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百戏
带有宗教图腾色彩的原始祭祀乐舞,启迪了人们的戏剧观念。当这种乐舞的宗教巫术性质日趋淡化,以人为中心的娱乐审美观逐渐滋长后,就向纯表演性的初级戏剧靠近了。
先秦时期先由巫祭歌舞里分化出了女乐,又因为日常娱乐的需要形成了优的职业,随后,在女乐和优人的歌舞表演中逐渐产生了初级的戏剧形态。女乐以表演歌舞为职业,其出现时间不晚于三代,据说夏桀宫中已经有大量的女乐艺人,《管子·轻重甲》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优人则是氏族社会里所分化出来以娱乐贵族为专门职业身处贫贱等级的人物。先秦时期对女乐和优人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倡、俳、伶、侏儒、弄人等等。这些概念原本不太区分得开,如东晋·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优的含义为:“倡也。”而解释倡时则说:“乐也。”那么乐又是什么呢?是“五声八音总名”。原来优和倡都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表演为职业的。所以《史记·滑稽列传》说:“优孟,故楚之乐人也。”许慎又解释俳为:“戏也。”解释伶则说:“弄也。”弄的含义则是“玩也”。侏儒是矮人,常被用来充作优人而从事逗乐,如秦国著名优人旃就是矮人,《史记·滑稽列传》说:“优旃者,秦倡侏儒也。”所以侏儒一词常与优并用,如《管子·小匡》说:“倡优侏儒在前。”总括来说,优人通过表演来娱人,表演的内容以戏弄调笑和歌舞为主。
秦代以前优戏的戏剧化程度,今人缺乏认识。文献记载多从讽谏匡政的角度着眼,为我们留下一些优人谈谐机敏的文字,例如楚国优孟谏庄王的贱人贵马,秦国优旃谏始皇的扩苑囿、谏二世的漆城等。仅有一条文字,夸张描述优孟扮饰楚国已故丞相孙叔敖达到乱真程度的故事,但却由于搅乱了装扮与生活真实的界限而致不可信(见《史记·滑稽列传》)。即使所记录的确为事实,那也只是一种原型模仿,缺乏戏剧情境和结构。倒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一段描写值得重视:“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尽管文字仍不够清晰,但其中透露出以下信息:一,民间有习常的优戏表演(即所谓野人之乐);二,表演似乎像后世社火队伍那样交织于行进中;三,表演具有很大的艺术吸引力。只是表演的具体形式不明。不过一般看来,优戏在这一阶段还只处于低层次。
汉代优戏被归入散乐,最初名角抵戏,后来又称为百戏。百戏是伴随着秦汉崭新封建经济和文化高涨而兴盛的新兴表演艺术,它是汉代表演艺术的主体部分。百戏不是一种成形的、完整的、规范的艺术形式,而是混合了体育竞技、杂技魔术、杂耍游戏、歌舞装扮诸种表演于一炉的大杂烩,一种“俳优歌舞杂奏”。组成百戏的各个基本表演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和制约。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来进行一场表演。随便哪几种成分凑在一起,或多或少,都可以进行演出。这也是汉代百戏文物组合表现为自流性、随意性的原因。真正联系百戏各因子的纽带——把它们串组为一场统一演出的,是宴乐——在酒宴中进行娱目性的表演。宴乐为宴饮之乐,如《左传·文公四年》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就是这一类表演。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里常常见到浩大的宴乐百戏演出场面,正是其写照。
角抵戏的名称始见于秦,《史记·李斯列传》说:“(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东汉·应劭集解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东汉·文颖注曰:“案: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曰角抵也。”三者合观,知道角抵戏来源于战国时期的武备训练,秦时正式命名。梁·任昉《述异记》对于角抵戏的来源有不同解释,他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有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任昉根据当时冀州民间表演蚩尤戏的民俗和秦汉间关于蚩尤的神话立论,可说是追溯到了角抵戏更加久远的源头。冀州蚩尤戏的牛形装扮是上古图腾扮饰的遗留,牛为蚩尤氏的图腾,大概最初蚩尤戏就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模拟表演。蚩尤在神话里又是战神,所以到战国时代这种战争模拟表演就被用于武备训练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角抵表演图像还有专门扮作野兽形状的。
角抵戏以后发展为百戏,它的假形扮饰传统也被百戏继承。西汉时宫廷里面担任百戏演出的乐工里有一类被称作“象人”,他们的职责就是装扮各类假形。《汉书·礼仪志》说,宫廷乐府机构里设“常从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员三人”,三国·孟康对之加注说:“象人,若今戏虾鱼狮子者也。”三国·韦昭注曰:“著假面者也。”戴假面具,装扮虾鱼狮子一类的假形表演,在汉代画像石里有着形象的展示。
百戏中假形扮饰舞蹈这部分内容,把吉兽祥禽、仙女神人统统拉在一起,共同表现一个五彩缤纷、飘忽迷离的神话境界,增添了百戏演出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东汉·张衡《西京赋》描写西安的一场宫廷演出曰:“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前半,三国·薛综注曰:“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罴豹熊虎,皆为假头也。洪涯,三皇时伎人,倡家托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唐·李善注曰:“女、洪,娥皇女英也。”这是集中了神话传说里众多的仙人神兽而进行的一场假形扮饰表演,这些神人仙兽多有各自的故事,或许表演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展现。后半《东海黄公》则描写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角斗故事。《西京杂记》里讲到了这个故事的本事来源:“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东海黄公》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从黄公能念咒制服老虎起始,以黄公年老酗酒法术失灵而为虎所杀结束。有两个演员按照预定的情节发展线进行表演,其中如果有对话一定是代言体,它已经满足了戏剧的基本要求,成为中国戏剧史上首次见于记录的一场完整戏剧表演。
汉代角抵百戏中还有一类歌舞小戏,展示了片断的戏剧情节。今人在《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里可以找到一则汉代的《公莫舞》歌词,经过杨公骥等先生的索解和研究,确定其内容为一出表现男女爱情的歌舞小戏,表演形式是巾舞。在汉代的出土文物里时常可以见到男女巾舞表演的形象,应该即是其舞台场景。与这类巾舞小戏类似的还有盘舞等,最具特点的是河南荥阳县河王水库东汉墓出土的两座陶楼上的彩画。二楼形制一致,在两座陶楼的前壁上各绘一幅色彩艳丽的男女表演图。其一画一位裸脊男优追逐戏弄一位舞女,女子迅疾逃避、踏盘腾跃、长袖翻飞。另一图,两人位置颠倒过来,舞女呼天抢地、飞身相扑,男优则仓惶回顾、踉跄奔逃。很明显,这两幅图景展现了一个简单的人世故事,具备了一定的冲突,其结构接近于《东海黄公》,有起始有结局,按照一个事先约定的线索发展。这显然是从世俗生活里提取情节的歌舞小戏表演,当然其中吸收了盘舞的成分。这些表演都带有角抵戏的痕迹,又是后世《踏摇娘》、《苏中郎》一类歌舞小戏的滥觞。
汉代以后,魏晋六朝一直到隋,历代朝廷都增加百戏表演的项目,使之在北齐时超过了百余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百戏”。但其内容却日益增添了杂技色彩,其中的优戏和歌舞戏尽管逐渐走向成熟,但要到唐代以后才重新抬头并取得大的进展。
先秦时期先由巫祭歌舞里分化出了女乐,又因为日常娱乐的需要形成了优的职业,随后,在女乐和优人的歌舞表演中逐渐产生了初级的戏剧形态。女乐以表演歌舞为职业,其出现时间不晚于三代,据说夏桀宫中已经有大量的女乐艺人,《管子·轻重甲》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优人则是氏族社会里所分化出来以娱乐贵族为专门职业身处贫贱等级的人物。先秦时期对女乐和优人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倡、俳、伶、侏儒、弄人等等。这些概念原本不太区分得开,如东晋·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优的含义为:“倡也。”而解释倡时则说:“乐也。”那么乐又是什么呢?是“五声八音总名”。原来优和倡都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表演为职业的。所以《史记·滑稽列传》说:“优孟,故楚之乐人也。”许慎又解释俳为:“戏也。”解释伶则说:“弄也。”弄的含义则是“玩也”。侏儒是矮人,常被用来充作优人而从事逗乐,如秦国著名优人旃就是矮人,《史记·滑稽列传》说:“优旃者,秦倡侏儒也。”所以侏儒一词常与优并用,如《管子·小匡》说:“倡优侏儒在前。”总括来说,优人通过表演来娱人,表演的内容以戏弄调笑和歌舞为主。
秦代以前优戏的戏剧化程度,今人缺乏认识。文献记载多从讽谏匡政的角度着眼,为我们留下一些优人谈谐机敏的文字,例如楚国优孟谏庄王的贱人贵马,秦国优旃谏始皇的扩苑囿、谏二世的漆城等。仅有一条文字,夸张描述优孟扮饰楚国已故丞相孙叔敖达到乱真程度的故事,但却由于搅乱了装扮与生活真实的界限而致不可信(见《史记·滑稽列传》)。即使所记录的确为事实,那也只是一种原型模仿,缺乏戏剧情境和结构。倒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一段描写值得重视:“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尽管文字仍不够清晰,但其中透露出以下信息:一,民间有习常的优戏表演(即所谓野人之乐);二,表演似乎像后世社火队伍那样交织于行进中;三,表演具有很大的艺术吸引力。只是表演的具体形式不明。不过一般看来,优戏在这一阶段还只处于低层次。
汉代优戏被归入散乐,最初名角抵戏,后来又称为百戏。百戏是伴随着秦汉崭新封建经济和文化高涨而兴盛的新兴表演艺术,它是汉代表演艺术的主体部分。百戏不是一种成形的、完整的、规范的艺术形式,而是混合了体育竞技、杂技魔术、杂耍游戏、歌舞装扮诸种表演于一炉的大杂烩,一种“俳优歌舞杂奏”。组成百戏的各个基本表演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和制约。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来进行一场表演。随便哪几种成分凑在一起,或多或少,都可以进行演出。这也是汉代百戏文物组合表现为自流性、随意性的原因。真正联系百戏各因子的纽带——把它们串组为一场统一演出的,是宴乐——在酒宴中进行娱目性的表演。宴乐为宴饮之乐,如《左传·文公四年》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就是这一类表演。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里常常见到浩大的宴乐百戏演出场面,正是其写照。
角抵戏的名称始见于秦,《史记·李斯列传》说:“(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东汉·应劭集解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东汉·文颖注曰:“案: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曰角抵也。”三者合观,知道角抵戏来源于战国时期的武备训练,秦时正式命名。梁·任昉《述异记》对于角抵戏的来源有不同解释,他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有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任昉根据当时冀州民间表演蚩尤戏的民俗和秦汉间关于蚩尤的神话立论,可说是追溯到了角抵戏更加久远的源头。冀州蚩尤戏的牛形装扮是上古图腾扮饰的遗留,牛为蚩尤氏的图腾,大概最初蚩尤戏就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模拟表演。蚩尤在神话里又是战神,所以到战国时代这种战争模拟表演就被用于武备训练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角抵表演图像还有专门扮作野兽形状的。
角抵戏以后发展为百戏,它的假形扮饰传统也被百戏继承。西汉时宫廷里面担任百戏演出的乐工里有一类被称作“象人”,他们的职责就是装扮各类假形。《汉书·礼仪志》说,宫廷乐府机构里设“常从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员三人”,三国·孟康对之加注说:“象人,若今戏虾鱼狮子者也。”三国·韦昭注曰:“著假面者也。”戴假面具,装扮虾鱼狮子一类的假形表演,在汉代画像石里有着形象的展示。
百戏中假形扮饰舞蹈这部分内容,把吉兽祥禽、仙女神人统统拉在一起,共同表现一个五彩缤纷、飘忽迷离的神话境界,增添了百戏演出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东汉·张衡《西京赋》描写西安的一场宫廷演出曰:“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前半,三国·薛综注曰:“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罴豹熊虎,皆为假头也。洪涯,三皇时伎人,倡家托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唐·李善注曰:“女、洪,娥皇女英也。”这是集中了神话传说里众多的仙人神兽而进行的一场假形扮饰表演,这些神人仙兽多有各自的故事,或许表演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展现。后半《东海黄公》则描写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角斗故事。《西京杂记》里讲到了这个故事的本事来源:“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东海黄公》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从黄公能念咒制服老虎起始,以黄公年老酗酒法术失灵而为虎所杀结束。有两个演员按照预定的情节发展线进行表演,其中如果有对话一定是代言体,它已经满足了戏剧的基本要求,成为中国戏剧史上首次见于记录的一场完整戏剧表演。
汉代角抵百戏中还有一类歌舞小戏,展示了片断的戏剧情节。今人在《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里可以找到一则汉代的《公莫舞》歌词,经过杨公骥等先生的索解和研究,确定其内容为一出表现男女爱情的歌舞小戏,表演形式是巾舞。在汉代的出土文物里时常可以见到男女巾舞表演的形象,应该即是其舞台场景。与这类巾舞小戏类似的还有盘舞等,最具特点的是河南荥阳县河王水库东汉墓出土的两座陶楼上的彩画。二楼形制一致,在两座陶楼的前壁上各绘一幅色彩艳丽的男女表演图。其一画一位裸脊男优追逐戏弄一位舞女,女子迅疾逃避、踏盘腾跃、长袖翻飞。另一图,两人位置颠倒过来,舞女呼天抢地、飞身相扑,男优则仓惶回顾、踉跄奔逃。很明显,这两幅图景展现了一个简单的人世故事,具备了一定的冲突,其结构接近于《东海黄公》,有起始有结局,按照一个事先约定的线索发展。这显然是从世俗生活里提取情节的歌舞小戏表演,当然其中吸收了盘舞的成分。这些表演都带有角抵戏的痕迹,又是后世《踏摇娘》、《苏中郎》一类歌舞小戏的滥觞。
汉代以后,魏晋六朝一直到隋,历代朝廷都增加百戏表演的项目,使之在北齐时超过了百余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百戏”。但其内容却日益增添了杂技色彩,其中的优戏和歌舞戏尽管逐渐走向成熟,但要到唐代以后才重新抬头并取得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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