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中国戏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勾栏瓦舍的出现与民间曲艺的繁兴两种条件的结合，使戏曲实现了对说唱歌舞和扮演故事多种舞台手段的综合，成熟的综合舞台艺术形式——戏曲，正式出现在中国艺术史上。

宋代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商业交通网的发达和都市的繁荣。北宋初期，汴京由于其水陆都会的地理位置和北宋王朝在此建都的政治原因，迅速聚集起一百多万人口，并成为有着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水平和贸易交换条件的消费都市。商业市场的繁荣要求城市制度的改革，因而唐代都市城坊制度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由此造成市井游乐的兴起和通俗文化的普及。繁华的现实人生乐园对于人们的诱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时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全都沉溺于对现世物质享受和世俗欢乐的追求中。北宋几个皇帝，太宗、真宗、仁宗都洞晓音律，自己能度曲，或撰写杂剧词（见《宋会要辑稿·乐五·教坊乐》），徽宗更是在节庆时与百姓共观戏曲演出，所谓“宣和与民同乐”。在这种社会背景中，社会风气日渐奢靡，以竞富为尚，以浮夸为荣，繁盛的戏曲活动就乘机而起，顷刻风靡。

北宋宫廷礼乐活动中，许多时候都以世俗之乐代替了雅乐，其中戏曲表演则成为主要项目。一些谨守古法的士大夫虽然对此颇有微词，例如太学博士陈暘就曾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说：“圣朝尝讲习射曲宴之礼，第奏乐行酒进杂剧而已，臣恐未合先王之制也。”（《乐书》卷二○○）然而时代风气的浸染，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则在丧葬、婚嫁、寿诞以及祭祀日，大量开展戏曲活动。这类活动的延伸，又通过对冥世世界的营建而转入地下。

金、元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初期虽然使农业耕作的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但他们对于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却极端重视，尤其元朝建祚后，更发挥自身连贯远东到西亚版图的优势，使北方的大都，南方的杭州、苏州、扬州、温州等许多城市迅速发展为世界性的工商业大都会。而在此同时，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金、元统治者却未能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造成封建社会中意识形态禁锢方面的某种松懈。这使得作为通俗文艺形式的戏曲在民间的发展中能够游刃有余，蓬勃兴旺。恰在此时，中国戏曲走向了它表演形态上的成熟，成为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样式。金、元异族统治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引起汉民族的心理恐慌，导致了宗教迷信之风的兴盛，这又为戏曲借助于民间祭祀活动展开和繁衍奠定了基础。
元代的杂剧创作达到了极度的繁盛，诸多文人投身其中，造成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创作高峰，这个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和汉族文人失去了仕进之路，又别无谋生之途，便纷纷把精力和才华投入戏曲创作中去有关，这促成了戏曲黄金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宋元时期的戏曲文物和戏曲活动遗迹，它们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戏曲文化繁盛的反映，有助于我们对戏曲发展的了解。首先是墓葬装饰中，戏俑、戏雕和戏曲壁画取代了以往的伎乐内容。世俗生活的图景影响了丧葬制度，人们在冥世之中尚要追求时代的娱乐。继而，神庙祭祀也用戏曲，它导致戏曲舞台的诞生和完善。而宋金元之际战乱的恐惧使人们求神庇佑的信念增强，乡村大量建筑杂庙淫祠。有庙就有戏台，因而神庙戏台大量出现。戏曲活动被当时的画工绘入图画、壁画保存下来，又成为另一类型的戏曲文物。戏曲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的日益密切，使许多生活用品的制作，如瓷器、铜镜等等，亦常以戏曲内容作装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当时戏曲演出众多的形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