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评论还是能磨出好刀的磨刀石吗?
有人认为,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是磨刀石与刀的关系。好的评论之于创作,就是一块能磨出好刀的磨刀石。面对当下内容丰富、形式翻新、层出不穷的舞台创作,评论究竟表现出了多少即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上海市剧协日前推出的《上海戏剧评论状态》课题研究报告,针对本地区的戏剧评论现状、院团需求和业界期盼,通过大量实际调研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以期找寻戏剧评论之症结,以一域现状和经验探求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开创评论新风的有效路径。
疏离在当前戏剧评论和戏剧演出的关系问题上,接受调研的院团中没有一家选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戏曲界接连推出了京剧《曹操与杨修》和淮剧《金龙与蜉蝣》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不是偶然。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认为,一个剧种能否保持持续性发展,就看这个剧种能不能保持与当时文化精英的联系,当一个剧种不被文化精英关注时,这个剧种就落伍了。而保持与文化精英的紧密联系,就是保持和最前沿、最有见地的戏剧评论界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保持与时代的密切关系。
“专业的高度与具有文化视野的戏剧评论,使《曹操与杨修》 《金龙与蜉蝣》升华了戏曲作品的舞台生命,让人看到了戏曲继承与革新、振兴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 ”罗怀臻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乃至全国缺少这样可以引导戏剧创作思潮的作品,而这与戏剧评论远远滞后于创作不无关系。
上海市剧协对本地区剧团所作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你觉得当前戏剧评论和戏剧演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上,没有一家院团选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有接近60 %的人选择了“有联系,但不一定每一出都有” ,有超过40 %的人选择了“联系不大” 。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来,本院最因评论而获益的剧目是什么”的问题上,除了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填写的《挑山女人》之外,其他院团几乎都交了“白卷” ,折射出当下戏剧评论与上海大部分院团剧目的疏离。
更耐人寻味的是,上海话剧中心似乎还选择了主动“放弃”外界的戏剧评论。其副总经理、编剧喻荣军对此表示,“话剧中心自1999年以后,大部分戏的演出就不开专家座谈会了” ,但他同时又期待“更真挚”的戏剧评论,“放弃”和“期待” ,看上去很矛盾。
院团“放弃”评论或迫于市场压力,但罗怀臻认为,当剧目排演以商业驱动逐步替代了艺术理念时,其市场属性变得强大,精神属性趋弱,两者产生割裂,这更需要专业的戏剧评论。目前,这样的戏剧评论显然是缺乏的,所以才有前面喻荣军所言的“期待” 。
需求对于尖锐批评,院团本来非常欢迎,但在诸如评奖、指标、行政指示等因素面前,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微妙变化
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各院团负责剧目创作的负责人经常关注戏剧评论,需求也是多样化的,选项重心依次为:整体舞台呈现、剧场效果、演员、导演、文本。调研中同时发现,院团一方面希望专业的、有指导意义的戏剧评论能够对上演剧目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剧目生产中却又惧怕戏剧评论。
对于尖锐批评,院团本来非常欢迎,但在诸如评奖、指标、行政指示等因素面前,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微妙变化。因为院团也是“弱势群体” ,一旦戏剧评论决定着剧目的生死存亡,院团对“戏剧评论”的需求就变相为媒体的造势。一位戏剧院团负责人坦言:“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院团的人都很在乎戏剧评论,因为它有生杀大权……这造成了院团对‘评论’的依赖性很大。 ”
这种对戏剧评论的选择性、功利性需求,造成了优秀的、有见地的戏剧评论日益萎缩甚至消失。于是,媒体评论就取代了专业戏剧评论。作为剧评最应该生长并产生大众影响的土壤,上海的主流媒体在戏剧评论上素有传统。诸如《新民晚报》长年有记者评论和剧评约稿, 《东方早报》也有专门的剧评版面。而包括电视台和电台的诸多媒体,也会以报道方式进行戏剧点评。但这并非真实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因发表长微博剧评而备受关注的“押沙龙在1966”在接受《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表达了担忧:“目前新闻媒体上的剧评,更多地只能被称为故事简介和演出阵容介绍,最多加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赞扬,和我们在剧院里拿到的演出宣传单并无二致。而当剧评沦为宣传文案、沦为‘软文’ ,就是人们不断怠慢戏剧,怠慢文化的恶性循环的开始。 ”
该调研课题总撰稿史学东表示,长期以来,上海媒体对于戏剧的报道和评论都带有宣传的功能,几乎每个演出的报道都以正面为主,即使有所批评也是“点到为止” 。而自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出现以后,观众更多通过此类途径了解判断剧目演出的优劣,被市场宣传“忽悠”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介于宣传与评价话语夹缝之中的媒体记者,身处戏剧圈,也会遭遇“面子问题”而有口难言,种种因素使记者难以充当客观剧评的角色。在上海,有批评报道见报后,院团通过各种关系给予记者和媒体压力的现象时有耳闻。
更要厘清的是,媒体记者不等同为戏剧评论作者;注重信息的观演报道也不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在国外,媒体的剧评都有专门的剧评人开设专栏。争取和发展更多的专业剧评人,这才是媒体应该侧重的方向。
罗怀臻指出,“评论不是简单地指评论家写的文章,评论也包括有理论先导意识的创作人员,包括有创新探索魄力的文化管理者。是否重视戏剧评论改变不了这个戏的本身,但是能够明确提炼出剧种的审美价值与剧院的创作方向” 。
语态评论者和创作者都进入了评奖的共同体系,专业评论更多“锦上添花”
排戏冲着奖项,写评论为了职称和学位,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功利心态让戏剧评论远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戏剧评论者戴平教授呼吁中国出现《汉堡剧评》这样的独立戏剧评论,认为当下缺少“敢于理直气壮、暴风骤雨的批评” 。
《上海戏剧》副主编张文军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其实并不缺少有能力写剧评的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剧评者的心态” 。当下的戏剧评论作者和戏剧创作者一样,都已经进入了评奖的共同体系,专业评论更多担当起“锦上添花”的功能。有业内人士直言:“某种意义上,文艺批评的功能已被文艺评奖取代,各式评奖已经成为对文艺作品最权威的‘终极评论’ 。文艺作品和创作者一股脑儿奔着‘终极评论’而去,谁还在乎专业期刊的文艺批评? ”
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优秀评论文章”的选择,排序依次为“独立的观点” 、“对戏剧演出现象的反映” 、“有风格的文字”以及“论点的充分和论据的完整”等。呼唤戏剧评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成为众望所归。与之相对应的是,戏剧界当下没有给戏剧评论足够的重视,至今专业院校也仍然没有关于戏剧评论的学科和专业。
诚然,戏剧评论在当今时代的命运,并不是评论家个体所能把握的。但是,观照当下戏剧评论生态,评论者与评论作品的独立品格亟待完善。
平台网络媒体、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本已遭遇“危机”的专业剧评空间更加狭窄
调查发现,当前上海戏剧评论主要来源是资深专家和青年评论者,评论者年龄的两极化分布明显。虽然每个年龄段都有戏剧评论者参与,但戏剧评论梯队并没有形成, 50岁以上评论者占多数,而在40 - 50岁出现断层。资深专家的精力、体力乃至话语权被戏剧界过度透支。
当下上海戏剧评论的平台屈指可数,曾经主打文艺信息与评论的《上海文化艺术报》无疾而终,除了1959年发行至今的《上海戏剧》这样的专业戏剧刊物,以及2013年下半年刚刚恢复文艺评论的《上海艺术家》 ,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院刊《戏剧艺术》外,主要的戏剧评论基本由电视、电台和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分担。此外,上海相关的文化单位也都有内部刊物面向会员观众发放,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内刊《话剧》 ,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文化广场也都有自己的宣传刊物,面向会员观众发行。
在主流媒体和专业刊物之外,上海的几本剧院内刊因自身利益制约也较难产生独立剧评。德国戏剧家莱辛的《汉堡剧评》是世界范围最知名的剧评著作合辑,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他在汉堡民族剧院担任顾问时候,为剧院历次演出所写的剧评,其实也算是一本内刊。但目前,上海的艺术院团还缺乏做这样一本刊物的能量和胸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话剧》杂志的一位编辑表示,剧院的约稿很多还是以会员为主,虽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批评意见,但大多无伤大雅,更多还是以正面肯定为主。而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文化广场所属的会员刊物,面临的情况也和《话剧》相似。无论剧团还是剧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立场,剧团面对市场和评奖的双重压力,剧场则有售票经营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难以发出没有利益牵扯的客观剧评。
当下的上海剧评还呈现出数量偏少、类型单一的问题。上海现代戏剧谷艺术策划部的包含是一位海归剧评人,在她看来,国外的评论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比如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 ,都有稳定的评论作者库。演出结束后阅读剧评,已经成为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个习惯。而T i m e o u t这样的城市生活资讯杂志也有很多剧评,这些剧评都具有推介功能。“在国外,剧评分为review(演后评)和preview (事前评) ,都对读者观众有指导意义,我们现在re - view比较少, preview比较多,而且还是偏重于宣传推广,对观众选择剧目帮助不大。 ”
调研报告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 《文汇报》可以整版报道当时的先锋实验戏剧《魔方》 ,刊登了该剧导演胡伟民和主创刘擎(时为大学生)的一场谈话;而今尽管扩充了N倍的版面,却几乎没有为戏剧作品与实验话题提供这样的版面。
另外,网络媒体、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涌现了一些拥有大众号召力的剧评人,这使得本已遭遇“危机”的专业剧评空间更加狭窄。如何重建戏剧评论队伍,重振传统媒体在戏剧评论上的威信,如何在新兴媒体平台上发挥戏剧评论的积极效应,如何让戏剧评论机制更加有利于真实剧评发声,是当下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修复专业性行业协会应承担起更大的资源整合的责任,让创作进入一个可客观评价的状态
那么,戏剧评论在上海的空间在哪里呢?
“独立性和客观性,是制约戏剧评论发展的关键。 ”上海市剧协秘书长沈伟民告诉记者,专业戏剧评论本来就是一项非营利性的活动,如果平台缺乏独立的资金支持和渠道运作,那么评论独立性就不易守护。一方面,剧评人发表独立意见,一旦影响到剧目的市场或口碑盈利,极易被戏剧院团边缘化;另一方面,专业戏剧评论平台仍需资助。当专业刊物编辑记者和约稿评论者只能依赖院团或宣传方赠票观摩,那么保持客观独立将变得更难。沈伟民说,在国外,剧评都有媒体这样的第三方平台负责操作,因为有读者市场的需求,剧评才能够有长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未来上海最需要努力的是,打造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平台,剧协作为专业性行业协会,应承担起更大的资源整合的责任,为剧评人提供票源、开办剧评网站、剧评刊物等,让剧评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将戏剧评论等同于“批评” ,抗拒甚至“消音” 、“告状”或者“封杀” ,都会让一些活跃的评论者离开评论队伍,让一些声音隐姓埋名寻求自我保护。这是当下戏剧评论生态亟待修复的另一状况。如何让创作者放开心态允许批评、如何让剧评者放开手脚敢于批评,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以及戏剧人士自身共同修复健康的生态环境。罗怀臻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戏剧创作进入一个可客观评价的状态;其次,让戏剧评论如何兼顾精英化与大众化,鼓励更多跨文化专家参与戏剧评论。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李瑞祥表示,权力和财力容易掌控评论,权力可以主导和推动评论,财力可以购买评论。因此需要第三方平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汤逸佩认为,近年来,一些“著名”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多数并非自发而作,而是应某些院团、导演的盛情邀请写就,成为公关所需、会议组织的稿件,这样的写作方式很难从更深层面进入艺术作品,更难完成对观众审美鉴赏力的引导,也看不出戏剧艺术发展的走势。
针对这些问题,各方都在努力。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导演和评论家石俊呼吁上海剧协策划“主题观摩月”活动,将锁定一个剧目的评论空间打开,在客观公平的话语体系上展开戏剧评论,保护和激活剧评者。上海市文联也正在将开展文艺评论作为各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也将于今年下半年首度在沪开办戏剧评论高级进修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个评论家自己的组织,更是不久之前在京隆重成立,将评论家的地位提至新的高度。
“……我热切盼望有一天我能毫无顾忌、不加修饰地走出房间。那一天,人们尊重专业,尊重评论的价值,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也不会再那么剑拔弩张或视而不见,剧评人不会再受到无理的谩骂,他们的价值会被大众认识。 ”我们有理由相信,剧评人“押沙龙在1966”期待的这一天已为期不远。只有更多剧评人敢于亮剑,中国戏剧才能更加强大,并真正进入创作和评论的良性循环。
疏离在当前戏剧评论和戏剧演出的关系问题上,接受调研的院团中没有一家选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戏曲界接连推出了京剧《曹操与杨修》和淮剧《金龙与蜉蝣》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不是偶然。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认为,一个剧种能否保持持续性发展,就看这个剧种能不能保持与当时文化精英的联系,当一个剧种不被文化精英关注时,这个剧种就落伍了。而保持与文化精英的紧密联系,就是保持和最前沿、最有见地的戏剧评论界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保持与时代的密切关系。
“专业的高度与具有文化视野的戏剧评论,使《曹操与杨修》 《金龙与蜉蝣》升华了戏曲作品的舞台生命,让人看到了戏曲继承与革新、振兴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 ”罗怀臻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乃至全国缺少这样可以引导戏剧创作思潮的作品,而这与戏剧评论远远滞后于创作不无关系。
上海市剧协对本地区剧团所作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你觉得当前戏剧评论和戏剧演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上,没有一家院团选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有接近60 %的人选择了“有联系,但不一定每一出都有” ,有超过40 %的人选择了“联系不大” 。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来,本院最因评论而获益的剧目是什么”的问题上,除了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填写的《挑山女人》之外,其他院团几乎都交了“白卷” ,折射出当下戏剧评论与上海大部分院团剧目的疏离。
更耐人寻味的是,上海话剧中心似乎还选择了主动“放弃”外界的戏剧评论。其副总经理、编剧喻荣军对此表示,“话剧中心自1999年以后,大部分戏的演出就不开专家座谈会了” ,但他同时又期待“更真挚”的戏剧评论,“放弃”和“期待” ,看上去很矛盾。
院团“放弃”评论或迫于市场压力,但罗怀臻认为,当剧目排演以商业驱动逐步替代了艺术理念时,其市场属性变得强大,精神属性趋弱,两者产生割裂,这更需要专业的戏剧评论。目前,这样的戏剧评论显然是缺乏的,所以才有前面喻荣军所言的“期待” 。
需求对于尖锐批评,院团本来非常欢迎,但在诸如评奖、指标、行政指示等因素面前,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微妙变化
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各院团负责剧目创作的负责人经常关注戏剧评论,需求也是多样化的,选项重心依次为:整体舞台呈现、剧场效果、演员、导演、文本。调研中同时发现,院团一方面希望专业的、有指导意义的戏剧评论能够对上演剧目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剧目生产中却又惧怕戏剧评论。
对于尖锐批评,院团本来非常欢迎,但在诸如评奖、指标、行政指示等因素面前,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微妙变化。因为院团也是“弱势群体” ,一旦戏剧评论决定着剧目的生死存亡,院团对“戏剧评论”的需求就变相为媒体的造势。一位戏剧院团负责人坦言:“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院团的人都很在乎戏剧评论,因为它有生杀大权……这造成了院团对‘评论’的依赖性很大。 ”
这种对戏剧评论的选择性、功利性需求,造成了优秀的、有见地的戏剧评论日益萎缩甚至消失。于是,媒体评论就取代了专业戏剧评论。作为剧评最应该生长并产生大众影响的土壤,上海的主流媒体在戏剧评论上素有传统。诸如《新民晚报》长年有记者评论和剧评约稿, 《东方早报》也有专门的剧评版面。而包括电视台和电台的诸多媒体,也会以报道方式进行戏剧点评。但这并非真实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因发表长微博剧评而备受关注的“押沙龙在1966”在接受《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表达了担忧:“目前新闻媒体上的剧评,更多地只能被称为故事简介和演出阵容介绍,最多加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赞扬,和我们在剧院里拿到的演出宣传单并无二致。而当剧评沦为宣传文案、沦为‘软文’ ,就是人们不断怠慢戏剧,怠慢文化的恶性循环的开始。 ”
该调研课题总撰稿史学东表示,长期以来,上海媒体对于戏剧的报道和评论都带有宣传的功能,几乎每个演出的报道都以正面为主,即使有所批评也是“点到为止” 。而自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出现以后,观众更多通过此类途径了解判断剧目演出的优劣,被市场宣传“忽悠”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介于宣传与评价话语夹缝之中的媒体记者,身处戏剧圈,也会遭遇“面子问题”而有口难言,种种因素使记者难以充当客观剧评的角色。在上海,有批评报道见报后,院团通过各种关系给予记者和媒体压力的现象时有耳闻。
更要厘清的是,媒体记者不等同为戏剧评论作者;注重信息的观演报道也不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在国外,媒体的剧评都有专门的剧评人开设专栏。争取和发展更多的专业剧评人,这才是媒体应该侧重的方向。
罗怀臻指出,“评论不是简单地指评论家写的文章,评论也包括有理论先导意识的创作人员,包括有创新探索魄力的文化管理者。是否重视戏剧评论改变不了这个戏的本身,但是能够明确提炼出剧种的审美价值与剧院的创作方向” 。
语态评论者和创作者都进入了评奖的共同体系,专业评论更多“锦上添花”
排戏冲着奖项,写评论为了职称和学位,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功利心态让戏剧评论远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戏剧评论者戴平教授呼吁中国出现《汉堡剧评》这样的独立戏剧评论,认为当下缺少“敢于理直气壮、暴风骤雨的批评” 。
《上海戏剧》副主编张文军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其实并不缺少有能力写剧评的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剧评者的心态” 。当下的戏剧评论作者和戏剧创作者一样,都已经进入了评奖的共同体系,专业评论更多担当起“锦上添花”的功能。有业内人士直言:“某种意义上,文艺批评的功能已被文艺评奖取代,各式评奖已经成为对文艺作品最权威的‘终极评论’ 。文艺作品和创作者一股脑儿奔着‘终极评论’而去,谁还在乎专业期刊的文艺批评? ”
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优秀评论文章”的选择,排序依次为“独立的观点” 、“对戏剧演出现象的反映” 、“有风格的文字”以及“论点的充分和论据的完整”等。呼唤戏剧评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成为众望所归。与之相对应的是,戏剧界当下没有给戏剧评论足够的重视,至今专业院校也仍然没有关于戏剧评论的学科和专业。
诚然,戏剧评论在当今时代的命运,并不是评论家个体所能把握的。但是,观照当下戏剧评论生态,评论者与评论作品的独立品格亟待完善。
平台网络媒体、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本已遭遇“危机”的专业剧评空间更加狭窄
调查发现,当前上海戏剧评论主要来源是资深专家和青年评论者,评论者年龄的两极化分布明显。虽然每个年龄段都有戏剧评论者参与,但戏剧评论梯队并没有形成, 50岁以上评论者占多数,而在40 - 50岁出现断层。资深专家的精力、体力乃至话语权被戏剧界过度透支。
当下上海戏剧评论的平台屈指可数,曾经主打文艺信息与评论的《上海文化艺术报》无疾而终,除了1959年发行至今的《上海戏剧》这样的专业戏剧刊物,以及2013年下半年刚刚恢复文艺评论的《上海艺术家》 ,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院刊《戏剧艺术》外,主要的戏剧评论基本由电视、电台和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分担。此外,上海相关的文化单位也都有内部刊物面向会员观众发放,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内刊《话剧》 ,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文化广场也都有自己的宣传刊物,面向会员观众发行。
在主流媒体和专业刊物之外,上海的几本剧院内刊因自身利益制约也较难产生独立剧评。德国戏剧家莱辛的《汉堡剧评》是世界范围最知名的剧评著作合辑,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他在汉堡民族剧院担任顾问时候,为剧院历次演出所写的剧评,其实也算是一本内刊。但目前,上海的艺术院团还缺乏做这样一本刊物的能量和胸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话剧》杂志的一位编辑表示,剧院的约稿很多还是以会员为主,虽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批评意见,但大多无伤大雅,更多还是以正面肯定为主。而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文化广场所属的会员刊物,面临的情况也和《话剧》相似。无论剧团还是剧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立场,剧团面对市场和评奖的双重压力,剧场则有售票经营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难以发出没有利益牵扯的客观剧评。
当下的上海剧评还呈现出数量偏少、类型单一的问题。上海现代戏剧谷艺术策划部的包含是一位海归剧评人,在她看来,国外的评论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比如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 ,都有稳定的评论作者库。演出结束后阅读剧评,已经成为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个习惯。而T i m e o u t这样的城市生活资讯杂志也有很多剧评,这些剧评都具有推介功能。“在国外,剧评分为review(演后评)和preview (事前评) ,都对读者观众有指导意义,我们现在re - view比较少, preview比较多,而且还是偏重于宣传推广,对观众选择剧目帮助不大。 ”
调研报告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 《文汇报》可以整版报道当时的先锋实验戏剧《魔方》 ,刊登了该剧导演胡伟民和主创刘擎(时为大学生)的一场谈话;而今尽管扩充了N倍的版面,却几乎没有为戏剧作品与实验话题提供这样的版面。
另外,网络媒体、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涌现了一些拥有大众号召力的剧评人,这使得本已遭遇“危机”的专业剧评空间更加狭窄。如何重建戏剧评论队伍,重振传统媒体在戏剧评论上的威信,如何在新兴媒体平台上发挥戏剧评论的积极效应,如何让戏剧评论机制更加有利于真实剧评发声,是当下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修复专业性行业协会应承担起更大的资源整合的责任,让创作进入一个可客观评价的状态
那么,戏剧评论在上海的空间在哪里呢?
“独立性和客观性,是制约戏剧评论发展的关键。 ”上海市剧协秘书长沈伟民告诉记者,专业戏剧评论本来就是一项非营利性的活动,如果平台缺乏独立的资金支持和渠道运作,那么评论独立性就不易守护。一方面,剧评人发表独立意见,一旦影响到剧目的市场或口碑盈利,极易被戏剧院团边缘化;另一方面,专业戏剧评论平台仍需资助。当专业刊物编辑记者和约稿评论者只能依赖院团或宣传方赠票观摩,那么保持客观独立将变得更难。沈伟民说,在国外,剧评都有媒体这样的第三方平台负责操作,因为有读者市场的需求,剧评才能够有长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未来上海最需要努力的是,打造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平台,剧协作为专业性行业协会,应承担起更大的资源整合的责任,为剧评人提供票源、开办剧评网站、剧评刊物等,让剧评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将戏剧评论等同于“批评” ,抗拒甚至“消音” 、“告状”或者“封杀” ,都会让一些活跃的评论者离开评论队伍,让一些声音隐姓埋名寻求自我保护。这是当下戏剧评论生态亟待修复的另一状况。如何让创作者放开心态允许批评、如何让剧评者放开手脚敢于批评,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以及戏剧人士自身共同修复健康的生态环境。罗怀臻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戏剧创作进入一个可客观评价的状态;其次,让戏剧评论如何兼顾精英化与大众化,鼓励更多跨文化专家参与戏剧评论。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李瑞祥表示,权力和财力容易掌控评论,权力可以主导和推动评论,财力可以购买评论。因此需要第三方平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汤逸佩认为,近年来,一些“著名”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多数并非自发而作,而是应某些院团、导演的盛情邀请写就,成为公关所需、会议组织的稿件,这样的写作方式很难从更深层面进入艺术作品,更难完成对观众审美鉴赏力的引导,也看不出戏剧艺术发展的走势。
针对这些问题,各方都在努力。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导演和评论家石俊呼吁上海剧协策划“主题观摩月”活动,将锁定一个剧目的评论空间打开,在客观公平的话语体系上展开戏剧评论,保护和激活剧评者。上海市文联也正在将开展文艺评论作为各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也将于今年下半年首度在沪开办戏剧评论高级进修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个评论家自己的组织,更是不久之前在京隆重成立,将评论家的地位提至新的高度。
“……我热切盼望有一天我能毫无顾忌、不加修饰地走出房间。那一天,人们尊重专业,尊重评论的价值,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也不会再那么剑拔弩张或视而不见,剧评人不会再受到无理的谩骂,他们的价值会被大众认识。 ”我们有理由相信,剧评人“押沙龙在1966”期待的这一天已为期不远。只有更多剧评人敢于亮剑,中国戏剧才能更加强大,并真正进入创作和评论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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