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昆曲和粤剧之后，今年11月13日京剧又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紧接着12月2日至明年1月20日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无疑，这都是让人兴奋的好事情，是借京剧申遗成功的东风，又逢徽班进京220周年之际，进一步扩大京剧的影响，促进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只是注意一下此次展演的36台大戏的剧目，新编的剧目占了大半，传统剧目站在了下风头，新挖掘的传统剧目，几近于无。这样的现象，令人深思，特别反映出我们目前京剧艺术的现状，在演出市场、教育传统、人才储备、政府资助和我们对京剧艺术的认知和规划等诸方面所呈现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古老戏剧传统的国家，随着多媒体时代和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京剧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为了拓展生存的空间，京剧自身在做挣扎和努力。这种挣扎和努力，突出表现在对于传统老戏的改革和创新，和现代新戏推出的热情上。可以说，这样的表现，体现了当下我国京剧创作和演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和焦灼，乃至误区。

对于政府投入财力导演付出心血的新编京剧，以及舞台的美轮美奂写实布景的装潢，乃至声光电的现代化手段的革新，是有助于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还是有损或背离传统京剧艺术的美学特征与艺术规律？我们似乎没有深刻的认识，却自以为是对京剧艺术施之以大刀阔斧的改造乃至变脸。京剧从来都是一种诗化和写意的艺术，靠的是演员的手眼身步法之功力，在咫尺舞台上创造无限丰富宽阔的世界，这是很多鼎力倾情的现代新剧目所难以抵达的境界。不少花了大钱所创作排练的新剧目，只是为了参加汇演或拿奖，演不了多少场，就藏之深山，成为了明日黄花。

我以为，京剧艺术申遗成功之后，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回归传统，应该将财力物力集中投入到对传统剧目的挖掘方面。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以北京长安老戏院为例，近些年以来，挖掘出来的老剧目不多，支撑着舞台的依然是《望江亭》《玉堂春》《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等几出老戏。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前辈艺术家，曾经致力于传统老剧目的挖掘、改编方面，排演出了《杨门女将》《赵氏孤儿》《锁麟囊》等优秀剧目，形成各自的艺术流派，从而传唱至今，花开四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对比前辈，我们做得不仅不够，而实在是落后。

京剧艺术之所以能够申遗成功，在于京剧作为我国的国粹，已经融有我们民族文化遗传的基因，成为我们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对于这样如古老化石一般的艺术，不妨取保守的古典主义的方法，而没有必要惟新是举。前些天，看到书法家章祖安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及他的老师沙孟海和陆维钊先生的两则旧事，一是沙先生对他的书法作品的评价：好！你的作品写得很旧！一是陆先生对他感慨书法界现状时说：将来的书法很可能坏在“创新”上！在“旧”与“新”的问题上，沙陆两位老先生的话，对于我们今天的京剧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我觉得也是适合的。

（摘自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