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时代京剧成功传播到海外靠的是什么？
如何从关注“去过多少次”转移到“传播了多少文化”？
我们的文化传播媒介还有哪些尚未发挥的潜能与效应？

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如何创新传播形式？

作为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戏剧艺术，京剧的海外传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工程，其形式、范围和影响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程度。从1915年梅兰芳第一次为外宾演出至今，不论国际国内如何风云变幻，京剧的海外传播始终表现出较强的活力和态势。梅先生虽不是在海外演京剧的第一人，但无疑是正式将京剧推广到世界的第一人，也在中国积贫积弱之时凭借京剧之美为华夏儿女赢得了宝贵的尊重。今年恰逢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我们回顾大师走出国门的第一步，是希望前人的成功经验能为当前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梅兰芳的海外亮相，让外国人看到京剧不是单纯的技巧堆积，而是承载着深邃东方美学内涵的精美艺术形式

1919年，在中国近代峥嵘岁月中，是“传统”被迫与“现代”揖别的一年，而在世界戏剧艺术的旖旎时光里，又是“传统”将要征服“现代”的一年。在这一年，新文化精英们将京剧归入“旧”的范畴，断言“这种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也是在这一年，25岁的梅兰芳东渡扶桑，以《天女散花》首登国际舞台，为京剧艺术走向世界铺开一条五彩斑斓的道路，此后又以一个个惊艳亮相向世界展示了这门古老东方艺术所蕴含的美丽与精深，令那些正遭遇艺术瓶颈的外国戏剧家们豁然开朗。如果没有他的海外之旅，布莱希特可能还要用很长时间去寻找 “史诗剧”和“陌生化效果”的支点，西方戏剧可能还要踯躅许久才能迈出被“第四堵墙”困住的脚步。作为演员的梅兰芳也许并未充分意识到这点，但他的确为沟通中西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京剧海外传播成为延续至今的伟大事业。

梅兰芳时代京剧海外传播的成功，在我看来以下三个因素功不可没：第一，积极交流、平等相处的心态；第二，产业性传播与非产业性传播的结合；第三，知识分子的介入。对梅兰芳来说，出国演戏并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指标，但他始终积极探寻着将民族艺术传播到海外的道路，为此不惧风险和质疑。同时，他又始终坚守艺术的原汁原味，虽然在剧目的选择和呈现上会尽量考虑外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但从不屈己迎人，彰显了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他的几次海外之旅跨越新旧中国，无论是纯粹的商业演出还是国际文化交流，都在当地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实现了传播动机与接受愿望相符的有效输出。此外，以戏剧家张彭春和齐如山为代表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的加盟，无疑是京剧艺术能在踏出国门伊始就拥有高起点的主要原因。他们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语言翻译和形式包装。对祖国文化的深入领会、对西方文化的透彻了解，使他们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超越中西戏剧截然不同的文化身份，信心十足地将京剧从茶楼酒肆直接带入世界戏剧艺术殿堂。或许因为中国戏曲向来讷于言而敏于行，在与日本、美国、苏联戏剧家座谈时，梅兰芳的声音被淹没在外国戏剧家激越的滔滔不绝之中，但是无可否认，中西戏剧的相互了解、碰撞、交融正是在这样热烈的讨论中开始的。如果说梅兰芳精彩地呈现了京剧，那么张彭春、齐如山则精彩地诠释了京剧，于是外国人眼中最初的京剧就不单纯是技巧的堆积，而是承载着深邃东方美学内涵的崇高艺术形式。

近年来京剧海外传播所面临的困惑，并不只属于京剧这一个艺术门类，而是广泛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京剧的海外传播之路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宽广。

第一，“走出去”的渠道比较狭窄，京剧完全有实力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入国际高端演出市场，但现在规模较大的海外演出仍多采用政府主导、通过非营利性文化交流形式进行的非产业性传播，而小规模演出则多徘徊于低端演出市场或依赖海外华人社团的邀约。

第二，演出剧目贫乏，出访院团很多，但见诸报端的似乎只是《天女散花》《三岔口》《闹天宫》《秋江》等偏重技巧展示的剧目，连梅兰芳当年在海外上演过的一些戏也从节目单上消失了。即便有为数不多的几出大戏在国外上演，也大多进行了删减，保留下来的仍然是舞蹈、武打场面，抒情性段落往往被舍弃，大而不全，很难展示京剧艺术的全貌和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第三，跨文化传播策略存在偏差，为了迎合外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惜削足适履，甚至将国粹作为噱头装点于歌舞、杂技、时装秀之中，对民族艺术品牌造成伤害。

第四，传播手段单一，如果传播活动仅限于演出，而缺少戏剧家、理论家的阐述和推介，便无法在一个更高更精妙的层次进行中国戏剧的知识传播，也无法进行中外戏剧界的平等对话。

第五，传播目标过低，往往以“去过多少次”为标准进行传播效果评价，而不去分析究竟“传播了多少文化”，满足于视觉、听觉元素的展示，忽略中国文化内涵的深度影响。

京剧艺术早已被看作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但她尚未发挥应有的潜能和效应，传播内容多停留在表层，直观易懂的符号展现较多，而对情感与文化内蕴的开发不够，在传播中国文化深层内涵方面还比较乏力。这种传播效果既与外国观众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哲学与美学等深层文化的心理期待不相符合，也无益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京剧海外传播所面临的困惑并不只属于某个艺术门类，而是广泛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能否正视它们并制定相应对策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前景。我们应适应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创新传播形式，充分发挥产业性传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重视京剧艺术的翻译、阐释与推介，实现新一代京剧人、京剧学研究者与外国戏剧家的对话交流，并兼顾经典性传播与动态性传播的结合。在经典性传播方面，尽力把更丰富多彩的传统经典剧目呈现给外国观众，不要过分顾虑他们是否看得懂，因为戏剧是靠心灵去感悟的，如果他们在一个世纪以前能闻《乌盆记》而怆然、观《御碑亭》而涕下，相信今天也一样；在动态性传播方面，应展现更多优秀的新编剧目、新的舞台呈现方式和创作理念，让世界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

京剧走向世界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一百年，是中华文化重新认识自身的一百年，其间经历的困惑、惊喜、自省都将成为宝贵的经验，给未来的一百年铺就更加辉煌灿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