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一些大的水陆都市开始出现了会馆的建制，为外地商人在本埠的同乡公会所组建，用以联络乡里感情，并加强自己在当地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会馆通常又和神庙结合在一起，用作同乡公人在一起敬神祈福的场所。由上述功用，又导致会馆建筑结构中一定要有戏台，一方面便于献神，一方面也利于联络感情，特别是会馆戏台常常聘请本乡戏班来进行演出，这一重功能就更为显著。下述例子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清嘉庆十四年（1808年）五月初四日，湖南省湘潭市江西商人建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江西聘请了一个戏班来演戏，当地人因为和江西商人发生商业矛盾而在里面起哄，江西人不能容忍，伺机报复。初七日又在万寿宫设戏，引湘潭人来看戏，中间忽然把大门关上，开始械斗，杀死当地土著几十人。湘谭人于是把守水陆要地，见江西人就杀。（见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列传”三十二）这个例子既显示了会馆演戏对于同乡商人的组织和联络作用，也标明会馆成为同乡商人在外埠的政治力量基地。

明末一些士人笔记里已经透示了会馆里演戏的信息。《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十五日说：“出晤钟象台、陆生甫，即赴同乡公会，皆言路诸君子也。冯邺仙次至，姜顓愚再至，余俱先后至，观《教子》传奇，客情俱畅。奕者奕，投壶者投壶，双陆者双陆。”崇祯六年正月十八日说：“午后出于真定会馆，邀吴俭育、李玉完、王铭韫、水向若、凌茗柯、李淆磐斋饮，观《花筵赚记》。”二十二日说：“即赴稽山会馆，邀骆太和、马擎臣则先至矣，再邀潘朗叔、张三峨、吴于王、孙湛然、朱集庵、周无执饮，观《西楼记》。”祁彪佳反复在各地会馆里看戏的经历表明，当时的会馆演戏已经是十分经常的活动，会馆成为当时演剧场所中很重要的一种。

清代著名的会馆戏台可以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西秦会馆戏台和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戏台为代表。二者都是建筑规模极其雄伟，结构复杂、工艺精湛、风格独特、气魄宏放。前者创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为一过路式戏台，戏台建于会馆大门之上，共有三层台面，其屋檐反翘举折极大，造成飞动之势，带有显著的南方风格。会馆两侧是双层厢楼，一头连接戏台，另一头连接正厅，构成严密的四合院落式样的长方形剧场。后者建于嘉庆元年至道光元年（1796～1821年）之间，历时23年，其戏台建为高楼式，歇山三重檐屋顶，前台口二柱之上复添一单檐歇山顶，共同组合成一复杂壮阔的结构，屋顶举折平缓，显得华贵厚重，显示了典型的北方风格。戏台两侧并列相同式样的歇山重檐钟鼓楼，造成组群建筑效果。台前为宽阔的空场用于看戏。

会馆里的剧场建筑也和其它剧场一样，有一个形制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它的变化总是与中国古代剧场的整体演变相吻合。最初，会馆里的看戏场所是神庙戏台式建筑，仅仅在会馆中央正殿前方搭设一座戏台，面向正殿里设置的神像演出，其功能类似于神庙里的对神唱戏。后来逐渐把两厢变成看楼，看楼慢慢延伸，形成四合式，一个封闭空间的露天剧场就形成了。再后来在上面加盖顶棚，就发展为茶园式的大厅厢楼剧场。
明代以后，社会制度允许村镇士庶营建祖庙，于是各地的宗祠大量出现。宗祠是同姓家族祭奠祖先、议事聚会的地方，也和会馆一样在其中建立戏台，供祭礼和娱乐演出用。例如《祁忠敏公日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说：“于宗祠给赡族银，老母演戏谢神，督工之暇，观《白梅记》。”就是明人在宗祠看戏的记载。又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浙江水澄《刘氏家谱》“宗约杂戒”记载：崇祯甲戌“旧规：遇大庆，宴会于家庙。聚客七八十人。非梨园，不镇嚣压俗”。说的是宗祠（家庙）祭祀盛典时，因为人多，一定要借演戏来维持安静、满足人心。清代宗祠演戏不绝，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浙江萧山《长巷沈氏续修宗谱》卷三十四“宗约”条记乾隆六年（1741年）事：“于秋祭日，宗祠前演戏两台。”又如民国十年（1921年）浙江绍兴《义门陈氏宗谱》卷三《释慧山为本生祖先设立祀产碑记》（嘉庆元年，1736年）有：“冬至节，在大宗祠前演戏一台。”宗祠制度的实行在长江以南诸省比较多，所以乾隆初期江西巡检陈宏谋曾经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又《仁和汤氏义田记》说：“吴、楚、闽、粤山泽乡邑之间，族聚者常千百人。”（见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今天保存宗祠戏台比较多的省区有江西、浙江、湖南、广东、福建等处。

宗祠戏台的建造形式类似于会馆戏台，通常也是在四合院内架设一座台子供演戏用，正房、厢房和庭院则用作观看场地，只是其规模一般比会馆戏台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