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入汴以后，北宋杂剧被分别纳入两个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去发展，南方一路在杭州形成更为繁盛的南宋杂剧，北方一路则在山西平阳地区发展为金代杂剧。二者在演出形态方面都对北宋杂剧有所发展，但北方由于受到更为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逐渐走出了一条通向更高级形态的路子，最终产生了成熟的戏曲形式——元杂剧。南宋杂剧则始终未能脱离母胎的框范，充其量只是对南方戏文的形成给予了一定的促成。

1127年，金人攻陷了北宋都城汴京，继而将汴京的大量财富、典籍以及工匠、伎艺人分期分批地北掳。例如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说，金人曾一次索去“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宋·无名氏《宋俘记》说金人一共掳去“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见李天民辑《南征录汇》）。金人在押解这些伎艺人北上经过山西时，沿途俘工纷纷逃亡，后来局势平定下来，他们就助成了山西平阳地区的两种文化兴盛：一是使之成为北方最大的书籍刊刻中心，“平水版”图书流行于世；二是使之成为杂剧的兴盛地，因之也成为杂剧砖雕墓葬的集中产生地。金代杂剧的盛行区域还向南越过太行山，达到河南省焦作一带，因而在此地也出土了杂剧雕刻墓葬。

杂剧发展到金代以后，开始了其由北宋的滑稽科诨小戏向元代的演唱完整大套曲子转化，它在演出形态上已经较之北宋杂剧有很大的进步，晋南金代墓葬杂剧雕砖提供了实例。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代杂剧雕砖墓群里，有三座墓皆雕出了伴奏乐队。以之与宋杂剧雕砖乐队的位置安排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稷山墓中已无一例外地将乐队安置在杂剧演员身后，与元代忠都秀壁画所显示的杂剧作场形式已经完全相同，它反映了金代杂剧体制已经开始向歌唱为主过渡。因为杂剧表演中唱的比重加强，它与乐器伴奏的关系日益密切，乐队的重要性就突出了，不但成为杂剧演出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必须与演出人员一起登场的表演主体，以便能够与演员的表演和歌唱达到和谐的配合。但是，稷山墓葬雕砖也证明了其时北曲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尚未确立，它的角色排列仍然接近于北宋杂剧雕刻，无论有无伴奏乐队，都没有发现主唱者的明显痕迹，甚至常常是副净、副末等角占据了中间位置。它表明，当时山西平阳杂剧演出的重点仍然在于滑稽调笑，以歌唱为主的正剧大戏的完善尚有待于时日。另一个转变是民间的路歧艺人已经组成行当齐全、器乐道具完备的流动杂剧班子，一洗北宋之陋。例如马村1号墓里的戏班拥有5个杂剧角色和6个“把色”——伴奏者，组成一个11人的演出团体，如此庞大的民间杂剧班子如果没有表演艺术上的进步是不可能存活的。

南方的浙江一带则在12世纪初叶，即北宋的“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明·祝允明《猥谈》）形成了新的戏剧形态——戏文，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戏曲样式，它最初在宋人词调和民间唱曲的基础上兴起，“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明·徐渭《南词叙录》）其表演形式应该是由民间年节故事装扮发展而来，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比较成熟的优戏形式——杂剧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当南渡的宋室把高度发展的汴京杂剧带来之后，随即刺激了戏文的走向成熟和进入兴盛期，故而徐渭说它“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同上）。戏文的演出体制和音乐体制都不同于宋杂剧，它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诗、歌、舞的综合舞台形式来表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比较复杂的场景，在它的舞台表演里，歌唱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它的音乐结构已经形成规范，能够把大量的曲牌组织在众多的套数里，共同连接成一个长篇的音乐作品，它的表演也已形成一定的程式。例如人物的上下场要念上下场诗，角色分行当，包括生、旦、外、贴、丑、净、末，各行当都有自己的表演特色等。戏文的内容多为生旦爱情戏，这在文物形象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北方的杂剧在金朝百余年间的发展，受到北方民间诸种演唱艺术特别是诸宫调的直接影响，逐渐摆脱了大曲的音乐体制，朝向结构谨严的多宫调体系迈进，最终形成了北曲杂剧。这个变更的临界点，历史没有留下足够的证实材料，至少在金末元初，大约在12～13世纪之间，成熟的北曲杂剧已经出现了。与从宋人词调和当地民间小曲中升华为戏文唱腔的南曲不同，北曲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套数长期传唱到为杂剧唱腔所利用的过程。北曲来源最初是北宋都城汴京以及中原一带的各种小唱、说唱曲调，后来吸收了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曲调和乐器，渐渐演变而成。在诸多演唱艺术种类中，北曲杂剧主要受到两种曲牌联套音乐体制的影响，即大曲和诸宫调，这些套曲联唱在民间长期演唱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音乐体制方面的固定格律，因此当北曲杂剧一旦把它们吸收为自己的音乐主体，便形成与南曲戏文迥异的一套严格曲律规定，从曲牌联套到韵脚平仄，都有固定的要求。这使得晚出的北曲比早出的南曲在音乐体制上更加成熟而文人化。

元泰定元年（1324年）绘制的忠都秀壁画，则是成熟的北曲杂剧的演出形象。后排乐队列于“神〓”、“帐额”前面，大鼓置于上场门处，乐工皆立于作场人身后伴奏。这种伴奏方式，形成了中国戏曲600年来的传统规则。其前排演员居中者，为主唱角色正末，在整个舞台画面中占据了最为突出的地位，其余演员皆如众星捧月一般将其环绕。

南戏文和北杂剧都具备了比较大的结构体制，适宜于在舞台上展现较长而复杂的人生场景，其音乐和表演手段也都已经进入程式化组合阶段，这些都标示着中国戏曲的正式形成。
南曲戏文兴起于温州，受其吴语方言的限制，长期流行于东南一隅，后来传到福建，在南宋中期也进入杭州。至于北半部中国民间所盛行的北曲杂剧，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元代灭宋以前，北曲杂剧的盛行区域已经遍布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一带。1279年以后，随着元蒙军事和政治力量势如破竹地南下，北曲杂剧迅速推进到南方，最初沿着今称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传布到江、浙一带，占领了南宋旧都杭州，继而扩及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