿祐曾经在诗里吟咏影戏（见清·俞琰编选《咏物诗选》引瞿祐《影戏》诗），并在他的一首《看灯》诗里说：“南瓦新开影戏场，满堂明烛照兴亡。看看弄到乌江渡，犹把英雄说霸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引）似乎在他的时代，杭州瓦舍勾栏里还有表演历史故事的影戏在作场。但是以后，影戏的踪迹就很难寻找了。知道的，只有万历年间的山阴人徐渭做有一首《做影戏》的灯谜诗，曰：“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号子弟兵，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徐文长佚稿》卷二十四）从中可知当时的江浙一带的影戏仍然是以表演楚汉战争一类历史故事著称的。

清初无名氏小说《梼杌闲评》第二回描写明清之际河北肃宁县一个家庭班子到山东临清地方表演“灯戏”的情况：“那男子取过一张桌子，对着席前，放上一个白纸棚子，点起两支画烛。妇人取过一个小篾箱子，拿出些纸人来，都是纸骨子剪成的人物，糊上各样颜色纱绢，手脚皆活动一般，也有别趣。手下人并戏子都挤来看……直做至更深戏才完。”其中所说的“灯戏”，实际上就是纸影戏，影人用纸骨子剪成，糊上彩绢，用蜡烛投影在白纸棚子上表演，演出在夜里进行。好像当时当地影戏演出已经不很普遍，所以人们才像看稀罕一样挤着看灯戏，连戏曲艺人也不甘落后，这再次反映了影戏衰落的状况。

入清以后，影戏在民间逐渐重新兴盛起来，并屡见于史书的记载。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里有咏影戏诗曰：“机关牵引未分明，绿绮窗前透夜檠。半面才通君莫问，前身原是楮先生。”其小注曰：“剪纸为之，透机械于小窗上，夜演一剧，亦有生致。”“楮先生”即纸，这是纸影戏的表演。乾嘉时期黄竹堂《日下新讴》里咏傀儡戏的诗有句：“弄影还从纸上看。”自注曰：“剪纸象形，张隔素纸，搬弄于后，以观其影者，是为影戏。”上述都是北京的情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永平府志》记载河北滦州正月民俗：“通街张灯、演剧，或影戏、〓戏之类，观者达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临潼县志》“戏剧”条也说陕西当地“旧有傀儡悬丝、灯影巧线等戏”。乾隆时浙江海宁人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三云：“影戏或谓昉汉武帝时李夫人事。吾州长安镇多此戏。查岩门《古监官曲》：‘艳说长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阳腔。’盖缘绘革为之，熏以辟蠹也。”从中知道乾隆时海宁长安镇影戏是唱弋阳腔的。乾隆末年福州也有纸影戏的活动，所以清人陈赓元《游踪纪事》里所收《影戏》诗说：“衣冠优孟本无真，片纸糊成面目新。千古荣枯泡影里，眼中都是幻中人。”乾隆年间成书的《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辱骂贾琏时说：“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是一句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以影戏为题的歇后语，它的前提则是影戏在民间的普及。四川影戏也唱弋阳腔，嘉庆乙丑（1805年）刊本《成都竹枝词》里咏成都灯影戏云：“灯影原宜趁夜光，如何白昼即铺张。弋阳腔调杂钲鼓，及至灯明已散场。”还可以知道它是白天演出的，所以诗人表示了疑惑。清末广东潮州纸影戏盛极。道光时汪鼎《雨菲庵笔记》卷二“蛇虎怪异”条说：“潮郡纸影戏亦佳，眉目毕现。”卷三“相术”条说：“潮郡城厢纸影戏歌唱彻晓，声达遐迩，深为观察李方赤璋煜之所厌。”光绪年间成书的小说《乾隆游江南》第八回也描写到潮州的纸影戏：“趁着漆黑关城的时候，两个混入城中，在街上闲看些纸影戏文。府城此戏极多，随处皆有，若遇神诞。走不多远，又见一台，到处热闹。有雇本地戏班者，有京班苏班者。盐分司衙门，时常开演，人脚虽少，价却便宜。”浙江绍兴民间也曾流行影戏，后有禁令说：“近闻关厢内外，有种好事之徒，沿门苛派，勒索钱文，黑夜招摇扮演影戏，此街彼巷，彻夜不休。”（清代绍兴师爷传抄秘本《示谕集录》）

北方最为著名的影戏流派为滦州影戏。据说它的创始人名黄素志，为明万历间人（一说为嘉靖间人），他屡试不第，游学关外，在当地创做了彩色纸影戏，后又改用羊皮，以借神道设教的形式来惊醒这个奸诈淫邪社会里的愚民众生。1958年在河北省乐亭县发现的明万历抄本影卷《薄命图》，是滦州影戏最早的剧本之一，也是它的独有剧目。滦州影戏最初的乐器只有一个木鱼，念诵剧本称为“宣卷”，可见它与讲说佛经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后杂取弋阳腔，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吸收昆曲，乾隆末年添加四弦琴。道光年间，乐亭县小高庄高述尧着手改革滦州影戏，改造音乐，创作剧本，使滦州影戏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乐亭影戏阶段。乐亭影戏具备了独备特色的音调唱腔——滦州影调，它是在吸收了乐亭境内的民歌、民谣、俚曲、叫卖、哭丧调等乡土音调基础上形成。清末民初时，乐亭县有40多个影戏班子。滦州影戏最后定型为以驴皮雕刻，它的影响遍及冀东、东北各地。

北京影戏分为两个系统，一为王府影戏，一为民间影戏。王府影戏为清人入关时从关外带来，其最早的源头可能上溯到金人克汴时从汴京带到关外的北宋影戏，而直接源头则是滦州影戏。清礼亲王从东北进北京时，曾随带一班影戏，在其邸第里长期演出。其府中专司影戏的有8人，每月给工银五两（见李脱尘《滦州影戏小史》）。当然这种影戏北京居民是看不到的。民间影戏则长期演出于寺院法会和佛徒之家，艺人坐在蒲团上演唱，故被称为“蒲团影”，唱涿州调，渊源大概是河南、四川等地（一说为陕西）的影戏。内容以宣讲佛经为主，几乎类同于“宣卷”。道光、咸丰后，滦州影人进京演出，占领东城，涿州影戏退居西城，由此北京影戏分为东、西两派。近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曰：“又有影戏一种，以纸糊大方窗为戏台，剧人以皮片剪成，染以各色，以人举之舞。所唱分数种，有滦州调、涿州调及弋腔。昼夜台内悬灯映影，以火彩幻术诸戏为美，故谓之影戏。”据此，北京影戏也有唱弋阳腔的。北京人喜欢影戏，可从下引资料看出来：道光二年（1822年）曾有密云副都统呵隆呵于国服之内在衙门里看影戏被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又有佐领富升以职官在市中看影戏被革职（见《大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六十“严法纪”一）。光绪中期，北京影戏有14个影箱，艺人90余人。北京的王府里也常演影戏，《滦州影戏小史》说：“从前各王公府多好影戏，如怡王、肃王、礼王、庄王、车王等府，皆有影戏箱及吃钱粮之演员，尤以肃王介弟善二为最，府中有抄本子者二人，雕彩人者四人，皆系长年雇用。”

陕西影戏历史极其悠久，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影戏都是清代从陕西传入的，属于它的支派，以牛皮雕刻为其特征。陕西影戏有十多种腔调，较为普及的有五大调：老腔、时腔、阿宫腔、弦板腔和秦腔。其中最为古老的是东路碗碗腔皮影（老腔、时腔），曾长期在渭北流行。原为“拍板灯影”，乾隆以前演唱类似于说书，至今人们还称其唱者为“说戏的”，其最具特点的一种乐器是一块说书道具——醒木，这就是其名称所自来。由此可以猜测，碗碗腔是由说书直接过渡来的一种影戏。乾隆中叶，渭南举人李桂芳（1748～1810年）会试不中，感时愤世，退而编写碗碗腔影戏剧本，为之创作了保留剧目“十大本”，长期演唱。为配合新剧本的演唱，艺人对碗碗腔音乐进行改革，吸收昆曲的成分，使之一变过去的粗犷单调为柔媚婉转。改革后的碗碗腔被称之为“时腔”，而仍沿袭过去唱法的就称为“老腔”。清末时陕西华县有影戏二三十班，乾县则形成刘子和、杨五、天训子、换印子四大名班。

山西的孝义纸窗影戏可能是在本地从金元一直流传下来的土生影戏，用小唢呐伴奏，奏吹腔。吹腔是清代前期遍及大江上下的一种流行戏曲腔调，孝义纸窗影戏可能受到了它的影响。山西另外一种纱窗影戏则是从陕西传入的碗碗腔影戏。光绪初年，陕西碗碗腔影戏传入山西，在曲沃的一支，受蒲剧、郿鄠等地方戏曲的影响，逐步形成南路碗碗腔；在孝义的一支，受中路梆子和孝义吹腔纸窗影的影响，逐步形成北路碗碗腔。清末民初，孝义有近40个皮影班。

明末清初的川北乡间流行着一种“土灯影”。乾隆初，陕西渭南影戏传入川北。到咸丰年间，川西的民间艺人将传入的川北土灯影和渭南影戏相结合，创作了结构最为复杂的成都皮影，遂至风靡整个四川。四川是皮影戏最为发达的省分之一，另外一个省是湖南，近代曾达到150多个皮影剧团。

影戏音乐和木偶一样，很多都依附于各地的地方戏曲音乐，但也有具备自己独立体系的，北方如滦州影戏的“影调”，陕西影戏的弦板腔、安康弦子腔、碗碗腔、老腔，南方如湖北沔阳，湖南常宁、衡山等地的渔鼓皮影等。也有木偶戏采用影戏音乐的，如陕西大荔、华阴，山西新绛、曲沃等地的木偶同属碗碗腔，乐器中设铜碗和月琴，风格独特，曲调婉转悦耳。后来碗碗腔也被戏曲剧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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