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戏、说唱、歌舞到戏曲
宋元戏曲成熟的代表形态是南北宋之交时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的南宋戏文,以及金元之交时在北方的中原地区形成的元杂剧,而戏曲形成的最初过程则发生在北宋,基础是宋杂剧与各类说唱歌舞表演艺术的融合。大约在宋仁宗中期的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年),由唐代沿袭而来的坊市制度彻底废弛了。随着市场自由商业活动的开展,城市里出现了市民集中进行游艺活动的区域——瓦舍勾栏,这促使了市民文艺的极度繁荣。瓦舍勾栏把当时的各类时兴伎艺表演都集中在一起,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提到的汴京瓦舍勾栏里的表演名目就有几十种,例如小唱、嘌唱、杂剧、傀儡、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扑、掉刀蛮牌、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杂扮、说三分、五代史、叫果子等等。就在这种共同演出,彼此竞争,互相影响,求存共荣的过程中,一种融合的情形发生了,戏曲从而走了出来。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上述提到和没提到的宋元民间表演艺术中,对戏曲发生了最直接影响的,除了提供模拟表演技巧的宋杂剧之外,还有提供舞蹈程式的大曲舞旋,提供音乐程式的诸宫调,以及一些其它说唱艺术门类如唱赚、鼓子词、陶真、涯词等,其它表演艺术门类如杂扮、合生、迓鼓以及民间社火装扮等。
宋杂剧源自唐、五代优戏,唐时已出现“杂剧丈夫”一类艺人称呼(见唐·李德裕《李文绕文集》卷十二)。宋朝立国,把前朝各国的优戏人员统统搜罗到汴京,开始在宫廷乐部机构——教坊中设置专门的杂剧演员,定额为鼓吹部42人,云韶部24人,钧容部4O人(见宋·陈暘《乐书》卷一八六)。这些杂剧演员负责在各类节日庆典和宴会酒席上演出,平时由教坊大使和副使负责审阅彩排,以备随时进奉。教坊负责宫廷的各类歌舞、戏剧、杂技和游艺的演出,但教坊大使却常常由杂剧演员出任,例如北宋见于记载的就有丁仙现、鳖膨、刘乔等,这表明杂剧在教坊节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宋仁宗朝以后,城市中的瓦舍勾栏演出兴起,其中有许多民间杂剧艺人获得了名声,因而他们的姓名被史籍保留了下来,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有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萧住儿、丁都赛、崔上寿等。民间的杂剧艺人演出了名,有的就被宫廷吸收,进入教坊为皇家服务。上面提到的教坊大使丁仙现,最初就是一位民间艺人,曾经在汴京皇城东南角的瓦子里演出(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宫廷教坊淘汰下来的艺人,又重新回到勾栏里演出谋生,《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所说的“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就是这类演员。南宋以后,随着宋室南迁,宋杂剧的中心也南移到杭州,发展较汴京更为兴盛。在宫廷教坊的十三部类中,杂剧占据了唯一“正色”的地位(见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并留下了280种剧目的名称(见宋·周密《武林旧事》)。南宋杂剧的活动足迹遍及江、浙以及川蜀。宋杂剧的表演形态,已较唐、五代优戏有了很大发展,其本身虽然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戏曲的程度,但它是元杂剧的前身,同时给予戏文以直接的影响。
大曲是一种包含有器乐、声乐和舞蹈的大型乐舞表演形式,其起源甚早,汉、魏时期已经风行,今见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里收录的就有汉代《相和歌》类中的大曲歌词,而大曲的名称始见于后汉蔡邕《女训》。梁朝沈约著《宋书·乐志》,于清商三调(平调、清调、瑟调)下一共列出大曲16种,为《东门行》、《步出夏门行》之类。唐代大曲极其兴盛,雅乐、清乐、宴乐中皆有之,部分承自汉魏,部分来自西域,唐·崔令钦《教坊记》里记载的大曲名目有46种,仍远非其全部。宋人习惯运用的是40大曲。大曲都是舞曲,常常为一人独舞或两人对舞,舞姿为扬手踏足、曲肢回旋,被称之为“舞旋”,所以宋·陈暘《乐书》卷一八五“俗部·雅乐·女乐下”说:“至于优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独进,但以手袖为容、踏足为节。其妙串者,虽风旋鸟蹇,不逾其速矣。”大曲表演一般都有一个主题,并展示一定的历史故事内容,配以简单的人物扮演。例如宋代《剑舞》,就在歌舞过程中先后装扮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场面,和唐代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场面(见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再辅以与故事情节相符的抒情歌唱和音乐伴奏,就构成一种以歌舞为主的简单舞剧。辽代于会同九年(公元946年)从汴梁得到中原雅乐、散乐,自此有大曲;金太祖阿骨打于天辅年间(1117~1122年)攻辽,得到辽朝大曲,后金人灭北宋,又得到北宋大曲。因此辽、金大曲也十分兴盛。金人大曲的舞旋表演已发展为以两人对舞为主。大曲舞旋的舞姿成为宋杂剧和元杂剧中装旦色舞蹈程式的起源,其舞蹈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也为戏曲提供了经验。
诸宫调是北宋时期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一种重要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它的曲调格式来自佛教俗讲的“梵吹”旧音,其表演和音乐体制直接促成了中国戏曲演出体制和音乐结构的形成。以往以为诸宫调初创于北宋神宗、哲宗时期,因为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大约在熙宁到元祐(1068~1093年)这一段时间里,有山西“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在汴京勾栏里演出,一时“士大夫皆能颂之”。现在根据新的资料看,大概诸宫调的演变过程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发生地域则包括了从敦煌到山西的整个河套地区。诸宫调在汴京的成熟,则取决于这里优裕的说唱艺术环境。汴京勾栏里已经盛行着诸如嘌唱、叫声、唱赚、鼓子词、淘真、涯词等各种说唱艺术,它们在音乐结构上的发展日趋复杂,例如嘌唱还只唱令曲小调,唱赚就开始把同一个宫调的数支曲子进行连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音乐结构。鼓子词则为同一词调的多遍连唱,间以说白,开创了另外一种说唱表演的路子。诸宫调受到它们的影响,最终发展出长篇多宫调多曲牌连唱并间以说白的表演形式。金代诸宫调创作十分兴盛,留下了大约10种名目,至今还有两种金代诸宫调的唱本: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传世。诸宫调已经形成十分复杂的音乐结构,它不但像唱赚一样将属于同一宫调的许多曲牌联结成一个很大的套数,克服了鼓子词和嘌唱以一支或两支曲子反复连唱的单调,而且又进一步将许多由众曲组合而成的套数互相连接,形成更为庞大和复杂多变的音乐体制。例如《刘知远诸宫调》一共81支曲牌,隶属于16个宫调;《西厢记诸宫调》一共303支曲牌,隶属于16个宫调。诸宫调这种多宫调多曲体的音乐结构,为宋代戏文和元代杂剧开了先导。诸宫调的歌咏内容十分博杂,《尚书》、《战国策》、《汉书》、《三国志》、《五代史》、《八阳经》都可以入曲说唱(见元·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杂剧),也为戏曲的广开眼界奠定了内容基础。
民间社火装扮是一种带有简单情节和人物故事的模拟歌舞表演,其形式大约来自前代节仪庆贺与岁时逐除活动。春秋时期民间举行蜡祭,“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家语》),一定有许多令人娱目赏心的表演。梁朝的荆楚一带民间每到十二月八日,“村民打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除”(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就有了人物扮饰。宋元的社火舞队名目繁多,见于当时的诸多笔记如《东京梦华录》、《繁胜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许多仅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扮饰内容,如掉刀装鬼、掉刀鲍老、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宅眷、乔谢神、乔教学、乔卖药、乔像生、村田乐、老番人、耍和尚、瞎判官、耍师姨、扑蝴蝶、阴山七骑、快活三郎、胡女番婆、浪子杂剧等等。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诗注说:“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石湖诗集》卷二三)这多种多样的装扮表演,一方面受到戏剧的影响,一方面反过来也给戏剧以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发展比较完善的民间表演,如杂扮、迓鼓之类,其戏剧性就更强。杂扮在北宋汴京时是勾栏表演的一项内容:“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南宋以后和杂剧连接表演,成为其中的“后散段”(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迓鼓也是一种扮饰表演,宋·朱熹《朱子语类》用它来比喻写作说:“今人文字全无骨气,便似舞迓鼓者,涂眉画眼,僧也有,道也有,妇人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一本样子,然皆足以惑众。”可见迓鼓的装扮范围也很广,并且娱乐性也很强。
上述所有表演艺术,经过了长期的一起演出与合作,共同对戏曲的成熟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中,作为综合表演艺术核心的成分是宋杂剧。
宋杂剧虽然仍保持了前代优戏滑稽调笑的风格,但它已经朝向表演比较完整的人生故事发展。例如南宋出现了《相如文君》、《崔智韬艾虎儿》、《王宗道休妻》、《李勉负心》、《郑生遇龙女》一类剧目,以及敷演崔护、莺莺、裴少俊、柳毅、唐辅、裴航、王魁等著名人物故事的戏(见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这势必要求表演形态由单纯滑稽取笑向敷叙更完整的情节发展。宋杂剧具备了较为复杂的表演体制。它已经不像唐代优戏那样仅仅是一段即兴式的随意表演,而有其演出结构上的定制,即:通常有两段或三段互相接续的演出。北宋汴京的演出是“一场两段”(《东京梦华录》卷九),南宋杭州则增加到艳段、正杂剧、杂扮三段(《都城纪胜》、《梦粱录》)。三段的内容可能互不连属,但多场连续演出方式显示出一种结构张力,是社会对于戏剧扩大含容量要求的反映,它导致戏剧从独场戏向多场戏的跨越。角色行当也开始在宋杂剧中出现。前代优戏表演不分行当,仅有一些优人以表演某类戏著名,如李仙鹤善于表演参军戏之类。唐代参军戏里虽然也出现了参军、苍鹘的准角色,但并不出现在所有优戏里。宋杂剧通常有五个角色,其中“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而以“末泥为长”(《都城纪胜》)。行当制是中国戏曲独特艺术精神的特征之一,其奠基则起自宋杂剧。宋杂剧还出现与歌舞连姻的趋向。宋杂剧上场有伴奏,所谓“先吹曲破断送”,表演中有歌唱,即“唱念应对通遍”(《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280本里,半数以上都配有大曲等曲调名字,说明它们以这些曲调作为表演的音乐旋律。宋杂剧文物中有些出现配器完整的乐队,与演员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墓壁上,它们就是杂剧伴奏的形象资料。宋杂剧角色里的引戏是由歌舞表演的舞头转化而来,在杂剧开场时首先登场舞蹈,所谓“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伙”(元·杜善夫《庄家不始勾栏》散套),其舞姿在文物形象里也保存很多。随着歌舞和戏剧表演的进一步融合,载歌载舞的戏曲就成熟了。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上述提到和没提到的宋元民间表演艺术中,对戏曲发生了最直接影响的,除了提供模拟表演技巧的宋杂剧之外,还有提供舞蹈程式的大曲舞旋,提供音乐程式的诸宫调,以及一些其它说唱艺术门类如唱赚、鼓子词、陶真、涯词等,其它表演艺术门类如杂扮、合生、迓鼓以及民间社火装扮等。
宋杂剧源自唐、五代优戏,唐时已出现“杂剧丈夫”一类艺人称呼(见唐·李德裕《李文绕文集》卷十二)。宋朝立国,把前朝各国的优戏人员统统搜罗到汴京,开始在宫廷乐部机构——教坊中设置专门的杂剧演员,定额为鼓吹部42人,云韶部24人,钧容部4O人(见宋·陈暘《乐书》卷一八六)。这些杂剧演员负责在各类节日庆典和宴会酒席上演出,平时由教坊大使和副使负责审阅彩排,以备随时进奉。教坊负责宫廷的各类歌舞、戏剧、杂技和游艺的演出,但教坊大使却常常由杂剧演员出任,例如北宋见于记载的就有丁仙现、鳖膨、刘乔等,这表明杂剧在教坊节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宋仁宗朝以后,城市中的瓦舍勾栏演出兴起,其中有许多民间杂剧艺人获得了名声,因而他们的姓名被史籍保留了下来,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有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萧住儿、丁都赛、崔上寿等。民间的杂剧艺人演出了名,有的就被宫廷吸收,进入教坊为皇家服务。上面提到的教坊大使丁仙现,最初就是一位民间艺人,曾经在汴京皇城东南角的瓦子里演出(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宫廷教坊淘汰下来的艺人,又重新回到勾栏里演出谋生,《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所说的“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就是这类演员。南宋以后,随着宋室南迁,宋杂剧的中心也南移到杭州,发展较汴京更为兴盛。在宫廷教坊的十三部类中,杂剧占据了唯一“正色”的地位(见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并留下了280种剧目的名称(见宋·周密《武林旧事》)。南宋杂剧的活动足迹遍及江、浙以及川蜀。宋杂剧的表演形态,已较唐、五代优戏有了很大发展,其本身虽然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戏曲的程度,但它是元杂剧的前身,同时给予戏文以直接的影响。
大曲是一种包含有器乐、声乐和舞蹈的大型乐舞表演形式,其起源甚早,汉、魏时期已经风行,今见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里收录的就有汉代《相和歌》类中的大曲歌词,而大曲的名称始见于后汉蔡邕《女训》。梁朝沈约著《宋书·乐志》,于清商三调(平调、清调、瑟调)下一共列出大曲16种,为《东门行》、《步出夏门行》之类。唐代大曲极其兴盛,雅乐、清乐、宴乐中皆有之,部分承自汉魏,部分来自西域,唐·崔令钦《教坊记》里记载的大曲名目有46种,仍远非其全部。宋人习惯运用的是40大曲。大曲都是舞曲,常常为一人独舞或两人对舞,舞姿为扬手踏足、曲肢回旋,被称之为“舞旋”,所以宋·陈暘《乐书》卷一八五“俗部·雅乐·女乐下”说:“至于优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独进,但以手袖为容、踏足为节。其妙串者,虽风旋鸟蹇,不逾其速矣。”大曲表演一般都有一个主题,并展示一定的历史故事内容,配以简单的人物扮演。例如宋代《剑舞》,就在歌舞过程中先后装扮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场面,和唐代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场面(见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再辅以与故事情节相符的抒情歌唱和音乐伴奏,就构成一种以歌舞为主的简单舞剧。辽代于会同九年(公元946年)从汴梁得到中原雅乐、散乐,自此有大曲;金太祖阿骨打于天辅年间(1117~1122年)攻辽,得到辽朝大曲,后金人灭北宋,又得到北宋大曲。因此辽、金大曲也十分兴盛。金人大曲的舞旋表演已发展为以两人对舞为主。大曲舞旋的舞姿成为宋杂剧和元杂剧中装旦色舞蹈程式的起源,其舞蹈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也为戏曲提供了经验。
诸宫调是北宋时期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一种重要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它的曲调格式来自佛教俗讲的“梵吹”旧音,其表演和音乐体制直接促成了中国戏曲演出体制和音乐结构的形成。以往以为诸宫调初创于北宋神宗、哲宗时期,因为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大约在熙宁到元祐(1068~1093年)这一段时间里,有山西“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在汴京勾栏里演出,一时“士大夫皆能颂之”。现在根据新的资料看,大概诸宫调的演变过程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发生地域则包括了从敦煌到山西的整个河套地区。诸宫调在汴京的成熟,则取决于这里优裕的说唱艺术环境。汴京勾栏里已经盛行着诸如嘌唱、叫声、唱赚、鼓子词、淘真、涯词等各种说唱艺术,它们在音乐结构上的发展日趋复杂,例如嘌唱还只唱令曲小调,唱赚就开始把同一个宫调的数支曲子进行连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音乐结构。鼓子词则为同一词调的多遍连唱,间以说白,开创了另外一种说唱表演的路子。诸宫调受到它们的影响,最终发展出长篇多宫调多曲牌连唱并间以说白的表演形式。金代诸宫调创作十分兴盛,留下了大约10种名目,至今还有两种金代诸宫调的唱本: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传世。诸宫调已经形成十分复杂的音乐结构,它不但像唱赚一样将属于同一宫调的许多曲牌联结成一个很大的套数,克服了鼓子词和嘌唱以一支或两支曲子反复连唱的单调,而且又进一步将许多由众曲组合而成的套数互相连接,形成更为庞大和复杂多变的音乐体制。例如《刘知远诸宫调》一共81支曲牌,隶属于16个宫调;《西厢记诸宫调》一共303支曲牌,隶属于16个宫调。诸宫调这种多宫调多曲体的音乐结构,为宋代戏文和元代杂剧开了先导。诸宫调的歌咏内容十分博杂,《尚书》、《战国策》、《汉书》、《三国志》、《五代史》、《八阳经》都可以入曲说唱(见元·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杂剧),也为戏曲的广开眼界奠定了内容基础。
民间社火装扮是一种带有简单情节和人物故事的模拟歌舞表演,其形式大约来自前代节仪庆贺与岁时逐除活动。春秋时期民间举行蜡祭,“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家语》),一定有许多令人娱目赏心的表演。梁朝的荆楚一带民间每到十二月八日,“村民打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除”(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就有了人物扮饰。宋元的社火舞队名目繁多,见于当时的诸多笔记如《东京梦华录》、《繁胜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许多仅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扮饰内容,如掉刀装鬼、掉刀鲍老、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宅眷、乔谢神、乔教学、乔卖药、乔像生、村田乐、老番人、耍和尚、瞎判官、耍师姨、扑蝴蝶、阴山七骑、快活三郎、胡女番婆、浪子杂剧等等。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诗注说:“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石湖诗集》卷二三)这多种多样的装扮表演,一方面受到戏剧的影响,一方面反过来也给戏剧以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发展比较完善的民间表演,如杂扮、迓鼓之类,其戏剧性就更强。杂扮在北宋汴京时是勾栏表演的一项内容:“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南宋以后和杂剧连接表演,成为其中的“后散段”(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迓鼓也是一种扮饰表演,宋·朱熹《朱子语类》用它来比喻写作说:“今人文字全无骨气,便似舞迓鼓者,涂眉画眼,僧也有,道也有,妇人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一本样子,然皆足以惑众。”可见迓鼓的装扮范围也很广,并且娱乐性也很强。
上述所有表演艺术,经过了长期的一起演出与合作,共同对戏曲的成熟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中,作为综合表演艺术核心的成分是宋杂剧。
宋杂剧虽然仍保持了前代优戏滑稽调笑的风格,但它已经朝向表演比较完整的人生故事发展。例如南宋出现了《相如文君》、《崔智韬艾虎儿》、《王宗道休妻》、《李勉负心》、《郑生遇龙女》一类剧目,以及敷演崔护、莺莺、裴少俊、柳毅、唐辅、裴航、王魁等著名人物故事的戏(见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这势必要求表演形态由单纯滑稽取笑向敷叙更完整的情节发展。宋杂剧具备了较为复杂的表演体制。它已经不像唐代优戏那样仅仅是一段即兴式的随意表演,而有其演出结构上的定制,即:通常有两段或三段互相接续的演出。北宋汴京的演出是“一场两段”(《东京梦华录》卷九),南宋杭州则增加到艳段、正杂剧、杂扮三段(《都城纪胜》、《梦粱录》)。三段的内容可能互不连属,但多场连续演出方式显示出一种结构张力,是社会对于戏剧扩大含容量要求的反映,它导致戏剧从独场戏向多场戏的跨越。角色行当也开始在宋杂剧中出现。前代优戏表演不分行当,仅有一些优人以表演某类戏著名,如李仙鹤善于表演参军戏之类。唐代参军戏里虽然也出现了参军、苍鹘的准角色,但并不出现在所有优戏里。宋杂剧通常有五个角色,其中“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而以“末泥为长”(《都城纪胜》)。行当制是中国戏曲独特艺术精神的特征之一,其奠基则起自宋杂剧。宋杂剧还出现与歌舞连姻的趋向。宋杂剧上场有伴奏,所谓“先吹曲破断送”,表演中有歌唱,即“唱念应对通遍”(《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280本里,半数以上都配有大曲等曲调名字,说明它们以这些曲调作为表演的音乐旋律。宋杂剧文物中有些出现配器完整的乐队,与演员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墓壁上,它们就是杂剧伴奏的形象资料。宋杂剧角色里的引戏是由歌舞表演的舞头转化而来,在杂剧开场时首先登场舞蹈,所谓“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伙”(元·杜善夫《庄家不始勾栏》散套),其舞姿在文物形象里也保存很多。随着歌舞和戏剧表演的进一步融合,载歌载舞的戏曲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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